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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國70年軍旅文學回溯:一條壯闊的大河

時間:2019年07月31日 來源:文藝報 作者:朱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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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國70年軍旅文學回溯:

  一條壯闊的大河

  70年,時間的長河,百代過客,白駒過隙;70年,凝重的歷史,人間正道,苦難輝煌。站在70年的時間節點上,回望新中國軍旅文學所走過的歷程,恰似一條壯闊的大河,波翻浪涌,卷起千層浪。70年軍旅文學與中國當代文學的發展脈絡大體合拍。如果以改革開放為區分,即可分為前30年(1949-1979)和後40年(1979-2019)。如果以文學生態環境的轉換更迭作區劃,則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即“文革”之前的17年(1949—1966)、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以及新世紀至今。軍旅文學的千回百轉和冷熱沉浮,或深或淺地記錄了人民軍隊和人民共和國成長壯大的艱辛步履,或明或暗地反映了中國軍人70年的光榮與夢想,亦從諸多側面折射出了當代中國社會和當代中國文學的演進軌跡。軍旅文學是中國當代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有著顯著的地位和不可替代的價值。

  一

  軍旅文學以龐大的數量和巨大的影響支撐了“前十七年”文學的半壁江山,在諸多方面還代表了當時文學的最高水平。此外,在為新生的共和國著史和為新社會的主流價值觀塑形諸方面都發揮了培根築基的巨大作用。

  眾所周知,當代軍旅文學是在民族解放戰爭和國內革命戰爭的歲月中誕生的,對戰爭生活的反映以及有效的配合戰爭是它最初的使命,但它真正取得不容忽視的成績並獲得相當的地位卻開始于戰爭結束的時候。當人們在凱歌聲中油然而生對勝利的追問和對鬥爭的回憶,軍旅文學開始顯露出勃勃生機。作家們經過艱苦卓絕的戰爭洗禮和藝術上探索性的鋪墊,為創作提供了充足的儲備,記錄歷史的強烈願望彌漫在空氣中。朝鮮戰爭以及邊疆剿匪等重大事件,使戰爭時期形成的文化心理慣性得到強化並突顯出來。在這樣的背景下,最先活躍起來的一批軍旅作家基本上都是戰爭年代入伍的戰士,他們經歷過炮火的洗禮,與年輕的共和國一同成長,多以自己親歷的戰爭生活作為主要素材來進行文學創作,而且通常採用長篇小説的形式。譬如孫犁的《風雲初記》,杜鵬程的《保衛延安》,吳強的《紅日》,曲波的《林海雪原》,劉知俠的《鐵道遊擊隊》,劉流的《烈火金鋼》,馮德英的《苦菜花》,李英儒的《野火春風鬥古城》,雪克的《戰鬥的青春》,羅廣斌、楊益言的《紅岩》等等。此外,一些著名短篇小説也多取材于戰爭年代,譬如孫犁的《荷花淀》、王願堅的《黨費》和《七根火柴》、茹志娟的《百合花》、石言的《柳堡的故事》、峻青的《黎明的河邊》、徐光耀的《小兵張嘎》等等。再加上收獲于朝鮮戰場的詩歌《把槍給我吧》(未央)、散文《誰是最可愛的人》(魏巍)、小説《團圓》(巴金)、《三千裏江山》(楊朔)等一批聲名卓著的戰爭題材作品,戰爭文學成了此一階段軍旅文學的“主流”。上述諸作由于發行巨量,或搬上銀幕、舞臺,或進入中、小學課本,都影響深廣,有的甚至達到了家喻戶曉、人人皆知的程度,成為了“前十七年”的經典之作。不僅是軍旅文學的“主流”,而且也是整個當代文學的“主流”,至少以龐大的數量和巨大的影響支撐了“前十七年”文學的半壁江山,在諸多方面還代表了當時文學的最高水平。此外,在為新生的共和國著史和為新社會的主流價值觀塑形諸方面都發揮了培根築基的巨大作用。

  但是,正如當代文學一樣,在不間斷的政治運動中,有一些不同的文學力量不斷地受挫與淘汰,分化與合流,在動蕩不安的氛圍中逐漸形成趨同的模式和規范,匯入了當代文學的主流。也許正是這一部分雖然沒有受到太大的波動,卻仍然遭遇挑剔與苛責的聲音,被區分出某種細微差別並隱含著不同流向的作家作品,使“前十七年”的軍旅文學具有難得的豐富性與縱深感,並且為新時期的突破與爆發埋下了伏筆。

