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12月，畢節街上的人明顯少了。彝族年的喜慶勁兒和冷空氣一起翻過烏蒙山，拜訪這片西南腹地。
每家每戶都要把火塘燒旺，煮新年粑，村裏會擺上長桌宴，表演彝族古戲撮泰吉，盡情地、熱熱鬧鬧地團聚，“玩年”。然後，當一切安靜下來，畢摩們開始祭祀。他們把祭牲白公雞的羽毛粘在文獻封面上，敬獻代表知識神、智慧神的彝文文獻，意味着“世間知識大，君王居其次”。
這些文獻中的古彝文，歷經幾千年的傳抄，被叫“韙書”，也稱“爨文”“倮文”，纖細、象形的線條仍然基本保持着初創形態，被語言學家周有光稱作“今天唯一有法定地位的中國少數民族‘自源’創造的傳統文字”。
為了讓它們被更多人看到，70年前，這個窮到被形容為中國“貧困的鍋底”的地方，成立了全國唯一一個以整理翻譯彝文文獻為專門事業的機構。彝文古籍比翻譯它們的人先一步越過重山，又越過重洋。2023年“貴州畢節彝族古文字檔案”列入申報《世界記憶名錄》“世界級文化品牌”的備選項目。
可就算在今天，想找到這裡依然不容易。飛機降落於群山之中，導航到一個老小區，穿過炸洋芋、菜豆腐和裁縫店，看到一扇貼着對聯的防盜門。對聯是用古彝文寫的，橫批上的一塊牌子刻了幾個小字——貴州省畢節市彝文文獻翻譯研究中心（下稱畢節彝文翻譯中心）。
房子是小區以前的售樓處，辦公室很小，側着身才能穿過桌子和墻之間的過道。最大一間留給了20個樟木書櫃，裏面存放着660多冊彝文古籍。或者説，存放了彝族的歷史、哲學、曆法、醫理、文學，他們理解世界的目光，人類故事的另一種講述方式，和中華文明的起源發展。
烏蒙山深處
1952年，中央訪問團訪問當時的貴州大定縣（今畢節大方縣）時，彝家獻上一面彝文錦旗，無奈天書一樣的文字難倒了眾人。
著名語言學家馬學良從上世紀40年代開始研究古彝文，他認為“倮文之歷史似不至再晚於後漢”。
但是，信息閉塞、囿於險阻，市面上很難見到這種古文字的蹤影。這位新中國民族語言文學學科的創建者第一次看到彝文，是在法國傳教士鄧明德編寫的《撒尼法倮字典》上，他生發出強烈的興趣，轉身卻發現資料寥寥。
他很快注意到，即使是這些僅有的記錄彝文的資料也“大多有字無文”。直到1936年，地質學家丁文江與貴州大定的羅文筆合作翻譯的《爨文叢刻》出版，“中外學者才知道彝族有豐富的古籍，而且對研究人文科學有重要的價值”。
畢節和六盤水是貴州彝族主要聚居區，畢節兩個字就來自彝語音譯，意思是“由畢摩做主的邑落”。彝族先民在這裡建立的水西和烏撒等地方政權存續千年，也讓貴州成為全國彝文古籍數量最多的地方之一。
上世紀30年代，丁文江在這裡進行地質考察時偶然蒐集到一些彝族古書，本想找一位“能讀經典”的彝族師傅翻譯，對方卻不懂漢文，聽説羅文筆彝漢文皆通，慕名尋來。三年之後《爨文叢刻》完成，成為第一部經過科學翻譯的對外介紹彝文古籍的叢書。可就在出版當年，丁文江在考察中因煤氣中毒逝世，古老文字的面紗才掀一角就戛然而止了。
今天回想起來，羅德顯已經“不能想象那時的翻譯有多難”。“不是能説彝語就能看懂古彝文，古彝文相當於文言文，解釋清楚需要深厚的學識。”這位畢節彝文翻譯中心譯審告訴記者，在彝文的發展過程中，因為各種原因，異體字、變體字特別豐富，字符和釋義“一對多、多對一”是常態。“翻譯古彝文還要熟悉古漢語，要懂彝族歷史、社會風俗等大量知識。”
