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着持續的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將全球經濟推向‘去全球化’方向，北歐國家這些小型開放型經濟體也面臨着嚴峻挑戰。”瑞典哥德堡大學教授費爾曼在談及以高稅收、高福利為特點的“北歐模式”時這樣説道。俄烏衝突爆發後，歐洲能源價格飆升、高利率、通貨膨脹、債務危機都在推動“北歐模式”的調整。何為“北歐模式”？它的延續正面臨着哪些挑戰？北歐國家集體“向右轉”，會最終走向何方？有專家對《環球時報》記者&&，北歐國家的轉變加劇了俄羅斯與北約之間的對抗，而右翼勢力對本國現實利益的考慮也會為未來北歐國家對烏克蘭問題的立場帶來不確定性。
北歐五國紛紛轉向
據歐洲新聞網4日報道，一名反穆斯林活動者上周日在瑞典第三大城市馬爾默焚燒《古蘭經》，隨後引發暴力騷亂。過去幾個月內瑞典已發生多起類似事件，造成瑞典和中東國家間的外交緊張局勢。法新社稱，馬爾默近半數人口是移民或來自移民家庭，那裏“幾乎每天都會發生槍擊和爆炸事件”。瑞典前首相安德森曾&&，瑞典接納的大量移民未能融入社會，從而助長了仇恨和幫派犯罪。據瑞典廣播公司報道，瑞典新任移民部長敏達馬爾將於9月18日就任，她將進一步收緊移民政策。
旅居瑞典20多年的陳先生告訴《環球時報》記者，瑞典近年來治安狀況惡化，不少瑞典人的安全感逐年下降。陳先生認為，這與政府為節省財政開支採取撤銷警察局、裁減警力等措施有關。此外，瑞典的醫療服務水平也在縮水，瑞典醫療正面臨人口老齡化、醫護人員短缺、醫療資源分配不均等挑戰。
並非只有瑞典面臨維持社會福利的挑戰，在芬蘭也有類似情況。據芬蘭廣播公司報道，芬蘭總理奧爾波擬在4年任期內削減60億歐元（約合471億元人民幣）的政府預算，並計劃將享受基本社會保障援助的人數減少一半。政府希望減少人們對社會援助的依賴，以應對長期居高不下的失業率。
這些變化和挑戰受到北歐學者的重視。瑞典哥德堡大學教授費爾曼認為，雖然北歐五國（包括丹麥、挪威、瑞典、芬蘭和冰島——編者注）並非完全相同，但其發展模式之間存在共性：均為小型開放型市場經濟體；成功整合了市場經濟與龐大的福利體系；建立了穩定的民主制度；腐敗程度較低等。
如今，不僅“北歐模式”在轉變，北歐國家政治轉向也很明顯。《歐洲時報》評論稱，極右勢力正在北歐崛起。去年10月，瑞典右翼政黨聯盟組建少數派聯合政府，並與極右翼的瑞典民主黨簽署合作協議，以換取該黨支持。今年4月芬蘭新上&的右翼聯合政府在集體談判、為被解僱員工提供保護等政策上與工會立場相悖，引發工會極大不滿。有分析稱，若這些政策得以實施，芬蘭將進一步遠離北歐國家長期奉行的以社會共識為基礎的政策導向。美國《華盛頓郵報》報道稱，極右翼思想在丹麥已蓬勃發展。在丹麥去年的大選中，左、右、中間派政黨組成聯合政府，打破了該國長期以來左右翼對立的慣例。
此外，曾長期堅持中立政策的瑞典和芬蘭在俄烏衝突爆發後開始與美西方及北約越走越近，這些國家過去堅持“武裝中立”的立場，而現在卻不斷為烏克蘭提供軍事援助。芬蘭即將批准對烏克蘭的第18輪軍事支持，丹麥首相和挪威首相分別於8月21日和25日宣布向烏克蘭捐贈F-16戰機，瑞典政府8月向烏克蘭提出新的總價值約為34億瑞典克朗（約合22.4億元人民幣）的支持計劃。
當地時間2023年8月25日，瑞典哈普松德，瑞典首相烏爾夫·克裏斯特松與芬蘭總理彼得裏·奧爾波就兩國防務合作等問題舉行會談。（視覺中國）
經濟困難讓北歐走向“親商業”
