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菲茨傑拉德的新書《了不起的蓋茨比》，為“爵士時代”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弗吉尼亞·伍爾夫出版《達洛維夫人》，以意識流手法拉開世界女性寫作的新篇章。這一年，魯迅唯一一篇愛情題材小説《傷逝》，留下“娜拉走後怎樣”的問號；朱自清發表《背影》，影響數代人對父親的認知……
100年後的2025年，新大眾文藝群體卓然壯大，“素人寫作”成熱點；“大文學觀”的提出，直指“純文學”研究的局限；AI浪潮呼嘯而至，文學生産與傳播鏈條被重構……紛繁複雜的文壇現象背後，依然有無數作家應時代之變、拓文章之新。
從未來回望今天，海量作品留下幾多猶未可知，但文學同樣可以成為歷史的刻度與標尺。
發掘獨屬於“人”的風景
長期以來，文學創作都堪稱是獨屬於人的一方天地，而隨着2025年初一眾人工智能應用的流行，AI寫作及其對人類寫作的衝擊成為文學界熱議的話題。有文學期刊發起人機共創寫作比賽，有創作者宣稱自己可能是最後一代“手工寫作者”，有人用AI生成作品投稿，卻署上自己的名字……一時間，AI衝擊着我們對文學的固有理解。這帶來的不僅是人類寫作與AI寫作哪個更優，或二者如何協同的問題，更關鍵的是：我們能否以此為鏡鑒，重新劃定人類寫作的領域，找到那些獨屬於人類的特質。
回顧2025年的長篇小説創作，在人與AI共舞的時代，依然有大批作家用自己的具身經驗與審美探索延續着人文主義傳統，為文壇貢獻出一批佳作。
“我面對巍峨崑崙山脈，暗自發下一個誓言：如果——如果我能活着回到國泰民安的家鄉，我要嘗試着拿起筆來，笨拙而深情地寫下這裡的故事。”作家畢淑敏在《人民日報海外版》發表的《崑崙約定》創作談中這樣寫道。年輕時，她曾在崑崙山邊防部隊服役多年，守衛着祖國的邊防線。如今，她用筆寫下那些發生在雪域高原，非親歷而無法想象的付出與犧牲。
這提示我們，發自內心的寫作衝動、真實而無法替代的個體經驗，是好作品誕生的前提。而這正是AI不具備的。作曲有“動機”的説法，它是一首音樂作品中最小、具有鮮明特徵和發展潛力的結構單位。寫作同樣如此。作家劉慶邦將寫作中的“動機”稱為“種子”，只有找到這粒種子，才能讓作品的大樹生根發芽。
作家莫言曾在《捍衛長篇小説的尊嚴》中&&，寫長篇小説需要“胸中有大溝壑、大山脈、大氣象”。無歷史難成其“大”。2025年長篇小説創作中，涌現出一批深具歷史縱深感的作品。次仁羅布的《烏思藏風雲》展現13世紀中葉，貢噶堅讚克服艱難險阻促成“涼州會談”，改變西藏曆史的壯舉，再現古代藏族人民維護統一的集體選擇。劉亮程的《長命》構建現實與超現實的雙重敘事空間，以證明家族血脈的族譜為引，呈現祖先與後代跨越時空的聯結和生命的延綿不息。范小青的《江山故宅》從一座老宅出發，將蘇州古建、園林、刺繡、評彈等熔於一爐，在明暗交織的敘述中，串聯起百年家族變遷。意大利哲學家克羅齊曾説，“一切歷史都不得不是當代史”。文學呈現的歷史，無一不是從“今天”出發，去審視我們民族的文化傳統，探尋生生不息的文化根脈。
范穩的《青雲梯》可以和路內的《山水》對讀。前者寫鐵路、火車，後者寫公路、汽車。同為現代化的産物，鐵路和公路帶來的不僅是生産生活方式的改變，更生成了遼闊的故事空間。《青雲梯》中的鐵路，承載着國人的志向和抱負，從對雲南人民自主修建中國第一條民營鐵路的講述中，我們看到這種獨立自強的精神，延伸到當下的高速路網建設和高鐵技術創新中。《山水》中的路承宗駕駛着道奇汽車，從抗戰烽火一路駛來，汽車關聯着主人公家庭的生計，亦在社會震蕩中被推上歷史的關頭。雖名“小説”，其實這“小”是以小見大。