  二

  新時期軍旅詩壇多元並存、生動活潑,在改革開放40年中國詩歌的整體格局中,顯示出了它獨異的風貌和蓬勃的活力。

  1978年底的中國共産黨十一屆三中全會,吹響了改革開放的時代號角,也是新時期開啟的標志。翌年年中,軍旅詩人雷抒雁最早以政治抒情詩《小草在歌唱》(《光明日報》1979年6月8日)作出了強烈反應,並一躍而成新時期詩歌的弄潮兒,引領了七八十年代之交軍旅詩歌的變革,並且成為新時期軍旅文學最初的濫觴。軍旅詩潮洶涌奔騰的動力,則主要來自四個方面。

  一是部分詩人超越慣常的軍旅詩歌思考視野和思維定勢,進入到社會、政治、文化層面的反思和批判,將軍人的職責與命運和國家、民族的前途聯係起來加以重新審視和觀照,勇敢地奏響時代琴弦的最強音,如李瑛的《一月的哀思》、雷抒雁的《小草在歌唱》,他們熱烈地呼應了當時的思想解放運動,為軍旅詩贏得了新時期最初的聲譽和影響。二是在思想解放運動的推動和南疆形勢的影響下,更多詩人把關注的目光投向了軍營內部和軍人自身。或是在戰爭的背景下重新思考戰爭與和平(如“戰壕詩會”、《山岳山岳 叢林叢林》等),或是在和平的日子裏重新尋找軍人的價值定位(如《三十天》等)。詩人的人性覺醒導致了抒情方式的根本變化,程步濤、杜志民、馬合省、賀東久、劉立雲、史一帆等人在開掘軍旅生活更新的領域和更深的層面上都作出了自己的努力。尚方、辛茹、阮曉星等女詩人則在軍旅愛情詩方面進行了嘗試和突破,為軍旅詩苑增添了新的風景。三是上世紀80年代初崛起于西北邊陲的“新邊塞詩”。代表人物周濤把一股粗放豪邁雄渾的大氣帶進了軍旅詩壇,它的近效果是帶出了一批豪放派,它的遠效果則是陸續産生了一批千行大詩,如馬合省的《老墻》、李松濤的《無倦滄桑》、王久辛的《狂雪》等等。四是在詩歌形式探索上走得更遠。尤其是80年代中期嶄露頭角的年輕一代,如簡寧、蔡椿芳、李鋼(也包括稍早的李曉樺和更晚的姜念光、董玉方以及貫穿40年的劉立雲等)。他們基本甩掉了已成定勢的軍旅詩歌傳統的包袱,直接從西方現代詩歌藝術中汲取養分,追蹤著中國當代新詩潮的步伐,努力尋找詩歌本身的純粹性,給當代軍旅詩歌帶來了一定程度的革新與挑戰。

  上述四個方面,也許還不能各自稱為一般意義上的“詩群”,但他們的遙相呼應和交叉滲透確實造成了新時期軍旅詩壇多元並存、生動活潑的新局面,從而成為一個以國防綠為標識的群體,在改革開放40年中國詩歌的整體格局中,顯示出了它獨異的風貌和蓬勃的活力。

  三

  一批以部隊新聞工作者為先鋒的報告文學作家脫穎而出,他們的作品顯示出了宏闊的視野、深刻的理性思考以及囊括一切的創作野心和筆力。

  繼軍旅詩歌發軔之後,在思想解放、除舊布新的時代大潮中,一批以部隊新聞工作者為先鋒的報告文學作家脫穎而出,成了弄潮兒。他們長期練就的政治敏銳性、思想概括力,深入扎實的採訪手段和倚馬千言的筆頭功夫,都在剎那間獲得了用武之地。錢鋼、李延國、江永紅、劉亞洲、袁厚春、徐志耕、大鷹等人頻頻出手,《藍軍司令》《奔涌的潮頭》《唐山大地震》《河那邊升起一顆星》《在這片國土上》《中國農民大趨勢》《走出神農架》《省委第一書記》《百萬大裁軍》《惡魔導演的戰爭》《南京大屠殺》《志願軍戰俘紀事》諸作屢屢轟動,接連獲獎,在整個新時期的報告文學大潮中也處于領頭羊的地位。

