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孟雄與繆伯英的合影。 龍華烈士紀念館供圖
表現蔡博真、伍仲文在囚車上舉行婚禮的藝術展板。記者許東遠攝 本報記者郭敬丹、吳振東
七夕，中國傳統文化裏一個關于愛的節日。
連日來，上海市龍華烈士紀念館，年輕人不自覺地在一對對革命情侶的展陳前駐足，思考：愛情和理想，哪個更重要？生死抉擇時，他（她）有沒有從心底萌生一分留戀？如果他們沒有遇到彼此，會不會波瀾不驚地度過一生？
生命只有一次，歷史沒有假如。從這些革命英烈感人至深的愛情故事裏，我們看到愛情最好的模樣，我們讀懂中國共産黨勝利的密碼。
相 識
熱播劇《覺醒年代》裏有這樣的橋段：工讀互助社裏，女青年易群先突然當著大夥兒的面向何孟雄表白，而何孟雄十分慌張地説：“對不起易同志，我已經有心愛的人了。”
有觀眾在彈幕上説出這對真實情侶的名字：何孟雄、繆伯英。
龍華烈士紀念館珍藏著這對英雄夫婦的照片和遺物。其中，一本中共中央機關刊物《前鋒》上蓋有“伯雄藏書”印鑒，而這正是兩人的結婚喜章。
把歷史的長鏡頭對準他們風華正茂的年紀——
何孟雄、繆伯英都來自湖南，生于1898年的何孟雄大繆伯英一歲。何是家中幼子，生活困苦，使他從小就同情貧苦的農民群眾，在長沙求學期間，他與毛澤東、蔡和森、鄧中夏等人建立了革命友誼。繆伯英則出身書香門第，深受父母疼愛。不過，這個家境優渥的女孩卻“不愛梳粧打扮，有些男孩子的風度”，眼看國弱民窮，她立志“讀書救國”。
亂世中，兩人的人生軌跡在北京有了交集。何孟雄在北大學習，常去楊昌濟教授家學習和討論，楊昌濟之女楊開慧是繆伯英摯友，初到北京的繆伯英，也時常往楊家跑，兩人便這樣相識了。他們一起閱讀進步書刊，討論改造社會的辦法。李大釗的《青春》讓他們熱血沸騰，也激勵著他們不斷探求真理。1920年11月，李大釗等在北京成立共産黨早期組織，兩人都是成員，繆伯英更是第一位中共女黨員。
年紀相倣而志同道合，使相愛成為自然而然的事。1921年秋，何孟雄、繆伯英在北京景山西街中老胡同五號寓所組成了家庭，這個新家也是中共北京地下組織的一個秘密聯絡站。
許多年後，人們找到多本蓋有“伯雄藏書”紅色印章的革命書籍，得以知曉這段動蕩年代的愛情——兩人約定：既然是因共同的理想結合在一起，以後的藏書都蓋上我們的結婚喜章，用共同收藏的書籍見證我們的愛情和革命事業。
“用今天的話來説，這就是那個年代的‘小清新’。但是，他們清新更清醒，這種感情是有堅定的理想信念作為基石的。”龍華烈士紀念館研究人員徐貞説。
革命者是有血有肉的人，有對戀人的濃濃思念，也有對長相守的渴望。在龍華，這樣的故事還有很多。
一包糖果、兩聽罐頭，是左聯作家馮鏗在艱苦條件下送給丈夫許峨的生日禮物。
彼時，兩人寄住在上海的亭子間裏。某日，晚歸的馮鏗看到愛人仍未回來，便在書桌上留下一沓稿紙、一包糖果、兩聽奶粉罐頭，還寫了一個紙條壓在罐頭下：“今天是你的生日，我沒有忘記，特地抽空回來，但不能等。稿紙和食品我已拿走部分。”
馮鏗，原名馮嶺梅，1907年生于廣東潮州。眼見民不聊生，愛好文學的她以筆為槍，投身革命洪流，為此還舍棄了詩情畫意的“嶺梅”，改名為有力而響亮的“鏗”。1929年5月，馮鏗加入中國共産黨，次年她與50多名進步人士共同發起成立了中國左翼作家聯盟。
因參加革命工作，馮鏗與許峨常常無法見面。愛人之間的挂念，只能藏在生活點滴裏。在乘電車的間隙，馮鏗一針一線給許峨織了一件羊毛背心，許峨十分喜歡，但他執意要馮鏗自己穿上禦寒。
許峨不會想到，多年後，羊毛背心竟成了他與愛人“相認”的憑證。
抉 擇
龍華烈士陵園一個展示櫃中，那件羊毛背心靜靜陳列，色澤灰暗、血跡斑駁，7處彈孔觸目驚心。
1931年2月7日深夜，戴著深度近視眼鏡、時年24歲的馮鏗，與何孟雄等革命者排成一行，氣宇軒昂地走上刑場。在悲壯的《國際歌》和高亢的“中國共産黨萬歲”口號聲中，烈士們先後倒下。
或許有那麼一瞬，馮鏗會想起愛情的甜蜜、生活的美好，但她更希望的，是自己的犧牲能換來國家的光明。在左聯全體盟員大會上，創作了《小阿強》《華老伯》《女同志馬英的日記》等一批反映蘇區生活文藝作品的馮鏗，熱情洋溢地作報告：“光明的幸福的白晝世界快要到了！”
或許有那麼一瞬，何孟雄會擔心自己那些印有“伯雄藏書”的書籍的下落，但他更可能回想起兩年前妻子臨終時對他説的話：“既以身許黨，應為黨的事業犧牲，奈何因病行將逝世，未能戰死沙場，真是遺憾終生！你要堅決與敵鬥爭，直到勝利！”
