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車禍牽出的陳年舊案，串聯起孤兒高風（張若昀飾）與富家女吳飛飛（馬思純飾）原本平行的命運軌跡。由李路擔任導演兼總製片人、原著作者陳宇擔任編劇的電視劇《人之初》便以此為起點，講述兩個年輕人從對抗到結盟，破解身世謎團，最終走出各自人生困局、找到生命意義的故事。

　　隨着《人之初》播出近半，劇集已不再滿足於僅僅呈現“發生了什麼”，而是通過敘事結構的創新，嘗試探討“何以至此”與“將往何方”的深刻命題。

　　在內容為王的當下，電視劇的藝術探索從未止步。《人之初》的出現，讓這種探索有了具象化的體現：優秀的劇集創作正從“講一個好故事”的初級階段，邁向“如何創新地講好一個故事”，並進一步尋求“如何與觀眾共同創造故事意義”的深層次互動。這無疑為創作者提供了一種思考方向——在高概念、強情節的國産劇框架內，依然存在廣闊的創新空間，能夠為內容注入更深刻的人文內涵與更前沿的藝術表達。

　　敘事破局 讓觀眾成為劇情參與者

　　《人之初》在視覺上最直觀的創新，在於打破常規的敘事結構。編劇陳宇在採訪中將其歸納為“螺旋上升式敘事，有點像DNA兩條螺旋互相交織着往上升，具備着一種實驗性”。傳統電視劇往往依託線性時間流與全知“上帝視角”，創作者往往把握主動權，將加工完成的故事世界完整呈現給觀眾，而觀眾則常處於相對被動的接收端。

　　《人之初》的創新之處在於主動打破這種單向傳播模式。劇集以一場車禍牽出的陳年舊案為共同起點，為觀眾鋪設了兩個不同的敘事視角：一個屬於高風，他執意追尋兇手與真相，堅持刨根問底；另一個屬於吳飛飛，她周旋於家族危機之中，困於“父親的好女兒”身份而自我蒙蔽，前期行動的核心在於掩蓋家族秘密。這兩個立場對立、信息彼此遮蔽的視角交替展開，並與跨越近三十年的“現在線”和“過去線”時空脈絡緊密交織，共同構建出一個多維度的敘事迷宮。

　　從某種程度來看，這種敘事創新改變了觀眾與故事的關係。在雙視角敘事下，觀眾接收的不再是單一、確定的“事實”，而是充滿縫隙、衝突和暗扣的“敘述”。觀眾因而得以從被動接收轉變為主動偵查，通過比對高風與吳飛飛視角下的信息虛實，逐步拼湊出事件的全貌與人物的完整動機。在業內看來，這一過程顯著提升了觀劇的趣味性、挑戰性與沉浸感。觀眾成為故事解碼過程的參與者，與創作者完成了一場“敘事合謀”。

　　對於作品本身來説，敘事結構創新也是作品張力和藝術質感的重要來源。《人之初》在18集的有限篇幅內，承載了兩代人的恩怨、近三十年的時代變遷、多起懸案與人物命運的巨變。而非線性、多視角的敘事恰好提供了更高的敘事效率與內容密度，讓創作者在完整呈現故事內容的同時，能夠通過製造“現在”與“過去”、“他視”與“我見”之間的信息差，精準埋設懸念、控制信息釋放節奏，不斷觸發觀眾的探究欲和觀看動力。

　　“雙時空敘事結構可以讓劇集內容跳出‘設謎—解謎’的常規罪案框架，將觀眾的沉浸感從對兇手的好奇，轉向對人性與情感的深層思辨。”業內人士認為，“這意味着劇集的敘事結構實現了從‘講一個罪案故事’到‘用罪案手法探討深刻命題’的升級，賦予類型劇更強的文學性與哲思色彩。”

　　人物即謎題 以關係構成情感濃烈

　　導演李路稱《人之初》為一部“懸情劇”：“情感非常濃烈，假定性比較高。”這精準地印證了劇集的另一創新——並非對日常生活的摹寫，而是主動構建一個如實驗室般的“高假定性”敘事空間，在經過提純和強化的戲劇環境中，社會現象與人性衝突能得到高度濃縮，成為更具象徵意義的表達。

　　“高假定性”敘事空間的實體核心便是劇中構建的“濱川國際俱樂部”。船上的格局、攤開的畫報、石獅子等精心設計的細節，共同構建了一個既陌生又可信的“藝術真實”世界。而作為一個高度提煉的慾望空間，“濱川國際俱樂部”不僅是關鍵場景，更是觀察人性在別無選擇的環境中如何扭曲、掙扎與覺醒的樣本，顯著增強了故事的戲劇張力。

　　在這一實驗場中，一系列極致化的人物關係得以生動展開。高風執着於追尋“血緣之謎”，是對“生恩”與“養恩”、先天傳承與後天塑造這一倫理辯題的具象化演繹；吳飛飛與父親之間則潛藏着控制與反抗、守護與背叛的無聲較量；以曲夢（唐嫣飾）為代表的女性群像在逆境中覺醒，為自己爭取籌碼並相互托舉，為高壓的實驗場注入了溫暖而堅韌的亮色。

　　“構建‘高假定性’敘事空間的目的在於保持適當的審美距離。”有業內人士認為，“觀眾不必時時對號入座時，反而能從激烈的戲劇衝突中抽身出來，以一個更冷靜的旁觀者視角，審視故事中所提出的關於親情、道德、選擇等議題，從而完成從情感共鳴走向理性思辨、從‘動情’到‘深思’的昇華。”

　　懸念+情感 在商業框架內回應時代情緒

　　《人之初》的探索並未止步於敘事技巧創新與人性關係刻畫，而是進一步將類型劇作為容器，承載對當代人精神世界的嚴肅觀察。劇集以罪案為引，揭開懸念迭起的表象；以情感為線，串起沉浮的人物命運；以人性為核，直指關於身份、選擇與存在意義的根本追問。

　　在價值選擇日趨多元、發展變革日益加快的當下，個體如何確認自我身份、尋找價值與意義，在紛繁的世界中錨定自己的位置，已經成為大眾普遍面臨的課題。當固有的思維方式和生活模式發生劇烈改變，追問“我是誰”“我將去往何處”以及“應遵循何種準則”的情緒或將成為情理之中的必然。對此，劇集並未提供簡單的答案，而是將這些彌散於日常、難以言説的情緒，提純為清晰可視、可被感知的情節，從而為公眾提供一個具象的承托與可探討的出口。

　　至此，《人之初》也完成了文藝作品更為深遠的社會功能——電視劇不僅是時代的記錄者，也可以成為集體情緒的“共鳴箱”與“疏導器”。劇集通過藝術化的創新呈現，為觀眾構建了一個深入的情感與思想投射空間。觀眾在跟隨劇中人物命運沉浮、共情其掙扎與抉擇的過程中，也在不自覺間梳理與映射自身的困惑。而劇集嚴肅地呈現了困惑的複雜性與選擇的重要性，幫助觀眾理解、面對乃至安放對於變化的種種情緒。

　　不難看出，《人之初》的創新之旅完成了價值的回歸與躍升。“類型劇與嚴肅的人文思考可以並存，前沿的藝術表達與深沉的社會關懷可以彼此成就。”業內人士&&，“《人之初》的創新嘗試，為國産劇如何在高概念、強情節的基礎上，注入文學底蘊與時代洞察，提供了一份頗具 啟發價值的範本。”文/李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