  此一時期軍旅報告文學作家從精神上擁有了“籠天地于形內,挫萬物于筆端”的豪情與魄力。作品內容從反映生活的深度和廣度上來説都是空前的,在題材上呈現出了多向度的選擇。他們不但觀照現實,更注重從歷史中挖掘經驗教訓,不但細致描繪時代巨變在軍營中的影響和波動,更把筆觸伸展到了整個民族、國家的變化上,顯示出了宏闊的視野、深刻的理性思考以及囊括一切的創作野心和筆力。他們以“全景式”、“卡片式”、“問題類”等多種類型的作品結構方式和敘述手段,形成了全方位宏觀描述、大規模信息匯聚以及時空延伸等特色,一批作品成了此一時期報告文學中的典范和代表之作,並使這一生動活潑的文學品種蔚為大觀。

  進入90年代以後,軍旅報告文學由興盛熱烈逐漸回落平穩。與此前相比,呈現出更為廣闊的全方位發展。突出表現在文體上傳統的人物型、記事體與全景式、集合式結構的並存,描寫對象的多樣化,對社會生活方方面面的真實再現,顯示出作家把握生活的全新視野。一批稍後發力的軍旅報告文學作家如金輝、邢軍紀、中夙等人,從步履匆匆緊隨時代大潮到佇足沉思潛入深水作業,從趕時效搶新聞到回眸歷史,取材的價值定位發生了變化,雖然作品的思考力量和批判色彩有所減弱,但各自形成了相對穩定的題材領域或生活根據地。如李鳴生的“航天係列”、徐劍的“火箭軍係列”、王宗仁的“青藏係列”、黃傳會的“大清海軍係列”等等。視野的轉換或縮小不但體現了時代發展所具有的特點,而且保證了創作資源的豐厚與綿長。

  進入到本世紀,隨著資本力量的無孔不入和文學的不斷邊緣化,報告文學也呈現退潮之勢,但就在這水落石出之中,少數大體量、高質量的軍旅報告文學作家有如孤島聳峙,支撐住了軍旅報告文學的半壁江山。其中最有影響力和代表性的是“一大一小”。大是王樹增“非虛構”的宏大敘事,從《長徵》《朝鮮戰爭》到《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他以一人之力,重新全面、係統、深入而藝術地還原中國現代革命戰爭史,既有高屋建瓴的思想穿透和恢弘的歷史場景重現,又有細膩入微的人性理解和藝術肌理呈示,在贏得市場的同時,也成為了最受歡迎的黨史、軍史、國史教科書。小是余戈異軍突起的“微觀戰史”寫作,他以滇西為切入點,歷經數年,梳理剔抉,洞幽發微,寫出了“滇西抗戰三部曲”《1944:龍陵會戰》《1944:松山戰役筆記》《1944:騰衝之圍》,以祖國海峽兩岸、日本、美國的戰鬥詳報、電文、地方史志、新聞通訊、“三親者”回憶等材料為基礎,詳加辨析,互為參照,以逐日甚至逐小時為密度,生動細膩地描繪出令人無法想象的艱辛、繁難、殘酷的戰爭圖景。作品甫一問世,就獲得了業內專家和無數軍迷的高度認可和熱情追捧。在此一領域,王樹增、余戈堪稱雙璧,熠熠生輝,是當下軍旅報告文學的標志性存在。

  四

  80年代的軍旅小説完成了革命性突進,涌現出一大批膾炙人口的名篇和才華橫溢的優秀作家,軍旅小説再度成為當代文學一個獨特和無可替代的組成部分。

  但是,總體比較而言,軍旅小説還是軍旅文學最強大的重鎮。與改革開放40年對應,它的發展變化也大體經歷了四個階段:一是上世紀80年代兩代作家在三條戰線作戰;二是上世紀90年代軍旅長篇小説的潮動;三是新世紀軍旅小説的第四次浪潮;四是新生代在更廣闊空間的崛起。

