古今嬗變風雲激蕩，歷史長河奔流不息。有一部中華古老典籍，穿越歲月的烽煙，至今依舊閃爍着智慧的光芒，這便是《左氏春秋》。昔年孔子作《春秋》，“一字褒貶，微言大義”，司馬遷在《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中稱：“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此書歷經滄桑，至今光照千秋，成為傑士英雄智慧與力量的無盡源泉。
明燈古卷：喚醒沉睡的智慧
話説那個砸缸的司馬光，幼時啟蒙，其父令其讀四書五經，終不得其意，久而貽學。“光生七歲，凜然如成人，聞講《左氏春秋》，愛之，退為家人講，即了其大指。自是手不釋書，至不知饑渴寒暑”（宋史·司馬光傳）。一個厭學的七歲的孩童，在窗外聽到老師講《左傳》。瞬間被一道智慧之光擊中，從此“手不釋書”，甚至達到了廢寢忘食的境界。這不僅是一個神童的故事，更是《左傳》本身魅力的一種體現——其敘事的生動、道理的深刻，能夠直達人心，喚醒沉睡的智慧。
更為人稱道的是，司馬光日後主編《資治通鑒》，其編纂體例與敘事方法，深得《左傳》遺風。他在《進書表》中自述：“專取關國家盛衰，係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為編年一書”，這種以史為鑒的思想，正與《左傳》一脈相承。元代胡三省評價《資治通鑒》曰：“《通鑒》之作，實左氏之流亞也。”可見《左傳》智慧的生命力，能夠在後世繼續發芽生根，開花結果。
沙場點兵：兵機謀略的錦囊
《左傳》一書，記載了大量戰爭場面，其中蘊含的軍事智慧，成為後世將帥取之不盡的寶藏。北宋名將狄青的經歷，尤為典型。《宋史·狄青傳》載：范仲淹以《左氏春秋》授之曰：“將不知古今，匹夫勇爾。”青折節讀書，悉通秦、漢以來將帥兵法，由是益知名。
狄青本是一介武夫，憑勇力累遷至涇原路都監，相當於現在的軍分區參謀長吧。然而范仲淹的教誨讓他幡然醒悟：為將者若不通古今，不過是一介匹夫之勇。於是他發奮研讀《左傳》，從中領悟兵機謀略，終成一代名將。他在西北與西夏作戰時，“臨敵被發，帶銅面具，&&賊中，皆披靡莫敢當”，後平定儂智高之亂，更是“出奇制勝”，其用兵之道多得益於《左傳》所載戰例。
《左傳》所記城濮之戰中，先軫提出的“戰陣之間，不厭詐偽”；鄢陵之戰中，範文子強調的“惟聖人能內外無患”；乃至曹劌論戰中的“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這些軍事思想無不閃耀着謀略的智慧光芒。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在《讀通鑒論》中指出：“左氏之書，兵法之祖也。”可謂一語中的。
更令人稱奇的是，南宋抗金名將岳飛，同樣深受《左傳》熏陶。《宋史·岳飛傳》明確記載：“少負氣節，沈厚寡言，家貧力學，尤好《左氏春秋》、孫吳兵法。”岳飛能夠“運用之妙，存乎一心”，與其熟讀《左傳》密不可分。他在郾城大戰中指揮背嵬軍大破金軍鐵浮屠，其戰術運用令人想起《左傳》中記載的許多以少勝多的戰例。
縱橫捭闔：外交實戰的寶庫
《左傳》不僅是一部兵書，更是一部外交寶典。其中記載了大量的外交辭令和策略，展現了春秋時期各國外交的智慧。《左傳·襄公二十五年》記載了鄭國子産應對晉國責難的精彩一幕：
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衰。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子産面對強晉的責難，既不卑不亢，又據理力爭，最終使晉人無言以對。這種外交智慧，對後世影響深遠。唐代宰相杜預在《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序》中讚嘆：“左氏之富，艷而富，其失也巫；然其文辭之勝，道理之明，千古無雙。”
蘇軾在《東坡志林》中曾言：“讀《左傳》如觀棋，雖不能盡解其意，然覺其間應對有方，進退有度。”一句話道出了《左傳》外交智慧的精髓——如同下棋一般，每一步都要深思熟慮，既要顧及眼前利益，又要着眼長遠大局。
