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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震》:治愈灾民不该靠贩卖煽情

时间:2013年05月16日 来源:腾讯娱乐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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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视剧《唐山大地震》引起了一些唐山人的不满,原因是观众认为电视剧几位主角的性格都有明显的缺陷,尤其是第一女主角小灯,这相当于对唐山人物进行了丑化,有地域歧视之嫌。

  许多电视剧的观众同样对女主角的性格表示了无法理解:她从小性格倔强,甚至有些跋扈,因为地震,以及地震中妈妈选择了先救弟弟,灵魂开始扭曲,既渴望爱,又极端自私完全不懂感恩,求着董老师收养自己却又对这位养母冷漠有加,对养育之恩视作洪水猛兽,不断的试图抛弃过去重新开始,显得异常冷酷,几乎有违人性。

  弟弟小达也有着类似的问题,地震之后,失去了父亲,早早的作为家中唯一的男人开始艰苦的生活,一方面是好强的想要做自立的人,一方面又对周围的善意充满仇恨。两位主角的母亲李元妮对自己因为家庭放弃舞蹈梦想的人生耿耿于怀,逼自己的女儿学舞蹈,无视孩子本人的意愿,有着典型中国式父母的通病:把自己对人生的认识和期待投射给子女,并简单粗暴的加以控制和干涉。

  这些观点固然有一部分是观众的敏感和想当然,加之阴差阳错之下,在《唐山大地震》开播一周,四川雅安芦山不幸地震,这让观众们对这部打着治愈励志旗号的电视剧,更多了一份电视剧之外的严厉审视。和电影一样,《唐山大地震》改编自华裔女作家张翎的中篇小说《余震》,这部小说的精髓在于对人物内心世界尤其是灾难之后情感困境的深刻表述,但电视剧在这方面力有不逮,主创似乎缺乏通过镜头语言和故事来表现人物的能力,于是只能依靠大量对故事毫无意义的心理分析式旁白来试图弥补。但即便如此,主角小灯的性格变化还是让人难以理解,甚至无法原谅。 

  在电视剧里,小灯除了性格的极度孤僻和自私,还有对周围人的零宽容,这些都无法简单的用灾难刺激来解释,因为电视剧对灾难的刻画相当不足,特效场面固然还算精致,却只表现了这一家人的小细节,主角一家以外的生命近乎漠视,使观众难以感受到灾难本身、尤其是母亲的选择对灵魂的冲击。而且,在我们刚刚经历过的灾难里,通过媒体感受到的一直都是人与人之间的爱与互助,乐观,甚至有一些娱乐化的现场细节,而甚少感受到经受灾难的人到底是经过了怎样的灵魂冲击,灾区急切需要的心理重建又到底在做些什么;即便是经历灾难的人被拉到媒体面前,也只是被操纵成为赚取眼泪的工具,而并不是真的去关怀他们的内心。所以我们想当然的以为,灾难就是媒体表现出来的样子,对于电视剧里的灾难就更加觉得疏远,也许有怜悯和悲痛,但并没有理解。

  而且电视剧删去了小说里非常重要的细节,那就是小灯曾被养父猥亵。在成长时期的这种生活经历可能比地震里被妈妈选择放弃更加容易扭曲灵魂:因为痛苦有可能使人坚强,但屈辱只会让人深陷黑暗。在犯罪案例里,许多恶人之所以作恶,都与他们的童年屈辱有关。小灯从在娘胎就对爱的欲求高于常人,灾难里妈妈选择先救弟弟之后,她陷入“极度缺爱”的情感困境中,所以才会对养父母有着极其矛盾的感情,再加上致命的屈辱:养父想要自己的孩子,养父想把她送走,养父猥亵,才有了她对世界难以动摇的怀疑,和对成长经历近乎冷酷的抛弃。而这些,在电视剧里的表现都非常不足,电视剧花了大量笔墨去表现养父母对她的关爱,也用无数内容去表现小灯母亲的悔恨和对女儿的牵挂,却没有给观众理解小灯的空间。

  在电视剧里,出现在小灯周围的每一个人物都闪耀着人性的光辉,这一种对比更加使得小灯这个人物变得灰暗,仿佛全世界都在爱她,所有的一切都是她的偏执和自私造成,然而实际上,小灯年幼时就被母亲逼着学跳舞,被冤枉,地震中被母亲“抛弃”,生活在随时可能被养父母抛弃的阴影里,忍受着恐惧和屈辱,所有人都逼着她忘记她不可能忘记的痛苦,她的情感困境完全是可以理解的。

  要命的是,电视剧的创作者也没有很好的理解小灯本人,电视剧的所谓治愈,只是一味的煽情,批量生产感动和温暖,却没有从人性的角度解读人物,流于肤浅的情感自然无法获得观众的认同。

  这并不是《唐山大地震》这部剧独有的问题,而是我们整体的创作氛围,还陶醉在戏剧冲突制造的小格局中。跟个热点,写几句看上去亮眼的台词,加几个偶像明星,抄几段常见故事,就可以成为一部热剧的例子太多,大家都对所谓创作不再感冒。许多电视剧,连“讲一个好故事”的基本要求都还没有做到,何以能够探讨人性。

  但是《唐山大地震》在制作上还是有不少可取之处,大多数角色都很饱满,不是简单的脸谱;露天电影院的凳子、房间的瓷杯、蚊帐等、购物的粮票,都有着浓烈的时代气息;虽然上海部分和广州部分的内容比较生硬,但总体上仍不失为一部认真做出来的电视剧。只是,作为严肃作品,它的娱乐性不够强;作为特殊类型,它不够有差异性和新意;加上主要人物不能为观众理解,注定了这部剧会充满了争议,而又很快被忘记。

(编辑:韩雪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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