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持把文化建設擺在治國理政突出位置。2019年9月，習近平總書記在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座談會上強調，要推進黃河文化遺産的系統保護，守好老祖宗留給我們的寶貴遺産。要深入挖掘黃河文化蘊含的時代價值，講好“黃河故事”，延續歷史文脈，堅定文化自信，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凝聚精神力量。2025年5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洛陽龍門石窟考察時強調，要把這些中華文化瑰寶保護好、傳承好、傳播好。
黃河流域有3000多年是全國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孕育了河湟文化、河洛文化、關中文化、齊魯文化等，分佈有鄭州、西安、洛陽、開封等古都。在中華文明的燦爛星空中，河洛文化無疑是一顆璀璨奪目的明星。在當今時代大潮中，如何有效傳承這一豐厚的歷史文化遺産，並賦予其嶄新的生命力以實現創造性發展，已成為一個關乎文化自信與民族復興的重大課題。
河洛文化的源與流
河洛文化不僅是地域文化，更是中華文明的源頭與主根，其內涵已經深深融入中華民族的血液和靈魂之中。
先秦時期，河洛文化自原始信仰與部落政治的母體中孕育而生，並由此奠定中華文明最核心的文化基因。“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周易·係辭》），河圖洛書傳説蘊含的哲學觀念奠定了中華文化天人合一的思維方式。西周青銅器何尊銘文中的“宅茲中國”記載，是“中國”概念最早的實物見證。此“中國”特指河洛地區，這從空間認知上確立了河洛作為文明中心的地位，標誌着“天下之中”政治地理觀念的正式形成。周公營建洛邑後，在洛陽制禮作樂，制定了一整套涵蓋宗法、等級、禮儀與道德的規範體系，實現了倫理秩序的制度化。此舉不僅奠定了中國古代禮樂文明的基石，更促使河洛文化實現從神秘信仰向倫理政治實踐的關鍵轉型。這一時期，河洛文化清晰地展現了一條從神本走向人本、由部落邁向國家的文明演進路徑，奠定了中華文明的基調，指明了中華文明的發展方向。
秦漢魏晉南北朝時期，在政治統一與民族融合的雙重推動下，河洛文化實現從地域性文化向全國性主流文化的昇華。在政治與意識形態層面，東漢、曹魏、西晉乃至北魏等王朝都城的確立，使河洛地區成為中央集權帝國的政治核心。東漢建立之後，洛陽太學作為官學教育機構，成為儒家思想傳播與闡釋的中心，從而使河洛文化與官方正統意識形態深度結合，完成了“大一統”思想在制度與實踐層面的實體化。在宗教與文化融合層面，洛陽白馬寺作為佛教傳入中土的“釋源”與“祖庭”，標誌着佛教正式進入河洛地區並以此為基點向全國傳播。在這一過程中，佛教義理與河洛固有思想不斷交融，逐步開啟其中國化轉型，充分體現了河洛文化在吸收、整合外來文明方面所具有的包容性與融合力。在哲學思想層面，以河洛地區為中心的魏晉名士，推動玄學清談之風興起。玄學既是對漢代儒家名教體系的反思與批判，也是對其理論局限的補充與超越，展現出該時期思想領域的思辨活力與精神解放，進一步豐富了中華文明的精神維度。這一時期，河洛文化不僅在政治上承載起統一帝國的構建，更在文化層面通過融合儒釋道思想、吸收多民族元素，演變為一個具有高度整合能力的文化熔爐，從而為其在中華文明體系中的核心地位奠定了堅實的歷史基礎。
