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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文學七十年的分期、研究和史料建設

時間:2019年06月24日 來源:文藝報 作者:程光煒 魏華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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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代文學七十年的分期、研究和史料建設

  ●文學史分期的問題尤為迫切,不妨在雜志上先搞起來,只有爭論,最後才能逐步達成共識,推動學術的發展。

  ●70年文學研究是整體研究還是分段研究,可以討論,更重要的是先做起來。一個段落一個段落有人去研究,歷經數年之後,大家把這些段落合起來,或者相互作為參照,整體感的要求就會慢慢産生了。

  ●史料建設也是亟不可待的工作。只有史料建設完全跟上來,研究才會更有起色,有更大的進步,有更大更多的學術發現。

  當代文學的分期

  關于當代文學的分期,目前有“前三十年”、“後四十年”的説法,還有“十七年”、“文革文學”、“新時期文學”等習慣用法。

  我們要帶著歷史視野和框架來做分期研究。沒有框架感的文學史,是不能成其為文學史研究的。

  魏華瑩:今年是中國當代文學七十年,當代文學不僅走過了一個甲子,還超出現代文學整整十年。它的歷史長度是現代文學的一倍多。在這種視野裏,應該怎麼看當代文學七十年的分期、研究和史料建設等問題?請您談談自己的看法。

  程光煒:近年來,我曾呼吁當代文學研究和批評的一線雜志,可以適當地進行當代文學分期問題的討論,但沒人響應。現在的雜志,有強烈的批評意識,卻沒有文學史意識,這跟辦刊人的眼光、當然也跟當前當代文學批評的整體氛圍有關。

  如果説分期,首先得説起點。大多數人都相信,中國當代文學史的起點,是以1949年全國第一次文代會的召開來劃分的。最近一些年,有人提出以1942年延安文藝座談會為界標。在現代文學界,流行幾十年的起點是1919年的五四文學革命,這就使學術界以“五四”和“魯迅”為統領,統一了認識,形成了文學評價標準。現代文學為什麼比當代文學更像是一個成熟的學科,除了時間因素外,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有統一的歷史觀念和文學評價標準,所以,它後來的學科積累和史料學建設,越來越成熟細致的思潮、流派、社團和作家作品研究,才能在這一基礎上發展起來。因此,討論分期問題,第一步要先討論起點,先把大家的思想認識統一起來。

  關于當代文學的分期,目前有“前三十年”、“後四十年”的説法,還有“十七年”、“文革文學”、“新時期文學”等習慣用法。

  魏華瑩:某種程度上,分期實際關涉到當代文學七十年研究的開展,非常重要。您能不能就這個問題談一下個人的見解?

  程光煒:這兩種劃分方法,各有優長,也有自身不足。實際上,任何分期都有它使研究者的歷史觀念更加清晰、凸現自覺的研究角度和定位的好處,當然局限性也是同時存在的。例如,現代文學“三十年”。他們把中國現代文學的發展歷史,用三個“十年”統領了起來。具體地説,就是20世紀第一個十年的“文學革命”,第二個十年的“多元分化”,第三個十年的“四十年代文學”,有人也把第二個十年叫做“三十年代文學”。這種歷史分期,可能是受到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的影響。然而這樣一來,就把第一個十年做大做強了。歷史地看,現代文學領域,在第一個十年取得的成果最為豐富,涌現的學者最多。從1979年到上世紀80年代結束,幾乎現代文學界傾巢出動,把這十年研究得很透徹,例如五四新文化運動、文學革命、陳獨秀、胡適、周作人、劉半農、錢玄同,順便還延伸到晚清思想文化界和文學界,例如梁啟超、王國維、章太炎等人。由于扯出了晚清,就把五四這一代知識分子的思想文化和學術的傳承説清楚了,比如“章門弟子”等的研究。自然,第一個十年文學研究最成熟的標志,是幾代學人的魯迅研究。在現代文學研究領域,有“魯迅研究界”的説法,這説明大家都把它看做是學術積累深厚、研究方法和材料最為成熟的一個領域。相較之下,第二個十年、第三個十年的研究至今還比較薄弱。第二個十年有一些比較大的作家,第三個十年似乎就可以説進入現代文學的歷史尾聲了。第二個十年的主要研究對象是思潮、流派和作家研究,例如京派文學、左翼文學、通俗文學,茅盾、巴金、老舍、曹禺、沈從文、張愛玲、錢鍾書,最後一個十年有趙樹理,其余是比較年輕的作家。

