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上世紀80年代就參與到改革的進程中去。1984年到當時的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工作，後來長期就在體改戰線工作，1998年體改委變成國務院經濟體制改革辦公室。2003年體改辦的工作，又並入到新成立的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所以基本上從始至終我是參與了改革的全過程。
我印象最深刻的還是價格改革。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中指出，價格體係的改革是整個經濟體制改革成敗的關鍵。一般對一個經濟體來講，價格的形成機制和價格的管理方式是反映經濟性質的最重要的一個標誌。在計劃經濟條件下，這個價格都是指令性計劃，每年的生産計劃都要配合著價格的計劃來下達。但是對中國來講，中國改革開放初期就遇到了價格問題。價格因為長期以來不尊重價值規律，所以比價關係混亂，市場價格信號基本上都是錯誤的信號。最嚴重的問題是工農業産品的價格剪刀差，這極大地影響了農民農業生産的積極性。所以改革開放初期，如果説是一個問題導向的改革，倒逼産生的這種改革，價格問題就是當時我們面臨的最嚴重的問題。
中國改革的基本經驗，第一條還是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以解放思想來作為整個改革的先導，這是很重要的。第二條就是改革堅持了以經濟建設作為中心任務，用生産力的發展水準作為檢驗改革成敗的最主要的標準。第三條就是中國採取了一種漸進式的改革發展模式和道路。第四就是我們始終堅持了市場化的改革方向。我覺得這四條是最根本的改革經驗，其中如果和價格改革進一步結合起來，我覺得漸進式的改革是中國改革可以引以為豪的帶有特殊性的成功經驗。這反映了中國人的哲學，中國的智慧。

改革首先是農村發端的，既有人民公社這種集體生産的問題，也有農業産品價格偏低的問題。
十一屆三中全會原則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最實質的內容就是對農産品價格要做調整。糧食統購價格從1979年夏糧上市起提高20%，超購部分在這個基礎上再加價50%。和農村的家庭聯産承包結合起來，它就是提高農民生産積極性的非常大的一個推動力量。
我們的農業生産改革短短五年，糧食産量就增長了1億噸，農民生産積極性調動起來了。
如果用數字概括我對改革開放40年的看法，我想跟價格改革聯繫很緊密的，那就是國家定價和市場定價比例關係的轉換。1978年剛剛開始搞價格改革的時候，農産品的價格92%是國家定價，生産資料出廠價格近百分之百是政府定價，生活資料價格97%是政府定價，所以市場能夠調節的比例非常低。通過40年的改革，到2017年整個的情況反轉過來了，農産品價格當然全部是市場化了。生産資料價格和生活資料價格加在一起，政府仍然定價的只有不到3%，由市場定價的變成了97%。這是中國價格改革取得了決定性成功的一個最重要的體現，也是中國改革取得了這種決定性勝利的一個最重要的表現。

從中國改革的歷史，包括全球自貿港或自貿區的實踐情況看，沒有一個在3.54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進行自由貿易區（港）建設這樣的經驗。我們要向國際上自貿區（港）一些成熟的經驗學習，但是沒有可直接拷貝的經驗，沒有模式可以直接學，必須自己要不斷地摸索、探索和創新，我覺得這是一個歷史性的任務。
但是我也想強調的是，自貿區的試驗是一個比較復雜的係統工程，一定要做好總體設計，充分地吸收國際經驗。因為自貿港自貿區它是要和國際打交道，首先和國際的規則接軌，所以在主動開放採取特殊政策，境內關外這樣的一些特殊的關係政策方面，一定要和國際經驗接軌，這是最重要的。
海南的自貿區（港），我想它是一個獨特制度的試驗和設計，就是在海南島全島3.54萬平方公里土地上，完全按照自貿區（港）的這樣一個形式來做設計，比如説對外商投資的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這可以先走，走得充分一點。另外，所有的改革應該納入到法律的軌道上來進行。自貿區（港）建設是件大事，任何一個探索，都要有法律來保障。真正建立起一個符合中國國情的，也符合海南特色的自貿區和自貿港發展的道路。（王子豪 紀驚鴻 王雯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