隋唐宋時期，河洛文化發展至其鼎盛階段，不僅在空間上以其強大輻射力塑造了東亞文化圈的基本格局，更在思想上通過理學的建構實現了精神的深層昇華。隋唐時期，東都洛陽作為具有世界意義的國際都會，匯聚了來自多國的商旅、使節與留學生，呈現出高度的文化開放性與自信心。在此背景下，河洛文化展現出海納百川的文明氣度，為其跨域傳播奠定了現實基礎。基於這一開放格局，河洛文化實現了對東亞地區的廣泛輻射。例如，日本的遣隋使與遣唐使系統引進源自河洛地區的制度、建築、文字與佛教體系，使河洛文化超越地理界限，成為東亞世界共享的文明資源，推動東亞文化圈的初步形成。北宋時期，河洛文化迎來其哲學層面的凝練與昇華。以程顥、程頤兄弟在洛陽創立的洛學為代表，理學家對儒家經典進行了體系化重構，融會佛教思想與道家哲學，構建出具有嚴密邏輯的哲學體系。這一思想躍進，不僅標誌着河洛文化向其精神源頭的哲學回歸，也使其內涵從制度文明層面深化至心性論與本體論的高度。這一時期，河洛文化的內涵由外在制度構建轉向內在的哲學探索，從而在中國思想史上奠定了理學發展的堅實根基。
元明清時期，隨着中國經濟重心的南移與政治中心的變遷，伴隨着河洛地區全國性政治中樞地位的喪失，其文化內涵也發生了關鍵的轉型，即從實體性的政治文化中心向象徵性的文明符號演變。在此過程中，河洛概唸經歷了深刻的符號化，河洛由指代一個地理政治實體，逐漸昇華為一種文化符號，成為中華文明起源與正統性的象徵。與此同時，由於歷史上多次大規模人口南遷，南方諸多家族譜牒均將祖源地追溯至河洛地區，從而強化了“根在河洛”的集體歷史記憶。這使得河洛文化演化為廣大漢族群體精神世界中的祖根記憶與文化鄉愁，客家人的身份認同即為典型體現。這充分説明，儘管河洛的政治地位在此時式微，其文化象徵意義反而愈加純粹與凸顯。
近代以來，在現代民族國家建構與民族文化復興的背景下，河洛文化被賦予新的時代內涵。河洛文化是歷史認同的基石，對河洛文化的研究實為回應“何以中國”“何以華夏”歷史詰問的關鍵路徑，為中華民族歷史敘事的構建提供核心依據。河洛文化是文化自信的根基，作為中華文明的主根、主脈，河洛文化的博大精深是今天我們堅定文化自信、實現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的重要資源。河洛文化亦成為連接海峽兩岸與全球華人的紐帶，河洛這一意象象徵着共同的文化血脈，在增強民族凝聚力與文化認同方面持續發揮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從地理的“天下之中”到政治的正統，從神秘的河圖洛書到哲學的天理，從制度的禮樂到文化的根基，從一個區域的文明到整個中華民族的靈魂，河洛文化就像一個生命體，不斷生長、吸收、轉化和昇華，最終將其最核心的基因，深深地烙印在中華民族的文化人格和精神認同之中。
考古實證河洛文化的突出地位
河洛地區是中國現代考古學的發端之地，是中華文明探源的核心區域，是中華文明核心特質——突出的連續性形成的關鍵之地。河洛地區的考古實證了河洛文化的突出地位。
中國現代考古學發端之地。河洛地區是中國現代考古學發端之地。早在北宋時期，就出現了以傳世或零星出土的古代銅器銘文和石刻文字為研究對象的金石學。通過金石學的研究，歷代文史家關注古代器物成為傳統，也為後來中國考古學的研究打下了基礎。1921年，瑞典地質學家安特生應當時中國政府之邀，與中國地質人員袁復禮一道，在華北進行尋找礦藏和採集古生物化石的工作，他們先後發現了北京周口店遺址和河南澠池仰韶村遺址。仰韶村遺址的第一次發掘，歷時36天，共開挖17處發掘點，出土大批精美陶器、石器，還有骨器、蚌器等珍貴遺物。尤其是繪製着精美花紋的彩陶，讓仰韶村這個名不見經傳的小山村引來世人的關注，並使一種新的史前文化類型被發現並以“仰韶”命名。仰韶遺址的發掘在中國考古學史上具有尤其重要的意義，是在中國進行的最初的科學考古發掘，拉開了中國考古學發掘和研究的序幕。仰韶遺址的發掘，宣告了中國無石器時代謬論的徹底破産，打破了“中國文化西來説”，填補了中國遠古文化發展史上的空白，仰韶遺址也被譽為中國的“考古聖地”。