  目前當代文學分期的第一種説法,即“前三十年”和“後四十年”這種分期法,是蔡翔、羅崗和倪文尖最早提出來的。他們的依據,是社會主義前後期的發展史。它的優點是比較簡單明了,不足是以思想史為貫穿,容易把前後兩個時期的關係搞緊張,更容易把文學史當成思想史的附庸來看待。

  後一種分期法,是當代文學研究界自然而然地形成的。這是一種以“1980年代”為中心的歷史劃分辦法。最早提出這個辦法的,是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當代文學研究室集體編寫的《新時期文學六年》(1985),以及朱寨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思潮史》(1987)。後來,張鐘等的《當代中國文學概觀》,郭志剛等的《中國當代文學史初稿》,洪子誠的《中國當代文學史》,陳思和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董健、丁帆、王彬彬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新稿》,孟繁華與我合著的《中國當代文學發展史》和陳曉明的《中國當代文學主潮》等,都接受了這種説法。最近40年的文學批評,對歷史、文學和作家作品的看法,也都沿用了這個觀點。這顯然是一種啟蒙論的視角,與前一種後現代主義視角形成某種對話關係。但啟蒙論視角裏有歷史滾滾洪流的聲音,有一代代人奮鬥前行的身影,更充滿了探索的勇氣和艱險。我們曾經經歷過這一切的人,都能在這歷史洪流中找到自己的記憶,在內心深處産生長久的激動。因為如此,這種分期法被學術界廣泛採用。不過,它跟社會史的距離比較近,也容易影響到文學自身的獨特規律和自主性,需要保持一定的警覺。

  魏華瑩:看來,後一種分期法被採用較多,有比較深的歷史根源。如果進行更深入的思考,尤其是把組成了這一切的復雜因素揭示出來,也需要花費很大的研究精力。

  程光煒:確實是這樣。“十七年”、“文革文學”和“新時期文學”提法的出現,跟它們自身攜帶的時代背景和歷史觀有直接的聯係。也就是説,它是在它自己的語境中産生的。“文革文學”暫且不談。“十七年文學”現象的出現,與新中國成立初期欣欣向榮的經濟建設、階級鬥爭劇烈化、蘇聯當代文學影響和《講話》精神都有關係。也離不開這期間全國三次文代會對文學創作的規劃藍圖,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思想方法和創作原則。只有在這個特定歷史框架下來理解它,而不是簡單的臧否。比如,為什麼會出現柳青、趙樹理、“山藥蛋派”、李凖、王汶石、浩然的小説,為什麼會出現《紅旗譜》《紅岩》《紅日》《青春之歌》《敵後武工隊》《野火春風鬥古城》《苦菜花》《林海雪原》等紅色經典。“十七年”作家,大多有這些鮮明特點:第一,他們是從戰爭中走來的革命文藝戰士;其次,其中一些人親身參與過上世紀40年代末在根據地,或解放後的土地改革運動,用今天的説法,是比較接地氣的一代現實主義作家;三是他們深受《講話》精神的影響,相信文學來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理論,甘心情願地以文學為武器,為現實和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服務。這種鮮明的歷史觀,這種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文學精神,在百年中國文學史上是獨一份,可以説前無古人,後面也不一定有來者。這是獨特的歷史轉折造就的一代充滿了浪漫主義和理想主義精神的作家群體和文學現象。