幾千年來，彝族古文字的使用者和傳承者主要是畢摩，畢摩往往傳內不傳外。普通彝族百姓只會説彝語，不識字。這讓古彝文的保護、傳承、釋讀變得困難重重。
那面彝文錦旗一直“挂”在人心裏。1955年，時任畢節地區專員公署副專員的李倣堯決定，籌建一個專門從事彝文文獻翻譯的機構“畢節地區彝文翻譯組”。羅文筆的兒子羅國義和畢摩世家傳人王興友被請來主持工作。
民間收集來的一摞摞古書裏，一本長49.1厘米、寬31厘米的大開本吸引了他們的注意，扉頁用彝文寫着“哎哺啥額”四字，意為“乾坤氣象”。全書37萬字，系統記載彝族先民以清濁二氣生成萬物的宇宙觀及六祖分支遷徙歷史，涉及天文、曆法、醫藥、冶煉、工藝、畜牧、狩獵、農耕等方面，因內容之豐富、全面，得名《西南彝志》，油印刊出後引起國內外學術界的轟動，入選第一批全國古籍珍貴名錄。
很少有人知道，翻譯巨著的是兩位“臨時工”。九山半水半分田，畢節窮，很長一段時間，彝文翻譯組都是臨時機構，沒有正式編制和城鎮戶口，兩位先生要從老家背着糧食翻過幾道山，才能抵達書桌前。市面上沒有彝文工具書，更不用説參考資料，遇到不懂的只能到處求教。就是在這樣的條件下，到1966年的11年間，包括《西南彝志》在內的200多萬字彝文資料翻譯面世。
上世紀60年代，畢節彝文翻譯組被撤銷，翻譯工作者也被遣散回家，直到1977年經貴州省委批准恢復重建。
“那個時候懂古彝文的人已經越來越少，就像那個繩子快要斷了。”羅德顯説。
要把繩子接上。他們開始到處尋找彝文人才充實譯者隊伍，不論職業不論年齡，有人是小學老師，有人是公社會計，羅國義的侄子羅正仁進入翻譯組時已經年過半百，英語老師王運權剛剛退休，又在這裡辦了“入職”。
烏蒙山的深處，一間木板房就是辦公室，有人工資只有十幾元，沒有周末，春節回一次家。“他們根本沒有想自己的前途。”羅正仁的兒子羅顯仁記得，小時候家裏住的是土坯房，“外頭下大雨，屋頭下小雨”，苞米粑粑也吃不飽。
那時沒有彝文字釘，彝文古籍的排版印刷都靠手工繕寫。因為字寫得漂亮，羅正仁擔任了這個工作，6年時間手寫彝文近200萬字，工整俊逸，至今仍是模版。大年三十，年夜飯已經擺好，他還放不下筆。最終讓他離開書桌的是癌症，發現的時候已經是晚期了。他感到過胸口痛，為了不影響工作，就用桌角頂着。
羅正仁是祖父羅文筆帶大的。為了感謝羅文筆翻譯《爨文叢刻》，丁文江曾提出為他在政界謀一個職位，被羅文筆辭謝了。他只求丁文江一件事，請政府出資在自己的家鄉辦一所彝族學校，把彝文傳下去。
救書救人救學科
1983年，第一次全國少數民族古籍整理工作座談會召開，少數民族古籍保護、搶救、蒐集、整理、翻譯、出版、研究工作就此展開。指示從北京傳進烏蒙山，“救書、救人、救學科”。
就在那一年，羅德顯老家的公社組織了一個彝文培訓班，剛剛高中畢業的羅德顯因為“好奇”報了名，班上50多個學生，只有三位女生。跟絕大多數人一樣，她只會説彝語，認不得彝文，沒學多久“一下就入迷了”。那時她還不知道，自己正在創造歷史。
傳統彝族社會裏畢摩傳男不傳女，女性不能接受畢摩教育。她成為第一批向畢摩學習的女孩。
幾個月後畢節地區開辦首屆彝文師資培訓班，羅德顯追了過來。60多個中學畢業的年輕人一起念小學彝文教材。兩個月的培訓結束，大多數人回到家鄉開設了那片村寨的第一堂彝漢雙語課。