對現實生活中的複雜人性進行深度探查，是長篇小説的使命之一。陳彥的《人間廣廈》是作家繼《星空與半棵樹》後推出的又一部力作。小説以20世紀90年代單位分房為核心事件，讓各色人物披掛登場，展現他們在利益面前內心的幽暗與光明。陳彥善於通過日常生活寫人的觀念衝突和人性的多面，在這部新作中他依舊關注的是個體如何在時代洪流中安身立命的問題。胡學文的《龍鳳歌》如年代劇一般，塑造了一位偉大母親的形象——馬秋月。這樣的農家婦女，或許我們都曾見過。她在貧寒年代對家庭的托舉，是奉獻與犧牲的注腳。難能可貴的是，胡學文寫出了家庭關係中那種愛與怨交織的百轉千回，細膩而真摯。孫慧芬的《紫山》情節並不複雜，故事時間集中在幾天之內，空間就是一座農家小屋。三位主人公不同的生活閱歷、品性道德和心理特質收束於密室般的敘事時空中，小説直指人性的灰色地帶，豐富了人們對倫理、心性、潛意識的認知。此外，劉汀的《生活啟蒙》體現出一位青年作家對工作、婚姻和社會的整體感知和結構能力；石一楓的《一日頂流》聚焦網絡時代人的數字化生活境遇，為時代貢獻了新的審美經驗。
常言道，文無定法。2025年出版的一些長篇小説，或從古典文學傳統汲取資源，或致力於地方性經驗的探求，或試圖與時代的感知經驗同構，呈現出斑斕色彩。文壇老將賈平凹的《消息》被稱為“筆記體小説”，它以幾十個短篇串聯成書，敘事節奏讓人想起《紅樓夢》“草蛇灰線，伏脈千里”的筆法。蘇童的《好天氣》在如迷霧般的敘述中營造獨特的小説氛圍，令人感興趣於先鋒作家如何在後先鋒時期實現敘事突圍。劉震雲的《鹹的玩笑》持續構築作家在《一句頂一萬句》《一日三秋》等作品中創造的“延津世界”，將五行八作、市井風情用“説”的方式展露無遺，藝術圓融。朱山坡的《蛋鎮詩社》則廣泛徵用書信、講稿、筆錄、便箋、供詞、公告、社論、年譜、墓誌銘等多種體裁，在敘述者和敘述腔調的轉換中增加文本的層次和故事的多義性，形成復調風格。陸源的《瀛波志》展現出博物志式的知識性寫作姿態，在碎片化的情節單元中拼湊起對世界的理解。以上提到的後兩部作品，其結構文本的方式，是否與碎片化的當代感官經驗有關，尚不可知。但可以肯定的是，文本的形式與時代之間有着若隱若現的深層關聯。
重回抗戰烽火歲月
2025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文學界聚焦抗戰主題，傳承和弘揚偉大抗戰精神，唱響了一曲曲“光的讚歌”。也因此，抗戰題材作品集中涌現絕對是這一年值得被銘記的文學大事件。
當年初，作家趙德發推出了長篇新作《大海風》，小説以1906年至1937年的中國沿海為背景，講述了漁民邢昭衍立志實業救國，最終在日軍侵華時毅然沉船阻敵的故事。這部作品在聚焦抗戰的同時，也豐富了中國文學的海洋敘事。趙德發在《人民日報海外版》發表的《大海風》創作談中寫道：“我想，身為作家，如果寫海洋，應該效仿海洋，寫出海的氣質、海的精神。所以，我在長篇小説《大海風》開筆之際，在紙上寫下這麼幾個詞：海立雲垂、驚心動魄、汪洋恣肆、飽滿圓融。”海的力與美，與主人公的精神氣質完美融合在一起。
學者王堯在《民謠》之後推出反映知識分子抗戰的長篇小説《桃花塢》。小説以方家三代人的人生選擇，勾勒抗戰烽火下知識分子的精神圖像，彰顯民族氣節。作家葉梅的長篇小説《神女》，是一曲回蕩在三峽間的抗日壯歌。作者以女性的細膩，講述鄂西抗戰中一對普通夫婦的命運轉折，折射出戰爭年代千千萬萬的尋常百姓，從守護“小家”到心懷“大我”的成長歷程。牛余和的長篇小説《蘸火記》將視線投向山東章丘，以章丘鐵匠造槍抗戰為主線，定格抗日武裝力量奮勇拼殺的英雄時刻。祝勇在創作多部故宮系列作品之後，推出長篇小説《國寶》，以豐盈細節還原故宮南遷的艱辛與磨難。該書從主人公那文松護送石鼓等故宮文物南遷起筆，描摹大歷史中的小人物，彰顯“人在文物在”的擔當。
非虛構作品方面，吳真的《暗鬥：一個書生的文化抗戰》入圍多個榜單，是一部選材獨到、內容紮實的著作。該書以鄭振鐸為主人公，講述他為守護古籍，留守上海淪陷區的故事。在極其艱難的情況下，鄭振鐸等文化人為保全中華文化，勠力蒐求珍貴文獻，搶救善本孤本，用泛黃的舊書築起堅強的精神堡壘。張慶國則將目光投向抗戰大後方，跨越15個省份走訪、採訪，查閱大量文獻，寫出《綠色的火焰》一書。他在《人民日報海外版》發表的創作談以《有人在戰壕裏寫作，有人在炸塌的劇場唱歌》為題，這樣的場景構成了抗戰時期文化生活的一個隱喻。