  相較于當代文學,軍旅小説有一點滯後,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之交雖然有徐懷中、鄧友梅、王願堅、石言等前輩作家發表了《西線軼事》《追趕隊伍的女兵們》《足跡》《秋雪湖之戀》等名作,但還是單兵作戰,難成陣勢,其時新時期軍旅文學主力軍團青年作家群尚未發動。真正標志著新時期青年軍旅作家集團衝鋒的“信號彈”恰是1982年間朱蘇進《射天狼》和李存葆《高山下的花環》兩部中篇小説的問世,不僅宣告了新時期青年軍旅作家的集群崛起,拉開了新時期軍旅小説進入高潮的序幕,而且以此為象徵,開辟了反映“和平軍營”和“當代戰爭”的兩條戰線,昭示了一大批青年軍旅作家如劉兆林、唐棟、朱秀海、簡嘉、李斌奎、雷鐸、李本深、張波、何繼青、沈石溪、畢淑敏、王海鸰、劉宏偉等人在這兩條戰線大顯身手。1986年,莫言的《紅高粱》又開辟了第三條戰線“歷史戰爭”,引導了一批沒有戰爭經驗的青年軍旅作家如苗長水、喬良、張廷竹等人寫出自己心中的戰爭。至此,80年代“兩代作家三條戰線”(一代作家即指“文革”後復出的前輩作家如劉白羽、魏巍、徐懷中、王願堅、石言、白樺、葉楠、黎汝清、彭荊風、蘇策等)的格局基本形成,新時期軍旅文學也藉此進入全盛時期,掀起了新中國軍旅文學的“第三次浪潮”。

  80年代軍旅小説緊隨時代步伐,以思想解放為發動,匯入現實主義深化的主潮之中,在三個層面上急速向前推進。一方面是在思想深度上,向現實主義的幽深挖掘,正視“軍人是人”的命題,尋覓和平時期軍人的歷史定位和戰爭中人性的裂變與閃光,反思戰爭,在頌歌與悲劇的討論中摸索英雄主義與人道主義的辯證把握;二是在題材廣度上,從雪山哨卡到火箭基地,從女兵王國到受閱方陣,從將軍到士兵,從歷史到現實,從天空、海洋到陸地,展開了廣闊壯麗而絢爛的人民軍隊生活畫卷;三是在藝術形式上,繼承傳統而超越傳統,立足本土又面向外域,在敘事結構、語言修辭和感覺方式等諸多方面不斷接受挑戰,實行變革。80年代的軍旅小説完成了革命性突進,涌現出一大批膾炙人口的名篇和才華橫溢的優秀作家,部分作家作品甚至已經表現出了努力與世界戰爭文學對話的追求,軍旅小説再度成為當代文學一個獨特和無可替代的組成部分,為新時期文學的繁榮進步做出了自己獨特的貢獻。

  五

  90年代以來,軍旅文學的挑戰與機會並存,淘汰與新生同在的雙向動態演進中,軍旅小説和作家隊伍出現了新的景觀。

  進入上世紀90年代後,驟然加速的社會轉型帶來了文學的失重,更帶來了軍旅文學的失位,面臨著“消解”的嚴峻挑戰。這種“消解”來自兩個層面,表層是經濟的窘迫消解了80年代軍旅文學那種“有組織、有計劃、有領導”的集群動作方式,取而代之的是更多的散兵遊勇式的個人化“寫作活動”。深層的消解則表現為軍旅文學作為一種有著特定內涵的深厚意識形態色彩的淡化,它牽涉到軍旅作家如何將一種政治的優勢轉化為藝術的、審美的優勢及相關策略。辯證來看,當時來自“組織形態”和“觀念形態”兩個層面對軍旅文學的“消解”過程,其實也正是當代文學對軍旅文學的一個“融合”過程。挑戰與機會並存、淘汰與新生同在的雙向動態演進中,軍旅小説和作家隊伍出現了新的景觀。首先是一批崛起于80年代的作家,經過十余年的文學訓練和人生歷練之後,藝術技巧、思想修養和生活積累都趨于成熟,開始躍進一個新的境界,先後創作出了《炮群》《醉太平》(朱蘇進)、《穿越死亡》(朱秀海)、《孫武》(韓靜霆)、《末日之門》(喬良)、《遍地葵花》(陳懷國)、《兵謠》(黃國榮)、《歷史的天空》(徐貴祥)、《突出重圍》(柳建偉)、《英雄無語》(項小米)、《亮劍》(都梁)、《我是我的神》(鄧一光)等厚重之作,不僅彌補了80年代軍旅長篇小説“歉收”的缺憾,而且還使長篇小説取代了中篇小説成為90年代軍旅文學的主要風景,初步實現了軍旅長篇小説繼“前十七年”之後的再度繁榮。