中華文明探源的核心區域。河洛地區是中華文明探源的核心區域，一系列重大考古發現實證了不斷裂的中華文明史，展示了中華文明形成和發展的主線。
裴李崗文化1977年發現於新鄭裴李崗遺址，填補了中原地區新石器時代早期文化的空白。裴李崗文化農業生産工具及家畜骨骼的出現，對於探索中國農業、畜牧業和陶器製作起源等具有重要作用。裴李崗文化和周邊地區文化發生了較多&&，從而有了早期中國文化圈的雛形，為後來的文化中國和政治中國奠定了基礎，在中華文明的起源、形成和發展過程中起到了基礎性、奠基性的作用。
仰韶文化時期是中華文明起源的關鍵時期。仰韶文化中期的廟底溝期的彩陶流傳面積最大，彩陶花紋廣泛流行，不僅國內流行，還遠播海外。仰韶文化彩陶中常見的“西陰紋”，已向西傳至烏克蘭，“花瓣紋”則遠傳到烏拉爾山附近。可能在“絲綢之路”出現之前的史前時期，一條絢麗的“彩陶之路”早已聯通歐亞大陸。靈寶西坡遺址發現的大型房址，規模宏大，加工考究，推測是部落首領議事或聯盟的活動場所。鞏義雙槐樹遺址發現三重環壕、大型中心基址、鹿骨祭祀坑、大型墓葬和祭壇，是仰韶中晚期河南中部規模最大、等級最高的聚落，填補了中華文明起源關鍵時期、關鍵地區的關鍵材料。雙槐樹、青&等遺址，還發現用陶罐擺放而成的“北斗九星”圖案，這表明在5000多年前河洛地區的先民們就對天文學知識體系有了較為清晰的認知，具有了相對成熟的“觀象授時觀”，用以觀察節氣、指導農時。仰韶文化在河洛地區持續穩定發展，並強力向四方施加文化影響，為後來統一文明的建立提供了重要根基，形成了“早期中國文化圈”或者文化意義上的“早期中國”。
龍山文化是繼仰韶文化之後，在黃河中下游地區發展起來的一種新石器時代晚期的文化。這一時期，人口普遍增長，聚落規模擴大，發現若干新的區域性中心，如登封王城崗遺址、禹州瓦店遺址、新密古城寨遺址等，出現了分佈最集中的中原城址群。與此同時，各區域間的文化交流和人群遷徙更加頻繁，新的文明要素不斷匯聚，社會發展持續積蓄力量。
夏商周三代皆建都河洛之間，確立了河洛地區“天下之中”的政治地位。二里頭遺址發現中國最早的王都如棋盤般規整，最早的城市主幹道網呈多網格式格局，最早的青銅禮器群閃爍王權威儀，最早的官營作坊區見證國家手工業壟斷，最早的宮殿建築群奠定前朝後寢制度。夏王朝獨創的一整套禮儀制度對周圍各地區施加了強烈的輻射，形成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王朝氣象”，實證了從滿天星斗的邦國時代到月明星稀的王國時代的偉大跨越。偃師商城作為商湯滅夏后營建的重要都城，其宮城軸線、前朝後寢布局，開創了“築城以衛君，造郭以守民”的都城範式。青銅器銘文與甲骨占卜，宣告着神權政治時代的降臨。公元前770年，周平王東遷洛邑，在此開啟中國歷史上最長的王朝周期。儘管“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王城仍是天下共主的精神圖騰。夏商周時期，河洛地區已經確切地形成了更為成熟的文明形態，並向四方輻輳文化影響力，成為中華文明總進程的核心與引領者。
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連續性、突出的創新性、突出的統一性、突出的包容性、突出的和平性。這些特性的歸納和總結，對我們認識中華文化的本質特徵、建設文化強國具有重要意義。
河洛地區是中華文明核心特質——突出的連續性形成的關鍵之地。所謂連續性，就是指文化的連貫和歷史的連通。從考古發現看，新密李家溝拉開了農耕文明的序幕，反映了一萬年前左右游牧向農耕過渡時的情況。裴李崗文化，石磨盤棒、大型石鏟、鋸齒鐮的發現，反映了九千年前至七千多年前農耕的發達。流佈廣泛，以彩陶為標誌的仰韶文化，反映了五六千年前聚落的發達、定居生活的持久以及早期邦國的初建。登封王城崗、禹州瓦店、新密新砦、新密古城寨等龍山晚期大量城堡聚落群的發現，反映了四千多年前中原剛剛步入王國時的壯麗圖景。以偃師二里頭遺址為代表的夏都文化，以鄭州商城、偃師商城為代表的商都文化，以西周成周遺址、東周王城遺址為代表的周都文化，均反映了不斷裂的河洛地區早期文化史，是中華文明連續性的具體體現。