那本小學教材是陳大進編寫的。就在3年前他還看不懂這些蝌蚪一樣的字，在縣城閒逛時被翻譯組的名字吸引，直不棱登地走了進去。聽説他會講彝語，羅國義非常高興，放下手頭的工作，用一個下午帶他讀國際音標，臨走時還送他一本剛編好的《彝文字典》，鼓勵他自學彝文。陳大進沒有讓老師失望，很快成為遠近聞名的彝文青年骨幹，當時畢節地區的主要領導祿文斌把他調到彝文翻譯組，還漲了工資。
那時候不少縣區相繼開設古籍辦，有的乾脆就叫少數民族古籍文化搶救編譯室。羅德顯被招進畢節威寧縣的古籍辦。剛入職，她提着暖瓶幫前輩打水，領導看到發了很大的火，“我招你來不是讓你打水的，是讓你好好考中央民大，把彝語學下來！”
1982年，全國首屆彝族歷史文獻大專班在當時的中央民族學院開班，這是彝文古籍文獻第一次作為一門課在大學講授，羅國義、羅正仁等畢節翻譯組的先生先後受聘，站上北京的講&。
後來成為畢節彝文翻譯中心主任的王繼超是第一屆學生，為了考進來，他用20多天學了3000多個彝文字。許多人現在還記得他那本七八個本子釘在一起的自製字典。
幾年之後，羅德顯成為王繼超的師妹。剛畢業就被安排進老家的農業銀行，那是很多人羨慕的鐵飯碗，辦公室和宿舍都安排好了，她固執地不調檔案，非翻譯組不去。父親為此一週沒有和她講話。
遺憾的是，她始終沒有聽過羅國義的課。第一次見到先生已經是在醫院，70多歲的羅國義積勞成疾，羅德顯和陳大進同去探望。看到他們進來，住院10多天沒有開口説過話的羅國義，突然用彝語對陳大進説，“好好地教”，又轉頭對羅德顯説，“好好地學”。
“就這麼一句話，就讓我一輩子都要讀這個專業。一句話就像燈塔似的。”説起這段事，50多歲的羅德顯一下子哭了。
存世的彝文古籍70%是手抄孤本，一旦損毀丟失便無可挽回，只要有時間，大家就去收集古籍。找老畢摩，王繼超會背上錄音機和三五十斤酒，只有聊熟了才能把書借出來抄錄。羅顯仁到各處拓印石刻，崖壁、橋邊，最遠一塊在深山的墳墓裏。
救書不僅在書。祿文斌參與主持滇川黔桂四省區聯合組成的彝文古籍整理翻譯出版領導小組，四省區的專家、畢摩匯聚一處，他們從各地古籍中收集到82000多個彝文字跡。這是歷史上第一次對滇川黔桂四省區彝文字跡的全面收集，被“救”出來的字，奠基了此後一系列彝文工具書。
每個人都像在跟什麼賽跑。羅德顯記得，有一年，翻譯組決定把收集的古籍做一道整理，趁着老先生還在，盡快了解每部的內容。因為經費有限，20多人在一個月內讀完了600多冊古籍，大家在辦公室搭床，自己架鍋做飯。很多人是借調來的，沒有一分錢報酬，“但是都覺得這件事有意義”。
現任畢節彝文翻譯中心主任羅京平的宿舍就在王繼超辦公室的樓下，他記得，半夜兩三點醒來，樓上總是亮着。有人找王繼超談事，他一邊應和，手上敲字不停。
2009年，畢節地區彝文翻譯組更名為畢節地區彝文文獻翻譯研究中心，迄今整理翻譯彝文古籍100餘部、3000多萬字，包括被譽為“彝族古代百科全書”的《西南彝志》，收入《中國大百科全書》的《宇宙人文論》，45部入選《國家珍貴古籍名錄》。
完成一本古籍的翻譯，一年兩年都是很快的速度，王運權和王世舉承擔了《西南彝志》的第二次整理翻譯，歷時28年。為了一個字，兩位老先生經常在辦公室拍桌子，誰也不服誰。2001年王世舉去世，辦公室只剩下80多歲的王運權。他每天從家走到單位，安安靜靜地伏案一天，然後走回去。直到95歲走不動了，才把最後幾卷交給同事陳宗玉。