  其次,是一批上世紀50年代前後出生的小説新人如閻連科、陳懷國、趙琪、石鐘山、李西岳、溫亞軍等人在80年代軍旅小説日漸黯淡沉寂時脫穎而出,為90年代軍旅小説的艱難啟動注入了生機活力。他們以更加個體化的“青春角度”切入當下的軍旅現實生活,以濃鬱的自傳色彩和個人人生經歷或心靈歷程,真實自然地流露與傳達出了行進在八九十年代之際的軍隊現代化進程中當代士兵的體驗和情感,並以此填補了前代作家在追蹤現實軍營生活方面逐漸“淡出”的空白,再次印證了反映軍隊生活的文學作品必須在不同的時代找到不同的代言人的特殊性。而通過農家子弟入伍從軍折射出農業文明與現代文明相碰撞的“農家軍歌”則是一個階段內新軍旅小説的“主旋律”。繼老一代軍旅長篇小説作家之後,新一代軍旅長篇小説作家日漸成熟,發出了軍旅長篇小説創作大潮的隱隱濤聲。

  六

  新世紀初年,以軍旅影視劇和“軍地連手”為亮點,帶動整個當代軍旅文學波瀾壯闊的“第四次浪潮”,形成了新中國軍旅文學史上最為繽紛多元、氣象萬千的雄渾景象。

  新世紀初年,軍旅長篇力作《音樂會》(朱秀海)、《楚河漢界》(馬曉麗)、《我在天堂等你》(裘山山)、《戰爭傳説》(周大新)、《我們的連隊》(陶純、陳懷國、衣向東)、《驚蟄》(王玉彬、王蘇紅)、《新四軍》(趙琪)、《一路長歌》(衣向東)、《士兵》(蘭曉龍)、《百草山》(李西岳)、《大院子女》(石鐘山)、《賭下一顆子彈》《坼裂》(郭繼衛)等等逶迤而出,連綿不絕。軍旅長篇小説創作已由濤聲隱隱的“潮汛”變成了“波濤洶涌”的大潮。溯流而上,如果以20世紀50年代中期如《紅日》《林海雪原》等標志當代軍旅文學的第一次浪潮,以五六十年代之交的《苦菜花》《烈火金剛》等標志當代軍旅文學的第二次浪潮,以80年代中期“當代戰爭”、“歷史戰爭”、“和平軍營”、“三條戰線”鼎足而立標志當代軍旅文學的第三次浪潮,那麼,新世紀之初長篇小説的空前繁榮可看成是當代軍旅文學的第四次浪潮。眾所周知,雖説由于傳媒方式的革命和文學生態的變更,就社會影響而言,“第四次浪潮”(僅限于長篇文本)也許和前三次浪潮不可比擬,但可以比較的是,它和“前十七年”以長篇為主體的兩次浪潮形成了一種遙相呼應,而且從數量和質量上都是一種繼承、拓展和超越:它和以中短篇為主體的第三次浪潮構成了一種對比與補充,而且,從中短篇到長篇,本身就是一種發展、承續和深化。第四次浪潮中出現的軍旅文學作品,不僅可以在縱向的比較中顯出新的特質,而且軍旅文學有了一支成熟穩定的長篇創作隊伍,他們當時的年齡多在40至50歲左右,正富于春秋,經驗老到,處于創作旺盛期,並有可持續的發展後勁;以這批作家作品為輻射,他們編劇、改編或被改編的電影、電視劇(如《和平年代》《激情燃燒的歲月》《突出重圍》《亮劍》《士兵突擊》等等)熱播不衰,充分顯示了軍旅長篇作家雄大深邃的“酵母”作用,和它們借助影視傳媒成倍放大的幅員遼闊的覆蓋力量。