“北歐模式”的初步探索可追溯到19世紀末期，當時因受到工業化大發展和19世紀80年代俾斯麥的大規模社保計劃的影響，北歐地區開始推出大型社會保險法，並在此後不斷改革和完善。
北歐經濟在世紀之交時得到較快發展，愛立信、諾基亞等企業走向美洲、歐洲和亞洲市場。不過，美國《國家評論》雜誌2016年發文稱，北歐國家“正在拋棄‘北歐模式’”。據報道，北歐國家的初次轉變始於冷戰時期，身處兩大經濟集團中間使其經歷了金融危機，被迫實施新自由主義政策，採取私有化、削減公共福利、向市場購買福利等措施，北歐社會自此開始具備一些“萊茵模式”和“英美模式”的色彩。
斯德哥爾摩大學的一份報告顯示，在國際金融危機的衝擊下，2009年，瑞典、丹麥、芬蘭、挪威、冰島的GDP分別萎縮5.2%、4.9%、8.3%、1.7%和6.8%，冰島成為首個陷入主權債務危機的國家。此後的歐洲難民危機也使一些北歐國家出現就業難、養老難、社會不公加劇等問題，由此産生的降低成本的需求促使它們作出更“親商業”的決策。
有分析認為，俄烏衝突爆發後“北歐模式”的轉變比國際金融危機時期的轉變程度更深。目前的高利率、通貨膨脹、歐洲債務危機都在推動北歐國家政府對社會保障和勞動力市場進行改革。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歐洲研究所學者董一凡對《環球時報》記者&&，經濟上北歐國家高度依賴世界市場，因此疫情和對俄經貿關係中斷對其經濟造成重創。過去北歐國家的經濟模式憑藉充沛的發展資源和較少的人口來支撐，但如今它們的一些産業技術等優勢在減弱，社會福利自然受到影響。不過，北歐國家強大的市場競爭能力依然存在，所以倒向美西方能夠幫助其獲得在能源安全和經濟貿易上的補償。
許多移民也為持反移民觀點的極右翼政黨投票
在當前歐洲周邊安全形勢惡化的情況下，移民和難民涌入北歐，造成了本土居民和外來居民在經濟福利、文化宗教等方面的矛盾，尤其在瑞典最為典型。
移民問題在2015年歐洲難民危機後成為瑞典國內熱點問題。瑞典政府去年&&，俄烏衝突導致歐洲“經歷了二戰以來規模最大、發展最快的難民危機”。
據歐洲移民信息網報道，瑞典是歐洲接收移民最多的國家之一。2020年，瑞典移民人口占總人口的19.8%。
在去年9月的瑞典議會選舉後，法新社報道稱，對犯罪率飆升的擔憂使瑞典極右翼大本營的選民“團結在一起”。一位居住在瑞典的伊拉克移民&&，“人們對燒車、搶劫等情況感到厭倦”，甚至他的很多朋友自己就是移民，但同樣因移民問題帶來的社會問題感到苦惱，甚至也為持反移民觀點的極右翼政黨投票。
除社會安全外，一些瑞典人對移民的數量和質量&&擔憂，認為移民可能威脅到瑞典的傳統文化、價值觀和社會秩序。據歐洲保守網報道，瑞典右翼保守派基督教民主黨人阿克松説：“右翼保守派重視傳統、家庭和社區，強調穩定性而非個人主義，不搞那些結果不確定的社會實驗。”瑞典移民部長斯滕爾加德&&，近年來移民數量驟增，加之社會融合不力，導致瑞典社會排斥現象突出。
不少瑞典人仍對“入約”感到“莫名其妙”
美國《民族》雜誌分析稱，雖然瑞典和芬蘭自1994年加入北約的“和平夥伴關係計劃”起就開始與北約合作，但兩國始終沒有正式“入約”，並認為“北歐模式”與加入北約的做法格格不入。俄烏衝突改變了這種觀點。按照規程，北約吸收新成員須經過北約所有成員國一致同意。去年5月，瑞典和芬蘭正式申請加入北約。今年4月，芬蘭正式“入約”。但瑞典極右翼政黨“強硬路線”在該國多地組織反伊斯蘭教集會等事件引發土耳其政府不滿，土方因而拒絕批准瑞典的申請。不過，瑞典外交大臣近日&&，他仍對土議會10月復會後批准瑞典“入約”懷有希望，因為土政府在7月北約峰會期間已作出相關承諾。
