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觀人類文明史，大國興衰、民族更迭的深層邏輯，始終與人才的涌流與消散緊密相連。從古希臘的城邦哲學到文藝復興的藝術巨匠，從工業革命的發明家到信息時代的科技領袖，人才的集群效應始終是推動文明躍升的核心動力。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産業變革風起雲涌，全球競爭格局被深刻重塑。在這場歷史性的角逐中，傳統的資源、資本、土地等要素驅動的邊際效益遞減，而以知識、技術、創新為核心的人才驅動，正以前所未有的力量，成為決定國家前途命運的戰略性資源。可以説，國家競爭的本質，歸根結底是人才的競爭。這並非一句口號，而是被全球發展數據反復驗證的客觀規律。

  人才競爭：大國博弈的“新賽道”與“制高點”

  國家競爭力的內涵，已從工業時代的規模與産值，演變為以人工智能、大數據為核心驅動力的智能時代的創新與引領。這一轉變的核心，正是人才。世界銀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等權威機構的大量研究表明，一個國家的人力資本存量，特別是高層次人才的密度，與其全要素生産率（TFP）和人均GDP呈現出顯著的正相關性。

  人才是驅動經濟增長的核心引擎。 世界銀行發布的《2019年世界發展報告：貿易為了發展》指出，人力資本貢獻了全球人均收入增長的近三分之二。更具説服力的是世界銀行推出的“人力資本指數”，該指數衡量一個國家的新生兒未來能達到的生産力水平。新加坡、韓國、日本等HCI得分高的國家，其人均GDP也穩居世界前列。數據顯示，新加坡的HCI為0.88，意味着其新生兒未來生産力可達88%；而部分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該指數低於0.3，這與其經濟發展水平形成了鮮明對比。

  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SF）發布的《科學與工程指標》報告是全球科技人才的風向標。報告顯示，2021年美國共授予了42,000多個科學與工程領域的博士學位，儘管增長放緩，但其存量優勢依然巨大。 這一龐大且持續的高層次人才供給，是其維持全球科技領導地位的基石。反觀我國，改革開放四十餘年的經濟奇蹟，很大程度上得益於“人口紅利”的釋放。然而，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我國15-59歲勞動年齡人口在2011年達到峰值後持續下降，2023年該年齡段人口為86481萬人，佔全國總人口的61.3%，“人口紅利”正在衰減。 與此同時，我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在2023年已達到60.2%，每年高校畢業生超過千萬。這種“一降一升”的鮮明對比，標誌着我國必須也正在從“人口紅利”向“人才紅利”進行戰略轉型。根據科技部數據，我國研發人員總量已從2012年的325萬人年增長到2022年的562萬人年，穩居世界首位。 當GDP增長曲線與高層次人才存量曲線高度重合時，我們便深刻理解了“人才是第一資源”的論斷，既是科學規律，也是現實必然。

  人才是保障産業鏈安全的“壓艙石”。 在當前複雜多變的國際環境下，關鍵核心技術的自主可控，直接關係到國家經濟安全和國防安全。芯片、航空發動機、高端生物醫藥、工業軟體等“卡脖子”領域，其背後無一不是頂尖人才的激烈較量。以芯片産業為例，中國海關總署數據顯示，2023年中國集成電路進口數量為4795億顆，進口金額高達3494億美元，這一數字超過同期石油進口額，成為中國第一大進口商品。 這驚人數字的背後，是我國在芯片設計、製造、封測等全産業鏈上的人才缺口。根據《中國集成電路産業人才白皮書》預測，到2024年前後，我國集成電路行業人才總需求量約為76萬人，但現有人才存量僅為50多萬人，人才缺口巨大。一個國家若在這些戰略領域缺乏自主培養的、成建制的人才梯隊，就如同在汪洋大海中駕駛一艘沒有動力的巨輪，隨時可能被風浪傾覆。因此，構建自主的人才儲備體系，不僅是一個發展問題，更是一個生存問題。只有擁有了源源不斷的人才供給，才能確保産業鏈、供應鏈在關鍵時刻“不掉鏈子”，將發展的主動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人才是贏得國際話語權的“硬通貨”。 一個國家的國際影響力，不僅體現在經濟總量和軍事實力上，更體現在其思想、文化、科技標準的全球輻射力上。從牛頓、愛因斯坦到圖靈，這些科學巨匠不僅定義了他們所在時代的科技高度，也為其國家贏得了持久的聲譽和話語權。今天，誰能吸引全球最頂尖的頭腦，誰就能在制定未來規則、引領人類文明發展方向上佔據先機。全球人才流動的“馬太效應”日益凸顯，頂尖人才正加速向創新環境優越、發展機遇豐富的國家和地區集聚。根據OECD發布的《國際移民展望》報告，美國、德國、英國、加拿大常年是全球高技能移民最受歡迎的目的地。 科睿唯安發布的“高被引學者”名單也印證了這一點，在2023年的名單中，來自美國機構的學者佔比高達40.2%，位居全球第一，中國大陸的學者佔比為18.6%，排名第二，但與美國仍有顯著差距。 這場無聲的“人才戰爭”，已成為大國博弈的主戰場，其勝負直接關係到未來全球創新版圖的劃分。