方麗娜的《到中國去》和王威的《虞河橋》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宏闊視野下，書寫中外軍民攜手抗擊日本侵略者的往事。《到中國去》基於真實歷史，講述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奧地利醫生雅各布·羅森菲爾德（中文名羅生特）和理查德·傅萊為逃離納粹迫害，在中國外交官幫助下從維也納逃往上海，並奔赴各地投身中國抗戰的故事。《虞河橋》以二戰時期日軍在山東設立的濰縣集中營為背景，呈現善良勇敢的中國濰縣百姓冒着危險，為被囚禁的外國僑民運輸物資、藥品的動人情節。張新科的《鐵語》回到20世紀三四十年代，反映韓國獨立運動領袖和愛國義士們，在中國民眾支持下共同抗日的歷史。這幾部小説以中國為敘事原點，輻射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宏大場域，彰顯世界人民為保衛和平付出的犧牲。
此外，章劍華的《故宮敘事：百年守寶傳奇》、吳玉輝的《鷹眼》、陳廷佑的《陶村兵事》、劉明琪的《金麒麟》、葛寧的《齊魯青未了》、邢慶傑的《白光》等抗戰題材新作也各有千秋，豐富了抗戰文學譜係。
文學期刊方面，《人民文學》2025年第8期“光的讚歌”欄目刊發海飛《殘雪》、王昆《刺客李列傳》、周立文《風雨天目山》三篇抗戰題材作品。當期卷首語寫道：“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槍炮聲猶在耳畔，警報自當時時響起。為此，我們也起用‘光的讚歌’欄目，以示鄭重。”“光的讚歌”欄目名正源於艾青發表在《人民文學》1979年第1期的同名詩作，體現出抗戰文學創作的薪火相傳。《詩刊》《中國作家》《北京文學》《收穫》等各大文學期刊也相繼推出專欄，共同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
“新大眾文藝”釋放創作者生産力
遠行人必有故事
不久前，“新大眾文藝”入選“2025年度十大新詞語”。新大眾文藝之“新”，意味着大眾成為創生新文化的主人公。另一方面，新大眾文藝在當今時代産生，與媒介變遷密切相關。在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時代，移動互聯網的普及和大數據、雲計算、人工智能等新技術的應用，釋放了海量普通創作者的文藝生産力。
在文學領域，除網絡文學創作者持續為文壇吹入新風外，一批素人寫作者的登場令人眼前一亮。2025年，感動萬千讀者的老人王玉珍將她發表在社交&&上的文章結集為新書《我戀禾谷》。“我知道，我的母親一定會記得我……記得我在風中蹣跚撿起一片落葉，記得我在雪地上淺淺留下一串腳印。母親在世時，保留着我的一撮胎發和一顆乳牙，那是我來過這個世界的證明。”王玉珍懷念母親的這段話，像她的其他文字一樣，樸實無華卻極富張力，吸引了出版機構、媒體和讀者注意。新作《我戀禾谷》出版後入圍多個圖書榜單。
來自廣西桂林的寫作者肖大妹，將王玉珍視作自己的榜樣，她的《一街人生》曾在面向素人作者的寫作比賽中獲獎。頒獎詞寫道：“她用揮鋤頭的手寫下一生，以此向世界白紙黑字地證明，自己是怎樣活過。”如果將王玉珍、肖大妹與更早的姜淑梅、饒平如以及楊本芬等算作素人寫作的“老年組”，那麼由各行各業普通從業者組成的“行業組”則構成了素人寫作的另一群體。前者以作品富於歷史縱深感和年代感見長，後者則以現實衝擊力和題材多元性為優勢。
2025年可以説是素人寫作的“豐年”。年初，“外賣詩人”王計兵出版第四部詩集《手持人間一束光》，在保持“外賣箱裏的煙火氣”同時，向更廣闊的現實敞開；“菜場女作家”陳慧出版《她鄉》，致敬那些在鄉鎮堅強生活的女性；韓雲以自身經歷為憑，用《花落了：一個大了的生死筆記》揭秘入殮師鮮為人知的故事。這些作品都深植行業背景，在社會分工日益細化的今天，讓更多人看到了“別一種生活”的面貌。此外，王柳雲的《風吹起了月光》、陳年喜的《人間旅館》、王晚的《跑外賣：一個女騎手的世界》、張賽的《在工廠夢不到工廠：如此工作二十年》、李文麗的《我在北京做家政》、陳樸的《從修剪工到群眾演員》等作品也具有這樣的特點。