河洛文化的傳承與發展
河洛文化自提出以來，受到各界的關注。洛陽在傳承和發展河洛文化上做出了諸多的努力，“五都萃洛”都城遺址公園先後建立，各類文化節結合文旅發展為河洛文化的現代傳承注入了新的活力。
二里頭夏都遺址博物館及遺址公園是探索中華文明起源的核心地標，為“最早的中國”提供了最關鍵的物證。園內分佈着宮殿區、井字形道路網絡、青銅作坊、綠松石作坊等。二里頭夏都遺址博物館系統地展示了夏代中晚期的歷史文化。
偃師商城遺址總面積約2平方公里，布局規整，功能清晰。宮城、城墻與城門、祭祀區、手工業作坊區，考古發掘出土了大量珍貴文物，共同構建了我們對商代早期物質文化的認知。目前，遺址核心區已建成為“偃師商城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公園內通過地面標識、綠化植被、復原展示和説明牌等方式，標示出當年的宮殿基。偃師商城的發現，從考古學上確認了商文化的存在，並且其始建年代恰在二里頭遺址衰落之後，為夏商兩個王朝的交替提供了堅實的物證。作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座具有明確中軸線布局的宮城，偃師商城開了後世都城“宮城居中”的規劃制度先河。其“宮城—內城（小城）—外城（大城）”的三重城垣格局，對後世都城建設影響深遠。遺址展現了早期國家階段的都城形態、政治制度、手工業生産水平和祭祀禮儀，是研究中華文明從多元走向一體進程的核心素材。
漢魏洛陽城國家考古遺址公園是東漢、曹魏、西晉、北魏的都城遺址所在地，也是“河洛文化”定型的核心區域。目前公園展現的有太極殿遺址、銅駝大街、永寧寺塔基。2025年漢魏洛陽城遺址博物館開放，以“中”“合”“同”的核心理念全面展示東漢、曹魏、西晉、北魏四朝都城歷史。
隋唐洛陽城國家遺址公園是洛陽遺址公園中最耀眼的名片，再現了武則天時期的帝國中心。核心遺址有明堂天堂、應天門、九洲池。明堂是武則天布政、祭祀的“萬象神宮”，天堂是禮佛的場所，兩座建築復原展示了盛唐時期極高的建築技藝和皇家氣派，內部是遺址展示與博物館結合的形態。應天門是隋唐洛陽城的宮城正南門，是中國古代規格最高的城門之一。其“兩重觀、三齣闕”的形制宏偉壯觀，夜間燈光秀極具震撼力，是洛陽的現代地標。九洲池作為皇家禦苑，亭&樓閣與水系相結合，風景秀麗，是體驗唐代園林藝術和夜間游園的好去處。定鼎門遺址公園以隋唐洛陽城外郭城的正南門——定鼎門為核心，展現了絲綢之路鼎盛時期。公園包含了定鼎門門址、城墻、天街（天津橋）遺址。博物館內保存着清晰的車轍印跡，默默訴説着當年商旅絡繹不絕的繁華。
洛陽龍門石窟公園規模龐大，擁有伊河兩岸的龍門山石窟群、香山寺、白園諸多遺跡，其中龍門石窟被稱為古代“石刻藝術的巔峰”。公園作為世界文化遺産，將山水與藝術的融合，佛教石刻藝術、唐代詩人故居、皇家寺院與優美的自然山水融為一體，是文化朝聖與自然觀光的最佳結合。
除了遺址博物館外，洛陽的博物館數量和種類十分豐富。洛陽博物館是國家一級博物館，是了解洛陽從史前至明清完整歷史的終極殿堂。洛陽古代藝術博物館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古墓專題博物館。博物館將25座歷代古墓原樣遷移復原，可深入墓室觀看精美壁畫，還可進入北魏宣武帝景陵。洛陽唐三彩陶藝博物館是中國唯一的三彩藝術專題博物館。由非遺傳承人創辦，藏品豐富精美，可深入了解唐三彩的製作工藝與藝術發展。洛陽民俗博物館本身也是一件文物，它坐落於古建築潞澤會館內，以展示豫西地區民俗風情為主。隋唐大運河文化博物館作為國家級專題博物館，系統闡釋隋唐大運河的輝煌歷史及其與洛陽的興衰關係。