  此外,在中國社會急劇轉型帶來文學生態環境的遽變中,一部分軍旅作家的價值取向更加靈活也更加堅定。他們的題材選擇就逸出了軍旅范疇,步履堅定地直奔審美目標——周濤立于西部邊陲,以天山長風般的大氣、鷹隼般的銳利和哲人的睿智卓然成為上世紀90年代中國散文一大家;周大新的“長河小説”《第二十幕》、柳建偉的現實主義厚重之作《北方城郭》,均非軍旅題材,但都達到相當的藝術高度,將作家個人的藝術才華展現得淋漓盡致,實現了各自的追求目標,成為了各自的代表之作,也成為中國90年代長篇小説的扛鼎之作。與此同時,由于軍旅文學開放品格所煥發的獨特魅力,也吸引了一批非軍旅作家如鄧一光、尤鳳偉、閻欣寧、阿成等人的熱情投注,寫出了《我是太陽》《父親是個兵》《生命通道》《五月鄉戰》《槍隊》《槍族》《趙一曼女士》等軍旅題材的佳作。而這兩種現象在此前都是難得一見的。以軍旅影視劇和“軍地連手”為亮點,帶動整個當代軍旅文學(包括雖然寂寞但仍舊默默前行的詩歌、散文、報告文學和中短篇小説)波瀾壯闊的“第四次浪潮”,形成了新中國軍旅文學史上最為繽紛多元、氣象萬千的雄渾景象。

  七

  徐懷中、彭荊風的創作經驗告訴我們,文學是一場真正的馬拉松,不僅是對才華、學識和生活積累的考驗,更是對意志、質量,乃至定力、耐力和體力的挑戰。

  我還想要專門為兩位軍旅文學的重臣和老將:徐懷中和彭荊風加寫一小節。主要原因就是他倆不約而同地在2018年,即各自90高齡的耄耋之年(徐懷中1928年生人,彭荊風1929年生人)捧出了超越自我的高峰之作——長篇小説《牽風記》和《大陽升起》。眾所周知,二位均是經受了戰爭年代炮火硝煙洗禮的軍旅作家的領軍人物,他們卓尓不群的創作活動貫穿了新中國的整整70年,他們一同崛起于西南邊陲,又都在年過半百之後分別以《西線軼事》和《今夜月色好》獲得全國優秀短篇小説獎,80高齡再分別以長篇非虛構文學《底色》和《解放大西南》榮獲魯迅文學獎,已經創造了文壇奇跡。

  從《我們播種愛情》《無情的情人》到《西線軼事》再到《底色》,徐懷中所作不多,但他始終走在挑戰自我、超越自我、不倦創新、永遠探索的路上。《牽風記》更是把這種努力推向了極致。他師承孫犁“荷花淀派”樸實、天然、唯美、雋永的文脈,而又多了一股從戰士到將軍歷練出來的雄健豪邁之風、雄渾磅礡之氣,為這一審美范式做出了有力的推進與拓展。徐懷中細膩入微的寫實筆觸和浪漫奇崛的歷史想象共同建構起一個唯美的世界。小説濃墨重彩書寫的是戰爭背面的景致,是對悲劇美學的深入探索。人性的高潔與卑下、英雄與匪性、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多種自然色彩的交織與纏繞,托舉出戰爭背面的別樣風情與生命剪影。在我看來,《牽風記》所牽之風,既是《詩經·國風》裏情牽一線、 男歡女愛的“關雎”之風,又是20世紀中葉人民解放軍千裏挺進大別山,一舉牽動了歷史風向,開始了東風壓倒西風。所以,《牽風記》之風,既有情愛風頭,又有歷史風潮,含蓄而大氣。所塑造的“三個半”人物和一匹戰馬的形象,是對中國當代戰爭文學的大貢獻。作品不僅大幅度刷新了徐懷中自己的創作高度,而且也震動了有關當代軍旅文學的傳統思維定式,拓展了整個當代軍旅文學的格局,在多維度上,堪與世界優秀戰爭文學平等對話。

  彭荊風上世紀50年代就以電影《蘆笙戀歌》一舉成名,70年來,始終扎根西南邊疆筆耕不輟,被譽為紅土高原上的文學常青樹。他一直寫作到生命的最後一刻,長篇小説《太陽升起》(作家出版社,2018年)就是他的遺作。《太陽升起》是一本用文學方式描述特殊的邊地、特殊的歷史事件和人物的書。彭荊風走遍了西盟佤山的大小部落和山林,接觸了各式各樣的人物,對佤山的自然風貌了然于胸,對佤族、拉祜族那些古老而獨特的風俗了解至深。這使他的作品能夠貼近所書寫對象的心靈,給讀者帶來似可觸摸的真切體驗。小説《太陽升起》讓讀者重新回顧佤族人民從黑暗走向光明的歷史起點,回望那艱難曲折的前進道路,傾聽佤族人民進步史詩中的交響樂章。就小説所表現的重大主題、歷史轉折、眾多人物和生活幅面而言,《太陽升起》無疑具有史詩的氣質。然而,不同于通常史詩小説巨大的時間跨度,《太陽升起》的敘事時間只有幾天。彭荊風在幾天時間裏濃縮了一段特殊的歷史,交織了多重矛盾,寫活了一群個性鮮明的人物。這是作家積淀半個多世紀、幾經修改、融匯畢生創作經驗的一部作品。清新簡練的文筆以及波瀾起伏、引人入勝的情節,給讀者帶來了非常愉悅的閱讀感受。