“寫作可能是我們追求獨特的個人價值的一個途徑、一個手段。”2025年10月，因《我在北京送快遞》走紅的素人寫作者胡安焉在與法國作家愛德華·路易的一場對談中説。這或許道出了寫作對素人寫作者自身的意義。
在文字間、短視頻裏、直播的講述中，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們，與我們發生了關聯。除了給創作者帶來價值感以外，新大眾文藝崛起的一個社會基礎，在於我們都有與他人建立連接的心理動因。德國哲學家本雅明曾在《講故事的人》中引用一句德國俗諺“遠行人必有故事可講”，而在今天，互聯網拉近了我們與“遠行人”的距離，讓我們的“遠方”與他人的“附近”得以合二為一。
當然，素人寫作想要走得更遠，也需要平衡好“流量”與“質量”之間的關係。早期以“我+某地+從事某行業”為標題的素人故事走紅後，沿着這個思路隨之而來的一系列“行業秘聞”類作品也潛藏着同質化的隱憂，甚至有些作品淪為一種原生態的獵奇展演。利用好題材獨特性，從表面描摹走向對現實靜水流深式的表現，而不陷入為求新求異故弄玄虛、故意賣慘的誤區，或許才能使素人寫作邁入高質量發展階段。這方面，90後素人作者扎十一惹的《我是寨子里長大的女孩》提供了一些 啟發。在這部作品中，她回望從雲南彝族村寨一路走來的成長歷程，體現出“以自我為方法”的社會學意識。“邊地”和“貧困”不是這部作品的標籤，它不僅激活了讀者的情感動能，也 啟發人們用理性讀懂生活。
“文學從未遠離大家”
青年作家劉楚昕不算素人寫作者，儘管他的確是一位文學新人。況且，他創作多年、屢遭退稿，文學之路比許多素人寫作者還要坎坷。之所以將其放在這裡討論，是因為他與一些素人寫作者有共同點，都因互聯網走紅。他的故事是2025年值得被記憶的文學事件，同時也是我們時代的一則隱喻。上世紀60年代，藝術家安迪·沃霍爾曾預言，未來每個人都可能當上15分鐘的名人。而劉楚昕的馳名和熱度絕不止15分鐘。
因漓江文學獎領獎時説的一番話，他被無數人記住。除了創作的艱辛，人們感慨、感動於他和女友的真摯情誼。女友生前留下的信寫道：“希望你在痛苦中寫出一部偉大的作品。”這種永遠的遺憾，賦予了《泥潭》文本之外的豐厚質地，也使其新書銷量超過80萬冊，成為年度現象級作品。
儘管“流量”“銷量”不能與作品的“質量”畫等號，但我們依然從中看到了文學的力量。換個角度，劉楚昕的故事本身不也是另一種形式的文學嗎？正如作者所言：“文學從未遠離大家，我們心中都懷着對文學的憧憬。文學不僅是一種技巧，更是一種治愈，不僅在治愈讀者，也在治愈作者。”
從“純文學”突圍
當下，文學正納入新的媒介傳播格局，純文學的界限日益被打破。這一方面意味着網絡文學、科幻文學、類型文學以及新媒體寫作等跨媒介寫作正在從內部重塑文學形態；另一方面，文學與音樂、影視、戲劇、游戲的跨界融合更加深入，同文博、旅游等文旅産業的聯動愈發密切。這勢必要求文學理論評論在立場、視角和方法論上進行全方位的革新和跟進。
《文藝報》聯合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評選發布的《2025年文學理論評論高頻詞》中，“大文學觀”入選。中國作協創研部刊文指出：“‘大文學觀’的提出，是對新時代社會生活、文化結構、科技創新、傳播格局等一系列深刻變化的積極回應。它直面文學現場一系列新問題、新現象、新趨勢，旨在將文學置於更廣闊的社會文化語境中進行考察，推動文學形態迭代更新、文學邊界不斷拓展、文學能量積極轉化。”
可以想見，時代的文學語境將更為複雜多變，不論是向內革新，還是向外突圍，“連接”都將是關鍵詞。在邁向“大文學”時代的路途上，我們需要連接彼此，連接文學與非文學，連接文學與大地和星空。唯有如此，才能讓好故事經久不息地迴響。（記者 張鵬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