有分析認為，丹麥、挪威、冰島是3個最初的北約成員國，在安全上一直更加貼近以北約為旗幟的地緣政治對抗。以丹麥為例，即使該國政府2021年確立了“零庇護申請”的目標，並在移民問題上採取強硬立場，如撤銷敘利亞難民居留許可、尋求在所謂“夥伴國”設立庇護中心等，但卻立法為3萬多名烏克蘭難民提供庇護。
上海社會科學院國際問題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嚴驍驍告訴《環球時報》記者，俄烏衝突是瑞典和芬蘭放棄中立轉而尋求加入北約的直接原因，地緣政治威脅使北歐國家過去的安全觀念和安全環境受到較大衝擊。此外，由於瑞典和芬蘭是歐盟成員國，所以歐盟對華政策的“三分法”轉向（即將中國視為合作夥伴、競爭者和制度性對手——編者注）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瑞典和芬蘭對中國的看法，從而加強了與美國在大西洋聯盟內的政策協調，特別是在信息安全、産業鏈安全、投資安全等問題上。
據《環球時報》記者了解，不少瑞典人仍對瑞典去年申請加入北約的決定感到“莫名其妙”。瑞典許多人對加入北約持有負面或懷疑的態度，認為這會損害瑞典的主權和中立性，也會激化與俄羅斯的對抗。而持讚同觀點的人則認為，如果瑞典成為北歐國家中唯一沒有加入北約的國家，那麼在安全上可能會被邊緣化，在外交上也將失去與芬蘭的平衡或自身影響力。
北大西洋理事會網站發文稱，目前西方國家在軍援烏克蘭的問題上出現了兩派。一派是波羅的海國家、北歐國家和東歐國家，它們在地理位置上與俄羅斯更近，將烏克蘭視作擋在俄羅斯和其他歐洲國家之間的“保護傘”，它們認為只有徹底擊敗俄羅斯，才能使其與“鄰國和整個歐洲和諧發展”。瑞典國際發展部國務秘書曾&&：“援烏的成本看起來很高，但不抵制俄羅斯的成本將更高。”另一派是德國、法國、南歐國家及美國，它們力求避免“無法控制的局勢升級”，俄羅斯駐柏林辦事處負責人&&，西方國家對烏分批運送先進武器，並附加使用條件，這種有條件的支持旨在避免俄羅斯與北約之間升級為直接戰爭。
英國廣播公司分析稱，1939年爆發的蘇芬戰爭最終讓芬蘭用10%的領土換取自身獨立，因此對於許多芬蘭人來説，俄烏衝突帶來了一種“難以忘懷的熟悉感”，芬蘭人擔心類似的事情會發生在自己身上。
“加強內部團結是北歐國家應對各類危機的方法”
美國《華盛頓郵報》報道稱，瑞典、芬蘭加入北約後，將改變歐洲安全格局。有分析認為，北歐國家對俄羅斯在地緣上的戰略緩衝作用將大大下降，未來尤其是在高緯度地區，會呈現兩極分化態勢：美國、加拿大和北歐五國為一極，俄羅斯和其他一些國家為另一極。
董一凡也認為，北歐國家的轉變加劇了俄羅斯與北約之間的對抗。在此過程中，北歐國家一方面要加強自身防務投入，另一方面又要對抗通脹危機，作為一個依賴外部市場的經濟體系，它們的經濟發展前景並不樂觀，而未來這種增長和收入的不匹配，也會投射出更深的社會矛盾，進而影響政治穩定性。當危機發生後，各政黨為吸引選民勢必要在政治立場上更加極端，這將導致各政黨間難以達成妥協。
不過，遼寧大學國際經濟政治學院副教授岳鵬對《環球時報》記者&&，“北歐模式”是北歐人民對維京海盜時期團隊合作與財富分享文化的沿襲，雖然其形式在不斷調整，但北歐人重視平等、信任和合作的內核短期內不會改變。而且，右翼勢力上&後會更多考慮本國現實利益，所以未來北歐國家對烏克蘭問題的立場可能出現不確定性。加強內部團結是北歐國家應對各類危機的方法，只有這樣，北歐國家才能在綠色轉型、北極地區開發等涉及其切身利益的重要議題上發揮更大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