  徐懷中、彭荊風的創作經驗告訴我們,文學是一場真正的馬拉松,不僅是對才華、學識和生活積累的考驗,更是對意志、質量,乃至定力、耐力和體力的挑戰。“只知詩到蘇黃盡,滄海橫流卻是誰?”

  八

  “新生代”在成長之初緩解了新世紀軍旅文學出現的“孤島現象”,他們的創作呈現的是從個體的角度切入生活,顯示出迥異于前代軍旅作家的敘事范式和美學風貌。

  從徐懷中、彭荊風兩位老前輩直接跨越到軍旅作家新生代,不免給人以穿越之感,更讓人慶幸軍旅作家的“五世同堂”,不啻當下軍旅文學重大調整格局之下的一個福音。以李亞、王凱、文清麗、西元、王棵、裴指海、朱旻鳶、王甜、曾皓、曾劍、李駿、魏遠峰、董夏青青等人為代表的軍旅作家“新生代”浮出水面,從業余走向專業,從青澀走向成熟,漸次成為了軍旅文學的希望和未來,其中的佼佼者已經在當代文壇初露崢嶸。“新生代”在成長之初緩解了新世紀軍旅文學出現的“孤島現象”,他們的創作成果目前還更多體現在中短篇小説領域,數量可觀,並在質量上有著較高的藝術水準。“新生代”的成長環境決定了這些作家再難復制前輩們深切的戰爭親歷和磅薄的集體疼痛,也因此,他們的創作呈現的是從個體的角度切入生活,顯示出迥異于前代軍旅作家的敘事范式和美學風貌。這既顯露出新世紀軍旅文學與其承接的“新時期”軍旅文學之間創作生態環境以及文學觀念的代際差異,也彰顯了“新生代”作家在新世紀語境下試圖構建獨立美學追求的創新精神和自覺意識。

  顯而易見,“新生代”作家大多數有著廣闊的文學視野、扎實的文學訓練和一定的基層部隊生活經驗,各自從熟稔的軍旅生活出發,營造屬于自己的一方“營盤”,寫下了一係列暗含個人成長經歷、富有個性化敘事風格的小説。然而,當“新生代”所描摹和繪制的“軍營現實”進入到一種過于私語化的境地而無法尋求突破時,他們筆下的軍旅生活的面目就稍顯狹窄了。作家們顯然也意識到了這個問題。近幾年,在完成了最初的對軍營生活的回顧之後,部分“新生代”作家主動突圍,在更為廣闊的軍旅文學土壤之上尋覓新的寫作資源,顯示出主動向愛國主義和英雄主義等軍旅核心價值觀的積極靠攏。當此之際,徐懷中、彭荊風二位老前輩的經驗特別值得深思而後學。

  回首昨天,七十春秋鐵與火;展望未來,八千裏路雲和月。在今天中華民族迅速崛起,努力實現中國夢、強軍夢的偉大歷史進程中,我們尤其懷念新時期文學風雲際會的歲月,特別是那些報告文學作家總是在重大事件發生的第一時間拍馬趕到,迅速採訪、寫作、推出作品,動則轟動,洛陽紙貴一時間,“無人不道看花回”。今天中國夢、強軍夢的故事比任何時候都更加波瀾壯闊、精彩紛呈、激動人心,我們的軍旅作家們什麼時候才能把她們寫出來,奉獻給這個偉大的時代、偉大的軍隊、偉大的人民?當代軍旅文學這條壯闊的大河,何時何處才能匯入中華民族偉大文化復興的遼遠而深邃的汪洋大海?

(編輯:郭青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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