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廠胡同景觀。

  游走京城，目光掠過“胡同”“街”“巷”“道”“路”這些直白的空間稱謂，一個“裏”字兀自沉靜，卻如待解謎題，引人駐足凝思——它封存着怎樣的記憶？

  細觀其形：上部一“田”，下部一“土”。這田土相依的會意結構，直觀道出先民“依田而居”的生存法則——有田可耕，有土可依，方成安居之地。

  廬舍生於沃土，五穀養於方田，生命便在田土交融處扎根滋長。“裏”字，正是阡陌家園最初的銘刻。

  撥開這層神秘，京城地圖上，“康樂裏”“安貞裏”“永興裏”“義達裏”“樂山裏”……一個個名字星羅棋佈。這墨跡更漫染於華夏版圖，許多城市的肌理間，都深深鐫刻着古老的“裏”字印記。

  “裏”的命名，早非單純的地理標記。對生活之美的嚮往，凝成“安貞”“康樂”的祝禱；對德性光輝的期許，則化作“通義”“揚仁”的無聲鞭策；更有“忠義”“首義”之名，將可歌可泣的壯烈歷史融入街巷。每一處地名，儼然一頁深情的家書，一個直指人心的訓誡，一方供後人不斷思憶的碑石。

  這方寸之“裏”所承載的，不僅是精神寄寓，更是華夏聚居的空間智慧。“胡同”與“里弄”，一北一南，深植於京滬兩城，恰是“裏”之精神在不同水土上的生長姿態。二者本義皆為連接家宅與通衢的一徑窄巷，卻奇妙地貫通了私密與繁華、溫馨與喧囂，其名稱常成為整個居住區域的代稱，構築起鮮活的市井圖畫。

  相較於現代高樓的垂直生長，它們低伏延展，更具水平張力——儘管滬上里弄肌理更密，京城胡同院落稍疏，但那魚骨般的小巷串聯起的公共、半公共、半私密到私密的空間序列，卻構築起近乎同源的秩序美學。

  此等精神之“裏”，根基深扎於制度之“裏”的土壤中。《周禮·地官》有載：“五家為鄰，五鄰為裏。”這數字不僅勾勒出上古聚居的形態，更為“鄰里”一詞賦予血肉。

  孔子慨嘆“裏仁為美”，直指居住環境與道德風尚的緊密關聯，將“裏”提升至關乎心靈選擇的倫理高度。“擇不處仁，焉得知？”里巷的仁厚氛圍，成為衡量智慧的標準。

  然而相似的空間秩序，未必催生相近的意蘊。隨着城郭興起，“裏”的含義從田疇阡陌間的廬舍，漸次涵納了城邑的街坊巷弄，最終沉澱為游子心中永恒的故鄉符號。

整治後的前門草廠胡同院落。

  京城胡同，蜿蜒引向的是四合院的雍容與安逸；滬上里弄，曲折通往的是石庫門內的跼踀與別有洞天。正是這內外空間的對比與組合，將城市的精神密碼，深嵌於居民的處世哲學與生活態度之中。

  這煙火一隅，亦成為古代治理經緯的基石。一里之家戶幾何？或二十五，或五十，至漢唐常以百戶為制。顧炎武在《日知錄》中寫道：“以縣統鄉，以鄉統裏。”清晰描繪出自漢以降“積裏為亭，積亭為鄉”的治理脈絡。一里百戶之制，如精密網絡覆蓋大地，里正恰是網中關鍵的結繩之人。

  更有深意者，“裏”亦是丈量大地的古老尺度。遙想井田制時代，村落依井田而生，《孟子》所謂“方裏而井”。《韓詩外傳》載：“古者八家而井田，方裏為一井。”這“方三百步”的井田格局，使“裏”從聚落之地，化作了空間標尺——後世市制一里五百米，其本源可溯至先民丈量田疇的步履。

  杜甫《兵車行》裏“去時里正與裹頭，歸來頭白還戍邊”的慘澹描摹，道盡小吏的艱辛。里長之職，上承國家政令，下達黎庶柴米油鹽，於微小之地支撐起千載運轉不息的治理綱維。

  今日里巷形態雖遷，人心對“裏仁”的渴盼卻始終如一。現代社區樓宇高聳，鄰里形影或顯疏離，但“德興”“樂山”之名所寄寓的溫情與德性理想，仍為喧囂都市提供着撫慰人心的古老良方。

  “裏”的尺度，既微小如塵，又廣闊無垠——它丈量着生活，也承載着道義。

  從遠古的田土廬舍到今日高樓間的門牌，從井田阡陌的“方三百步”到現代都市的經緯坐標，最終都指向同一個精神歸處：人居於此，德亦滋於斯。無論時代如何奔流，對鄰里和睦的追求、對仁善德行的守護，終是我們無法繞行的精神歸途——這方寸之“裏”，是丈量一個民族精神厚度的永恒標尺。（作者：杜文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