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6月8日，《青海黃河源發現秦始皇遣使“採藥崑崙”石刻：實證古代“崑崙”的地理位置》一文刊發以來，成為學界和社會熱議的焦點，您怎樣判斷刻石的真偽？

  卜憲群：《光明日報》發表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仝濤的文章，公布了尕日塘秦刻石的照片、釋文及相關研究成果。文章在眾多學術&&迅速激起討論，學界圍繞刻石的真偽、釋讀等問題的解讀文章近百篇，引發不小的學術風暴。

  雖然質疑者從刻石的字形、技術手段、保存情況、干支日期、崑崙方位，特別是秦人活動範圍等角度，對刻石的真實性提出疑問，但我們認為，尕日塘秦刻石與秦文字的字形、書寫特徵、用語習慣以及制度規定等相符，特別是和已整理公布的裏耶秦簡、岳麓秦簡等出土簡牘資料，以及已知秦刻石、封泥、詔版、印章等材料上的字形高度相符。最初，我們做出判斷，該刻石應真實可信，符合秦始皇求藥的歷史背景。秦代交通條件使人們具備了從咸陽至扎陵湖展開遠程交往活動的能力，刻石的地理位置與秦代制度規定相符，刻石符合歷代對崑崙方位考察探源認識。篇幅所限，此處不做展開論證。

  記者：9月15日，國家文物局召開發布會，確認青海省瑪多縣發現的刻石為秦代刻石，並定名為“尕日塘秦刻石”。您認為，這一秦刻石的發現和確認，有哪些重要意義？

  卜憲群：尕日塘秦刻石是新時代中國考古發現的一項重大成果。刻石及其內容，不僅再次擴展了關於秦統一後秦王朝活動範圍的認識，為上古“崑崙”方位提供了新證據，而且對秦王朝與青藏高原地區經濟文化交流、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進程等問題研究具有重大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

  《史記》載秦置行政區劃“西至臨洮、羌中”，但並不意味着秦人的活動範圍局限於此。尕日塘秦刻石的發現將秦人足跡延伸到青藏高原地區，不僅佐證了古來爭訟不絕的關於“崑崙”“河源”的相對地望，而且將“唐蕃古道”的溯源提早至秦漢時期。這一發現對於秦代歷史、特別是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等問題研究具有重大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

  第一，刻石是中原王朝開發青藏高原地區的最早確切歷史記載。五大夫翳前往崑崙採藥是一種官方行為，採藥團隊順利到達扎陵湖畔，並刻石作為證據，説明這裡並不完全是秦朝的域外之地。從傳世文獻來看，這一地區被納入中原王朝的直接管轄，應當開始於西漢時期對於河湟地區的經營。尕日塘秦刻石的發現，證明了地處青藏高原腹心地帶的崑崙山系和黃河源區已經進入秦王朝的探知範圍，中原文化已經深入影響到青藏高原的腹心地帶。

  第二，刻石反映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是歷史必然。“採藥崑崙”是一種政治、經濟與文化交往的綜合性活動，反映了中原地區對青藏高原地區的“崑崙”文化認同。《山海經》《禹貢》《淮南子》等傳世文獻記載的上古“崑崙”地望也確有其事實依據，以“崑崙”“河源”為載體的區域文化認同自有其歷史淵源，秦代更獲得廣泛認可。這充分説明了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形成有着堅實的政治、經濟與文化基礎，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形成有着極其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

  第三，刻石證實統一的中央集權是青藏高原開發的政治保障。採藥活動的進行，需要強大的經濟支撐與政治保障。秦朝是我國歷史上第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封建國家，“大一統”與中央集權為青藏高原地區的開發創造了有利條件，是中原王朝與青藏高原交往交流的政治保障。尕日塘秦刻石的發現，説明遠在唐蕃古道開闢之前，中原王朝已經掌握了河源區域的交通路線，這是五大夫翳能夠順利深入河源區域的必要條件。

  第四，刻石見證中原地區與青藏高原的早期交流。採藥活動，正是早期兩地在醫藥領域溝通往來的真實寫照。儘管翳此行的主要目的，很可能是為秦始皇尋求仙藥以圖長生，但這一過程無疑也加深了中原地區對邊疆藥物功能的認識，促進本草藥物在兩地間的流通。考古發現已經證實，秦漢時期中原與西部地區在醫療手段與醫方知識方面交往密切。藥物方面亦是如此，例如長沙馬王堆漢墓所出帛書《五十二病方》中提及的“戎鹽”，應即中原地區使用少數民族藥物的證據。而“尕日塘秦刻石”所記“採藥”一事，更直觀地表明醫藥交流已十分活躍。《黃帝內經》中《異法方宜論》等篇章提到，由於不同地區的人們所處地勢、氣候等自然環境存在差異，導致其患有的疾病各不相同，所以各地的治療方法也需因地制宜。尕日塘秦刻石所反映的中原與西部地區醫藥交流的史實，不僅增強了傳世文獻關於周邊地區醫學認識的可信度，更有力佐證了當時各民族之間交往交流的繁榮景象。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幾十年來，關於秦漢魏晉歷史新的重大發現層出不窮，如睡虎地秦簡、裏耶秦簡、岳麓秦簡等，都極大豐富並改變了我們對秦代歷史的認識。再如嘎仙洞刻石、燕然山銘刻石等都屬於這類新史料。尕日塘秦刻石的發現，並非完全是意料之外的不可想象之事。對新發現材料的爭論，哪怕是激烈爭論都可以理解，也有助於學術進步，但所有爭論都要建立在科學認識的基礎之上。

  記者：對於後續的文物保護及相關歷史研究工作，您有哪些建議？

  卜憲群：第一，加強刻石本身的考古學研究。從科技考古的角度，對刻石的石質、風化程度、微痕等展開分析；從實驗考古的角度，模擬刻石的刻鑿過程，分析刻石的工具、刻石的刀法。

  第二，加強刻石文字與文本信息的歷史學研究。如從古文字發展演變的視角，深入分析刻石文字的特徵；從制度史的角度，分析五大夫翳在扎陵湖北岸刻石的原因及文本內容；從疆域史角度，分析秦代西部疆域是否可能已經到達青海西部地區；從民族史的角度，分析秦“採藥崑崙”活動對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作用。

  第三，加強刻石文字及其載體的文物保護研究。尕日塘秦刻石對推進中華民族統一多民族國家文明史研究、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等意義重大，建議從國家層面加強對刻石文字及其載體的文物保護與研究。同時，我們認為，雖然有關方面給出了刻石的時代屬性鑒定意見，但對刻石內容本身並沒有過多意見，不妨礙大家對刻石繼續發表不同意見，特別是刻石的內容尚有很多需要研究的地方。當然，所有意見都應當建立在科學嚴謹的基礎之上。（記者 陳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