“只有兩個字——熱愛。彝文古籍你越是讀進去了越是不能自拔。古代到底寫了什麼，我們就想探索這個。”羅德顯説。
河圖洛書
如果回過頭看，彝族古籍並非一直湮沒無聞，它最著名的一次“出山”影響了後世上千年。
南宋紹熙四年（1193年），發願要厘清中國文化源頭的朱熹，委派給學生蔡元定一個重要的任務，入蜀訪圖。
他們要找的是相傳上古時代流傳下來的神秘圖案，河圖洛書。《易·係辭》記載：“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相傳伏羲氏受河圖洛書始作八卦，被視為中國哲學思想的源頭。
可是到底什麼是河圖洛書？先秦典籍中沒有明確的説法，漢地坊間傳説，“河圖”是龍馬銜出於黃河，“洛書”則由神龜背書出於洛水。
聽説蜀地可能有河圖洛書的蹤跡，蔡元定踏上艱險的蜀道，果然尋得三幅圖，後人推測他只將其中兩幅交給老師。朱熹在《周易本義》中首次將河圖洛書圖式列於卷首。
曾有人懷疑圖是偽造的，後世學者沿着路徑尋訪，發現這些圖同樣出現在彝文古籍《宇宙人文論》上。山川阻隔，讓這裡意外成為文化的保存之地。
畢節彝文翻譯中心保存的《宇宙人文論》記載，洛書在彝語裏念為“魯素”，意思是龍書，河圖彝語發音“付拖”，意思是“聯姻”，即陰陽聯姻的意思。
“這兩幅圖，説到根本上，就是一幅方位地理圖。”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馮時考證，《周易本義》中的兩張圖實際上都是標記地平方位的洛書，實為“四方五位圖”與“八方九宮圖”，表現了先人以生成數、天地數配方位的思想，與在《宇宙人文論》裏的名字“五生十成圖”“十生五成圖”正當契合。而河圖應是蔡元定自己留下的第三幅圖，也就是後人熟悉的陰陽魚模樣的太極圖。
在彝族古籍裏，太極圖比比皆是，畢節彝文翻譯中心副譯審陳宗玉專門調查過這幅圖的源頭。“它原先是蛇的形狀，沒有那麼虛。”馮時研究認為，那是龍的形狀，太極圖也即河圖，描繪的是二十八星宿中的東宮蒼龍躍出銀河回天運行的星象。河圖洛書二者構成了東宮蒼龍的觀測體系，昏旦之時在地平方位上測定龍星的位置，就可以獲得時間。
馮時認為，時空問題是中國文化的根本問題，也是最重要的問題。河圖洛書體現的就是中國古人對於空間的認識，以及數術的認識。
也有學者認為，洛書是推算十月太陽曆的天文曆法書，河圖是推算十二月曆的天文曆法書。十月太陽曆是彝族先民創制的一種曆法，每年十個月，每月36天，共360天，其餘五至六天都作為過年日，不計在月內，每隔半年過一次新年。大小涼山等地的彝族，大多以夏至和冬至作為大小兩個新年。雲南等地的彝族，兩個新年在大暑、大寒前後，稱為火把節和星回節，以北斗鬥柄南指和北指來確定。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原副所長、天文學史專家陳久金認為，陰陽五行和八卦的起源與十月曆有關。
不僅是河圖洛書，這樣彝族先民的宇宙觀和對萬物演化産生的哲學思考，在《西南彝志》《爨文叢刻》《宇宙人文論》等古籍中有大量記錄，一些古代知識直通中華文明的起源發展。
史前考古發掘材料及古代文化中，有不少八角星紋圖案及與之相關的紋飾，年代從近8000年前至秦漢時期及以後。最著名的是安徽凌家灘遺址出土的距今約5300年的玉版，內外有四重圖像，最中心是一個指向四方的八角圖形。