中國洛陽牡丹文化節是洛陽最具國際知名度的金字招牌，始於1983年，已被列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産。洛陽擁有王城公園、中國國花園、隋唐城遺址植物園、國家牡丹園等眾多絕佳賞花地。可欣賞到姚黃、魏紫、豆綠、二喬等九大色系、上千個品種的牡丹。盛大的開幕式文藝演出、牡丹花燈會、牡丹詩詞大賽、牡丹書畫攝影展等，將牡丹與文化深度結合。在此期間，全市的旅游景區都會推出特色活動，並與牡丹元素聯動。全城隨處可見牡丹雕塑、牡丹圖案，甚至餐飲也會推出“牡丹宴”“牡丹餅”。洛陽城化身為一座“牡丹花都”，熱鬧非凡，不僅能欣賞到“唯有牡丹真國色，花開時節動京城”的盛景，還能全方位感受牡丹文化的浸潤。
關林國際朝聖大典是另一項重要的文化慶典，洛陽關林是關羽首級的埋葬之地，是中國唯一的“冢、廟、林”三祀合一的古代經典建築群。大典遵循古禮，舉行規模宏大、莊嚴隆重的祭拜儀式，吸引來自中國大陸、台灣、香港、澳門以及東南亞各國的大量關公信眾和華人華僑前來謁祖祈福。這是一場文化信仰的盛事，即使非信眾，也能通過莊嚴肅穆的儀式，感受到關公文化在海內外華人世界中強大的凝聚力和影響力。
河洛文化的當代價值
在全面推動文化繁榮興盛、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今天，深入挖掘並弘揚河洛文化的當代價值具有重要意義。
河洛文化以其深厚的歷史積澱和卓越的思想成就，為中華民族提供了豐厚的精神滋養和強大的思想引領。作為河洛文化最具標誌性的源頭，“河圖洛書”蘊含着先民對宇宙自然的深刻觀察與哲學思考，奠定了中華文明獨特的象數思維模式和天人合一哲學觀的基石。歷代學者對“河洛之學”的闡釋與發揮，構建了一套影響深遠的宇宙觀、社會觀與人生哲學。這種探本溯源、追求規律的思維傳統，激勵着後世不斷進行理論創新與實踐探索。北宋時期，程顥、程頤兄弟在洛陽創立的“洛學”，以“天理”為最高哲學範疇，建立起系統化的理學體系。經南宋朱熹集大成而發展成的“程朱理學”，成為元、明、清三代的官方哲學和主流意識形態，深刻影響了中國近古社會的倫理規範、價值取向和行為準則。其所強調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等一系列思想，雖有其時代局限性，但其中蘊含的理性精神、道德追求和社會責任感，對於今天涵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提升公民道德素養仍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河洛地區長期被視為“天下之中”，是三代之君所居、歷代王朝建都的理想之地。這種獨特的地理觀和歷史實踐，催生並強化了“中華”“中土”“中國”的概念，以及追求“大一統”的政治理想和文化認同。這種根植於河洛文化的“中”的意識，不僅是地理方位的認知，更是一種文化正統觀和政治向心力的體現，為維護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提供了深厚的歷史與文化合法性依據，至今仍是維繫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重要思想資源。