  我國人才發展的成就與“成長的煩惱”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將人才工作擺在前所未有的戰略高度，深入實施新時代人才強國戰略，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歷史性成就。科技部數據顯示，我國研發人員總量穩居世界首位，2022年達562萬人年。 教育部數據顯示，“雙一流”建設穩步推進，重大科技基礎設施不斷完善，一批具有國際影響力的青年科學家脫穎而出。同時，人才回流趨勢明顯，根據教育部留學服務中心數據，2022年度各類留學回國人員總數為44.9萬人，同比增長4.4%，完成學業的回國留學生佔同期畢業留學生總數的比例超過80%。 這些成就，為我國邁向創新型國家前列奠定了堅實基礎。

  然而，對標世界科技強國和國家長遠發展的戰略需求，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我國人才發展仍面臨一些亟待破解的“成長的煩惱”。

  人才結構性矛盾依然突出。 我們擁有世界上規模最宏大的人才隊伍，但“大而不強、多而不優”的問題尚未根本解決。一方面，在基礎科學領域，能夠引領世界科技發展方向、開闢新領域的戰略科學家和“大師級”人才仍然稀缺。一個直觀的對比是，截至2023年，美國本土培養了超過300名諾貝爾科學獎得主，而中國大陸本土培養的諾貝爾科學獎得主僅有寥寥數人。 另一方面，在應用層面，既懂技術又懂管理的複合型人才、高水平工程師和高技能工匠（“大國工匠”）存在較大缺口。人社部數據顯示，我國技能勞動者總量雖已突破2億人，但高技能人才僅佔28%，與德國、日本等製造業強國超過50%的比例相比差距明顯。 人才培養與産業需求的“最後一公里”未能完全打通。

  人才評價體系亟待破立並舉。 人才評價體系亟待破立並舉。長期以來，“唯論文、唯職稱、唯學歷、唯獎項”（“四唯”）的評價傾向，在一定程度上束縛了人才的創新活力。《自然》雜誌2021年調查顯示，超60%的中國受訪科學家認為當前學術評價體系是科研壓力的主要來源之一。在此背景下，部分科研人員在現有評價導向的影響下，更側重於論文産出與職稱晉陞，對需要長期深耕的原創性研究投入相對不足。儘管改革呼聲高漲，但建立以創新價值、能力、貢獻為導向的科學評價新體系，仍需拿出更大決心和更實舉措。

  人才發展“軟環境”尚需優化。 吸引和留住人才，不僅需要優厚的待遇，更需要一個鼓勵創新、寬容失敗、尊重知識、尊重創造的社會生態。世界知識産權組織（WIPO）發布的全球創新指數（GII）是一個重要參考。在2023年的GII排名中，中國位列第12位，但在“制度”環境下的“監管質量”、“易於獲得信貸”等細分指標上排名相對靠後。 這反映出我們在知識産權保護執行效率、科研經費管理靈活性、成果轉化渠道暢通度、開放包容的學術氛圍，以及高品質的國際化公共服務（如教育、醫療）等方面，與世界頂尖創新高地相比，仍有提升空間。

  聚天下英才而用之：構建人才強國的戰略路徑

  面對新形勢、新挑戰，我們必須以更寬廣的視野、更系統的思維、更有力的舉措，加快推進人才強國戰略，構築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創新高地。

  一、深化體制機制改革，向用人主體“放權松綁”

  人才發展的核心驅動力在於體制機制。唯有破除制度藩籬，才能充分釋放人才的創新活力。一是構建以創新價值為導向的人才評價體系。堅決破除“唯論文、唯職稱、唯學歷、唯獎項”的頑疾，建立和完善以創新價值、能力、貢獻為核心的多元化評價標準。評價體系應更加注重長周期考核，鼓勵科研人員坐“冷板凳”，從事探索性強、風險高的原創性研究，讓真正有貢獻的人才得到應有的認可與回報。二是賦予戰略科學家充分的科研自主權。信任是最大的激勵。應在科研管理上大膽放權，給予戰略科學家更大的人財物支配權和技術路線決定權，減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預和報表審批。推行“揭榜挂帥”、“賽馬”等攻關機制，讓最有能力、最有想法的科技領軍人才挂帥出征，承擔國家重大科技任務。三是打通人才順暢流動的“旋轉門”。破除戶籍、地域、身份、人事關係等壁壘，促進高校、科研院所與企業之間的人才雙向流動。鼓勵科研人員帶着成果到企業創新創業，也支持企業高端人才到高校兼職授課或聯合培養研究生，形成産學研用深度融合的良性循環，讓人才在最能創造價值的崗位上發光發熱。四是營造鼓勵創新、寬容失敗的文化氛圍。創新之路並非一帆風順，要大力弘揚科學家精神，建立健全試錯容錯機制。對於探索性強、風險高的前沿研究，即使未能達到預期目標，只要過程嚴謹、論證充分，也應予以理解和繼續支持，從而保護人才的創新勇氣和探索精神。