這個圖案有何含義，一直為學界關注。值得注意的是，今天在彝族的傳統風俗、服飾中，八角星紋圖案還大量存在。“彝族稱八卦就叫八角。天為圓地為角，八個角就是八卦，代表的就是八個方位。”畢節赫章縣民族宗教事務局譯審龍正清説，“八卦和河圖洛書本質上是在説一個東西。”
古時的彝族先民以農耕、畜牧為生計，離不開對農時的測算，而確定農時離不開對天文的觀測。“彝族非常重視天文曆法。”龍正清解釋道，彝族很多哲學觀宇宙觀，包括八卦、河圖洛書都來自於對天文的觀測和曆法推算。這也讓他畢生致力於彝族天文曆法和易學研究。
“彝族文明啟蒙於先天八卦天文曆法。先天指的是天、地、日、月、星雲與氣象物候運動發展的規律；八卦是自然、社會現象的象徵性符號；天文即宇宙天象文化；曆法即以圓角勾股算術推算曆法的方法。先天八卦天文曆法即測度日月運動規律，觀察萬物，結合氣象變化進行推算，用八卦符&&易象進制術數，以之確立氣候時節來管理耕牧的太陽周天紀年曆法。”他説。
彝族先民將這些知識寫成曆法詩歌，記述先天八卦天文曆法勾股算術創製程序的詩歌，彝語叫“土魯喱咪”，意為宇宙太極曆法詩歌。龍正清説，以前的畢摩會唱就會畫。逢年過節老人們還會聚在一起，競比曆法知識，你起我落地唱“土魯喱咪”。
重識中國文字的起源
2017年，祿文斌帶隊去甘肅天水參觀考察大地灣遺址，在博物館裏看到距今7800至4800年文物裏的36個刻畫符號。王繼超和王子國兩位彝文專家現場用古彝文解讀，發現幾乎都可以釋讀出來。貴州省彝學會會長安金黎記得，其中一個字是“酒”。
驚喜之餘，這並沒讓彝族專家大感意外。考古學家曾在眾多遺址出土的器物上發現刻畫符號，是不是文字、是什麼文字，沒有定論。“目前大約有三十幾個遺址的刻畫符號被專家用古彝文做了釋讀。”安金黎説。
上世紀80年代，彝族作家李喬在參觀西安半坡遺址時，帶回遺址出土的刻畫符號樣本與彝文進行研究，請不懂漢語的老畢摩辨認，讀出了其中23個陶符。畢節大方奢香博物館裏展示了一幅對照表，就是畢節彝文翻譯中心用彝文比較釋讀的“西安半坡遺址出土刻畫符號”。
“以往談中國文字，似乎只是漢字一統天下，考古資料則讓我們有了新的發現。出土於山東鄒平丁公龍山文化遺址的陶片上刻有11個字，結體完全與漢字無關，而以古彝文對讀，卻無一不合。”馮時説。
上世紀9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山東鄒平丁公遺址一個出土陶盆的殘片上，發現刻有11個字符，學者判斷距今有4300年至4100年，普遍具有曲筆、圓筆和弧筆，明顯區別於以甲骨文為代表的漢字體系。
馮時用古彝文釋讀出了這11個字符，他在《山東丁公龍山時代文字解讀》中指出：“陶文性質為招祖護佑、驅邪求吉的卜辭。文中最重要的內容是出現了彝族始祖之名‘瀆’，彝人尊稱其為‘阿普瀆’，文中同時可見以雞骨占卜之俗。這些內容均可與彝文文獻一一印證。”
根據對這類材料的研究，馮時提出了中國文字起源“夷夏兩源”的理論。他研究認為，中國文字的起源不僅指漢字的起源，更包括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非華夏先民的文字的起源。早期文字都起於象形，但在不同的文字體系中，相同的象形符號卻表達着完全不同的意義。文字起源的研究首先需要通過對考古資料的分析，判斷不同的考古遺存究竟屬於東夷文化還是華夏文化，進而才能利用相應的文字研究解讀，得出客觀的結論。