河洛文化在數千年的綿延發展中，以其根源性、連續性和包容性，成為凝聚海內外中華兒女情感的精神紐帶。河洛地區是華夏部族的肇興之基和漢民族的形成中心。發跡於此的“三皇五帝”傳説，以及夏、商、周三代在此建都的歷史，使得河洛地區被視為中華民族的“根”之所在。這種“萬姓同根、萬宗同源”的民族心理和文化認同，歷經數千年風雨而愈發堅固，是海內外炎黃子孫尋根謁祖、認祖歸宗的精神原鄉，極大地增強了民族的歸屬感和認同感。無論是與北方草原游牧文化的融合，還是對佛教等外來文化的吸納與本土化，河洛文化都展現出“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的恢宏氣魄。這種包容性使其始終保持活力，不斷豐富發展，也塑造了中華民族兼收並蓄、和而不同的文化性格，為形成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格局奠定了文化基礎。河洛文化是客家文化、閩&文化等的重要根源。歷史上，多次從中原南遷的移民，將河洛地區的語言、風俗、信仰、宗族制度等帶往南方，乃至漂洋過海至台灣及東南亞等地。至今，台灣同胞的尋根熱潮、客家同胞對“河洛郎”的身份認同，都清晰地表明河洛文化是連接兩岸同胞不可分割的精神臍帶和文化橋梁，對於增進兩岸文化認同、促進祖國和平統一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河洛文化所倡導的諸多價值理念，在當今社會依然閃爍着真理和道義的光芒。河洛文化精髓中蘊含着深厚的“尚和合”“求大同”思想。無論是儒家追求的“和為貴”“天下為公”，還是道家主張的“天人合一”，都體現了對和諧境界的嚮往。這種追求社會和諧、民族團結、世界大同的價值理想，與當今中國倡導的構建和諧社會、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高度契合，具有強大的道德感召力。肇源於河洛地區的儒家思想，特別重視人倫關係與個人品德修養。其所倡導的仁、義、禮、智、信“五常”，以及孝悌、忠信等道德規範，經過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可以為今天的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庭美德、個人品德建設提供豐富的思想資源，有助於營造風清氣正的社會風氣。河洛先民在治理黃河水患、發展農耕文明的過程中，鍛造了尊重規律、因地制宜、堅韌不拔、自強不息的務實品格與奮鬥精神。大禹治水“三過家門而不入”的奉獻，歷代治黃展現出的智慧與勇氣，都是這種精神的生動體現。這種精神基因激勵着中原兒女乃至全國人民在新時代克服艱難險阻，為實現民族復興的偉大夢想而持續奮鬥。
河洛文化作為中華文明的核心代表，自古以來就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扮演着重要角色，其影響力遠播海外。河洛文化所蘊含的“天人合一”的宇宙觀、“和而不同”的交往觀、“協和萬邦”的國際觀，為應對當今全球性挑戰、促進不同文明之間的平等對話與和諧共處，提供了深邃的“中國智慧”。深入挖掘和傳播河洛文化中的這些寶貴思想，有助於提升中華文化的國際話語權，增進世界對中國的理解和認同。
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河洛文化這座底蘊深厚的“富礦”，依然是我們堅定文化自信、建設文化強國的寶貴資源和強大底氣。我們要加強對河洛文化的保護、研究、闡釋和利用，推動其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讓收藏在博物館裏的文物、陳列在廣闊大地上的遺産、書寫在古籍裏的文字都活起來。要通過建設黃河國家文化公園（河南段）等重大文化工程，系統展示河洛文化的獨特魅力；通過發展文旅文創融合戰略，將其文化優勢轉化為發展優勢；通過加強國際傳播能力建設，講好河洛故事、河南故事、中國故事。唯有如此，才能充分釋放河洛文化的當代價值，使其思想引領力更加鮮明，精神凝聚力更加強大，價值感召力更加廣泛，國際影響力更加深遠，為強國建設、民族復興注入源源不斷的文化動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