  二、打造高水平人才&&，形成“強磁場”效應

  依託優勢區域，打造具有全球吸引力的人才高地，是集聚頂尖人才的關鍵之舉。一是建設世界級創新人才集聚區。依託北京、上海、粵港澳大灣區等創新資源富集區域，加快建設一批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和人才高地。這些高地不僅是物理空間的集聚，更是政策、資本、信息、文化等創新要素的深度融合，要形成開放、協同、高效的創新生態系統。二是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的“梧桐樹”作用。支持國家實驗室、全國重點實驗室等“國之重器”成為集聚頂尖人才的核心&&。這些&&應圍繞國家重大戰略需求，提供世界一流的科研條件和充足的穩定支持，讓頂尖人才不僅有用武之地，更有成就事業、實現抱負的廣闊舞&。三是布局前沿交叉研究&&。面向未來科技和産業發展的制高點，布局一批基礎學科研究中心和前沿技術交叉研究&&。鼓勵跨學科、跨領域的協同創新，促進不同思想碰撞融合，催生重大原創性成果，吸引全球頂尖學者前來開展合作研究與學術交流。四是優化人才發展軟環境。除了硬體設施，更要注重軟實力建設。要提供國際化的社區服務、多元化的文化生活和高效的政務服務，營造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尊重創造的社會風尚，讓人才在這裡感受到歸屬感和幸福感，心無旁騖地投身創新事業。

  三、實施更具全球競爭力的人才政策，實現“精準引才”

  在全球人才競爭日趨激烈的背景下，必須以更開放、更靈活、更精準的政策吸引全球智慧。一是聚焦“高精尖缺”實施精準引進。圍繞國家發展急需的領域，繪製全球人才地圖，主動出擊，精準引進能夠解決“卡脖子”技術難題的頂尖人才和創新團隊。引才政策要不拘一格，唯才是舉，破除論資排輩，為特殊人才開闢綠色通道。二是創新“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柔性引才模式。打破國籍、戶籍、人事關係的限制，通過設立海外“人才飛地”、建立國際聯合實驗室、開展項目合作等方式，實現“候鳥式”聘用和“雲端”合作。讓全球智慧跨越時空限制，為我所用，實現人才價值的最大化。三是優化外籍人才來華發展的配套服務。持續優化外籍人才在工作許可、居留、簽證、子女教育、醫療保障等方面的服務流程，提升便利化水平。着力打造類海外的生活環境，讓他們能夠快速融入中國社會，來得了、留得住、用得好，安心在中國實現個人價值。四是構建全球引才工作網絡。加強與國際知名獵頭公司、行業協會、高校校友會的合作，建立覆蓋全球的引才工作網絡。通過舉辦高水平國際學術會議、創新創業大賽等活動，提升我國人才品牌的國際知名度和吸引力，主動發現和延攬全球英才。

  四、夯實基礎教育和拔尖人才培養，築牢“人才金字塔”的根基

  頂尖人才源於深厚的土壤。構建人才強國，必須從基礎抓起，建立全鏈條的人才培養體系。一是高度重視基礎學科建設。基礎研究是整個科學體系的源頭。必須持續加大對數學、物理、化學、生物等基礎學科的長期穩定支持，鼓勵自由探索，為基礎學科人才提供潛心研究的優越條件，為原始創新提供堅實理論支撐。二是深入實施基礎學科拔尖學生培養計劃。完善“強基計劃”和“基礎學科拔尖學生培養計劃”，探索從中學到大學的貫通式培養模式。及早發現和培養具有創新潛質的“好苗子”，為他們配備頂尖導師，提供個性化培養方案，保護他們的好奇心與創造力。三是大力弘揚工匠精神，發展高質量職業教育。人才結構既需要頂尖科學家，也需要數以億計的高素質技術技能人才。要大力發展職業教育，深化産教融合、校企合作，提高技術技能人才的社會地位和待遇，培養更多能工巧匠、大國工匠，為製造業高質量發展和現代化産業體系建設提供堅實支撐。四是構建多元化的終身學習體系。鼓勵和支持各類人才在工作後繼續學習、持續深造。建立開放靈活的教育&&，提供線上線下相結合的學習資源，推動學習型社會建設，讓每個人都能通過不斷學習提升自我，實現人生價值，為社會發展貢獻持久動力。（田惠敏，研究員，經濟學博士；徐蘊峰，國聲智庫執行主任、中國西部人才開發基金會合作發展委員會執行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