搶救培養人才
相比已經出版的100多部彝文古籍，還有上千部躺在書櫃裏。安金黎無奈地説：“按照這個速度，把這些書都翻譯出來，我們可能還需要100年甚至幾百年。”
“我們平均年齡50多歲，最年輕的譯者也已經45歲了。”羅京平説，畢節彝文翻譯中心目前有7個專業技術編制，只有5人在職。去年兩位老師退休，空缺一直沒有補上，羅德顯明年也要退了，他們擔心缺口還會變大。
他一直在為進人的事發愁。相關規定要求，引進人才的學歷必須在本科以上。但目前的情況是，彝語基礎好的學生大多在語言環境更好的農村，多是高中或大專畢業，不符合招考學歷要求。“但實踐顯示，引進的本科生或者研究生以上學歷的人，不一定能夠做得了我們現在的彝文古籍基礎翻譯的事情。”羅京平認為，這與高校彝文專業師資力量薄弱、語言環境的退化都有關。
他們考慮過社會招聘，可辦公經費有限，難以提供有吸引力的工資。2018年之後，原本撥發的出版經費暫停，許多古籍翻譯出來後只能躺在電腦裏，面世困難。
陳宗玉以前是小學校長，2012年調到翻譯中心，第一個任務就是調研彝文的傳承情況，他還記得當時的結論，畢節全市能做古彝文翻譯的人不足100位。
今年，畢節彝文翻譯中心聯合畢節市檔案局、貴州工程應用技術學院等再次進行調研，最新數據是，貴州彝文古籍翻譯人員共33人。
在2025年底出版的《貴州畢節彝族古文字檔案整理研究》中，調研組寫道：“總的來説，貴州彝文傳承人現狀不容樂觀，作為彝文傳承人的主體普遍年歲偏高，學歷偏低。……彝學科研機構人員較少，學歷、職稱整體偏低，能力較強的科研人員漸漸減少。……30歲以上的彝文古籍翻譯人才沒有形成團隊，翻譯人才斷層，存在青黃不接的情況，翻譯人才隊伍沒有形成合理梯隊，沒有專職培養彝文古籍翻譯研究的學校，也沒有開設相關專業。”
幹了一輩子彝文古籍的整理出版，貴州民族出版社原副總編、副總經理陳光明粗略估算，目前貴州能從事古籍翻譯的30多歲青年骨幹不過七八位，多數只能翻譯較簡單的文學作品。已經退休了，他還在四處奔走，拉隊伍、籌資金。2022年他專門申請“彝族經典敘事長詩”系列，希望用“項目帶動人才成長”。
“救書、救人、救學科”的號召之下，不少地方曾開辦彝文雙語培訓班，培養出一批彝文人才。但這些年，因為就業前景差、生源師資減少等原因，雙語班陸續關停。幾年前，翻譯中心爭取到一些資金，在全市挑選了30多位彝族學子培訓。培訓中陸續有人離開，考試的考試，打工的打工。班再沒有辦起來。
袁順華一直在為一件事後悔，他家中的一位長輩精通古彝歌，有人用手機錄了一些，沒承想手機壞了，老人去世，300多首古彝歌也跟着一起去了。
這位畢節彝文翻譯中心的副譯審，説起來非常着急。“語言失傳速度實在是太快了，要趕緊搶救培養人才，接續人才隊伍，不然消失的不只是文字，還有文化。”
幾年前，陳大進突患腦梗，走不了路也説不了話，他回到老家，好不容易養好一些，又開始翻譯。有年輕人追到這個重山裏的村莊學彝語，他來者不拒，被拉進陌生的群，總有不認識的人請教，“有問題我就講”。就像當年那個下午，羅國義對那個冒冒失失的年輕人的期望一樣。
“大家踩在我的背上，只要能登高一步，我就高興。”他説。（記者 徐歐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