明代張居正為幼年萬曆皇帝講授《左傳》時，特別注重其中的外交智慧。他在《講解〈左傳〉》中指出：“春秋之時，列國交爭，使臣往來，辭令之美，應對之工，皆足為後世法。”張居正本人後來能夠推行改革，周旋於各種政治力量之間，恐怕也得益於對《左傳》外交智慧的領悟。
修身立命：道德人格的楷模
《左傳》強調“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其中將“立德”置於首位，可見其對道德修養的重視。《左傳·襄公二十四年》記載：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對曰：“豹聞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
這一思想成為後世士人終身追求的目標。三國時期諸葛亮在《誡子書》中教導兒子“非淡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這種修身思想與《左傳》一脈相承。
更令人感動的是《左傳》中記載的許多忠臣義士的事跡。如齊國晏嬰，《左傳·昭公三年》記載他拒絕更宅的故事：“晏子如晉，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乃毀之而為裏室，皆如其舊。”晏嬰身為齊國宰相，卻始終保持儉樸作風，這種品格令人敬佩。
北宋范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胸懷，無疑也受到《左傳》中這些賢臣的影響。他在《奏上時務書》中直言：“臣聞《左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然臣以為國之大事，在養士與恤民。”這種以民為本的思想，既源於《左傳》，又超越了《左傳》。
文章典範：文學藝術的高峰
《左傳》不僅思想深刻，其文學價值同樣令人嘆為觀止。唐代韓愈在《進學解》中推崇《左傳》的文章：“《春秋》謹嚴，《左氏》浮誇。”這裡的“浮誇”並非貶義，而是指文章鋪張揚厲，文采斐然。
清代文學家劉熙載在《藝概》中評價：“左氏敘事，紛者整之，孤者輔之，板者活之，直者婉之，俗者雅之，枯者腴之。剪裁運化之方，斯為大備。”這段評語精準地概括了《左傳》的文學成就。
蘇軾在《與謝民師推官書》中更是直言：“讀《左傳》如觀史，讀《史記》如觀劇。”這句話生動地説明了《左傳》敘事的生動性和藝術性。事實上，蘇軾本人的文章之所以能夠“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所不可不止”，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對《左傳》文章的學習和借鑒。
明代歸有光在《文章指南》中指出：“左氏之文，語有盡而意無窮，如龍潛深淵，只見其首不見其尾。”這種含蓄蘊藉的藝術特色，成為後世文人追求的至高境界。
《左傳》的智慧之所以能夠跨越千年仍然鮮活，在於它揭示的是人性的普遍規律和社會發展的基本道理。王夫之在《讀通鑒論》中説：“讀左氏之書，知古今之變，明得失之跡。”
清乾隆年間編纂《四庫全書》時，紀昀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評價《左傳》：“其文宏富，其才博雅，其識精微，其義正大。自漢以來，學者莫不鑽仰。”這説明直到清代，《左傳》仍然被學者奉為經典。
縱觀歷史長河，從司馬光的史學巨著，到狄青、岳飛的軍事實踐；從蘇軾的文學創作，到張居正的政治改革；乃至近代梁啟超的思想啟蒙，無處不閃現着《左傳》智慧的光芒。
這部誕生於兩千多年前的經典，之所以能夠保持驚人的威力，正是因為它所蘊含的智慧超越了具體的時空限制，直指人性的本質和社會的規律。它告訴我們：歷史雖會變遷，但智慧永恒；形式雖會改變，但道理常新。
當我們今天重新翻開《左傳》，依然能夠感受到那種穿越時空的思想震撼。當海量信息如潮水般湧來的今天，當各種短視頻在麻木我們的神經的時候，我們靜在在燈光之下，仔細品讀一兩頁《左傳》，何不是一種超級享受呢。（劉軍，玉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