匈牙利詩人裴多菲有一首著名詩作《自由與愛情》。詩的中譯版廣為人知：“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意味深長的是，譯者正是與馮鏗、何孟雄一同犧牲、同稱為“龍華二十四烈士”的殷夫。
“整理史料時我們感到，這些年輕的革命者都十分堅毅果敢地放棄了自己和自己家庭的幸福，他們真正是為了整個民族的未來，進行最強有力的抗爭，直至犧牲生命。”上海市龍華烈士紀念館館長鄒強説。
“冰妹，從此永別，望妹努力前進，兄謝你的愛，萬望保重，余言不盡，愛你的湃。”這是彭湃烈士犧牲前寫給妻子許冰的遺書。
彭湃被毛澤東譽為“中國農民運動大王”，1929年8月24日，彭湃因叛徒出賣而被捕，英勇不屈，30日在龍華與楊殷、顏昌頤、邢士貞4人同時英勇就義，年僅33歲。
許冰是彭湃的愛人，也是他的戰友。丈夫犧牲後，她揮淚和墨，寫下了《紀念我親愛的彭湃同志》一文：“我彭湃同志雖然死了，但他的光榮歷史，偉大的戰績，英勇的精神永不磨滅。”“繼承我彭湃同志的精神，遵從他的遺囑……踏著他的血跡，堅決地到群眾中去磨利我的刺刀，以消滅敵人。”
她放棄了去莫斯科的機會，把一對親生兒女寄養在戰友家裏，從上海回到廣東繼續戰鬥。許冰文武雙全，機智勇敢，敵人聞之喪膽。1932年2月，許冰所在部隊被敵人包圍，她在突圍中被捕，敵人如獲至寶，但無論敵人利誘還是酷刑，許冰始終堅貞不屈，被押往汕頭殺害……
翻閱一封封血色家書，我們真切看到革命者也會恐懼，也會不舍，只是當面對生死抉擇時，他們都義無反顧地犧牲“小愛”，成就“大愛”——
“戰爭是比不得唱戲，不是開玩笑，是要有犧牲的精神才能打垮和消滅敵人。倘若這次到前方或負傷犧牲都不要難過。”烈士查茂德在奔赴前線時對妻子説道。
“此次被捕，何日得能出，這是不能預料的，現在尚在生死未卜中，哪裏管他何日出來呢？我希望你好好讀書，不要悲哀，並望勸慰。”“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鄭復他被捕入獄，他在獄中這樣安慰妻子。
革命者同樣有血有肉，有愛有情。
婚 禮
哪對戀人不渴望浪漫的婚禮？如果沒有鮮花，沒有祝福，那麼就讓反動派的槍聲成為最響亮的禮炮。
1928年2月6日，廣州紅花崗刑場上，兩位年輕的共産黨人——23歲的周文雍與24歲的陳鐵軍舉行了一場悲壯的婚禮，他們挽手走向刑場。刑前，陳鐵軍高呼：“我們要舉行婚禮了，就讓反動派的槍聲，來作為我們結婚的禮炮吧！”
“刑場上的婚禮”，為中國共産黨人浪漫情懷與熾熱信仰寫下了最動人的注腳，周文雍、陳鐵軍並非孤例。
在龍華烈士陵園，原國民黨淞滬警備司令部看守所舊址門前停著一輛老式囚車展品，車上曾發生過一段催人淚下的故事。
“人生之路行將走到終點，伉儷共同信仰永遠不變！”
囚車一路呼嘯，愛情誓言也反覆回蕩在路上。蔡博真與伍仲文，這對在革命工作中相識相戀的情侶，在同車難友的見證下，于狹小的囚車上舉行了婚禮。
資料記載，蔡博真、伍仲文同為廣東人，同在二十出頭的年紀投身革命，伍仲文參加過省港大罷工，蔡博真參加過廣州起義，其後分別去莫斯科學習，回國後曾同為上海閘北區委幹部，也由此相識相戀。然而，未等革命愛情花開，1931年1月17日，反動派根據叛徒提供的線索，會同帝國主義租界巡捕房，在上海一家旅社內抓捕了蔡、伍等四名中共黨員。
關押龍華看守所期間，兩人面對非人的折磨而信仰不改，伍仲文更顯樂觀：“列寧、斯大林都坐過不少次牢，被放逐過，這是一個革命者不平凡的大學歷程。”
1931年2月7日，蔡博真、伍仲文倒在了反動派的槍口下。
因長期從事地下工作，蔡博真沒有留下一張照片，以至于黨史研究者至今未能為這對夫妻“復原”出一張結婚照來。
對于蔡、伍二人的犧牲，上世紀50年代，《文匯報》曾發文感慨：“幹革命工作的人，對犧牲並不陌生，但他們卻無時不充滿快樂，如果死，也應當死得年青一點，在這裏，他們竟強迫死神做一次月下老人，死神也不能不低頭了！”
在革命戰爭年代，雙雙獻身的革命伴侶，太多太多：阮嘯仙、高恬波夫妻，陳芬、毛澤建夫妻，蕭楚女、遊曦夫妻……1932年4月11日，共産黨員陳鐵兒在廣州英勇就義，她是陳鐵軍的妹妹，犧牲在同一個刑場，生命同樣終止于24歲，陳鐵兒犧牲前，丈夫林素一也已就義……
這些革命伴侶，用自己的愛與信仰，在百年黨史中書寫了不朽的極致浪漫。他們在年紀輕輕時就告別人世，但他們並不孤獨。他們是播火者，他們倒下之時，他們的同志前仆後繼，已在中國大地上點燃了星星之火，未來，星火燎原，不遠處，一個新中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