  對“新時期文學”的理解不能脫離這樣一個路徑:沒有改革開放,何來新時期文學?新時期文學與“十七年”文學,既有一定的承傳關係,更多是不同。首先,新時期初期,“十七年”作家多半已退場,“30後”作家和“50後”作家成為新時期文學的主體;其次,這些歸來作家和知青作家,盡管經歷過政治運動震蕩,經歷比較坎坷,但他們的思想行為有和平時期的鮮明特點。更重要的是,由于跟著改革開放這列火車前進,使得新時期文學及其作家擁有了世界性眼光和胸懷,無論思想觀念還是創作手法,都發生了不同于“十七年”文學的深刻變革。除此之外,我認為無論研究“十七年”還是新時期,都要注意這些時間點:1949、1957、1958、1966、1979、1993年。

  我的意思是,我們要帶著這種歷史視野和框架來做分期研究。沒有框架感的文學史,是不能成其為文學史研究的。

  七十年文學研究

  目前當代文學整體性研究很流行,但流于表面、籠統,給人宏觀模糊的印象,讓人不得要領。所以,我認為應該先做分段的具體的研究。

  魏華瑩:進行文學史分期之後,我們來了解下一個問題:怎樣開展七十年文學的研究?您認為是應該先做分段研究,還是一上來就做整體性研究?

  程光煒:我認為先做分期研究比較好。由20世紀20年代濫觴到七八十年代的“法國年鑒派史學”,對全世界史學研究的面貌,産生了深刻廣泛的影響。法國年鑒派主張“微觀史學”,用我們的説法是,就是對某個歷史時段做專題研究。因此,有人把他們的歷史研究方法稱為“時段史學”。這個方法有它的好處,就是做得非常具體、細致、深入,一本書可以把一個地方、一個時期的歷史打撈清楚,例如《地中海考古》《朗格多克的農民》《馬丁·路德:一種命運》等名著。他們強調專注于某一種現象的跨學科研究,對傳統史學産生了很大衝擊。他們盡管對宏觀史學給予了很嚴厲的批評,但並不真正地反對“長時段”研究,反而認為在微觀研究中具有宏觀史學的視野也是有必要的。

  魏華瑩:這麼説,您強調先做分段研究,也不反對進行整體性研究?

  程光煒:是的。目前當代文學整體性研究很流行,但流于表面、籠統,給人宏觀模糊的印象,讓人不得要領。所以,我認為應該先做分段的具體的研究。

  例如專題性的“十七年”文學研究。近期有意思的成果是洪子誠的《材料與闡釋》,黃發有的“十七年”文學傳媒研究,張均的“十七年”報刊史研究,王秀濤的《第一次文代會始末》的檔案研究。從這些成果看,“材料”開始作為“史料學”的骨幹部分,被人們所重視;“材料”的歷史可信度在增加。這在前幾年是不可想象的。其他學者也都有值得肯定的研究,例如陳思和、蔡翔、吳秀明、羅崗、趙勇、王堯、黃平、李建立等人的著述。相較之下,“十七年”的文學制度研究成果斐然,具體作家研究還沒有跟上來,例如對柳青、浩然、李凖、王汶石、馬烽的研究,遠遠不夠。這樣就形成了“一頭沉一頭輕”的現象,大家都爭先恐後的研究制度。

  魏華瑩:“十七年”作家研究,哪些地方有開掘價值?是否還有被觸動的空間?

  程光煒:具體點説,李凖小説與地域文化和洛陽方言,河南人兼有世故和老實本分地域性格的關係,就沒有解釋清楚,老是在合作化運動上轉來轉去,其實沒有真正觸及他小説創作之所以取得成功的原因。作為河南當代小説的“一個小小的傳統”,如果對李凖創作不研究清楚,就無法解釋在劉震雲、周大新、閻連科、李佩甫和李洱創作中還在傳承的那種特殊的“土味”。河南作家的土味,不同于其他北方地域的作家,這是他們創作風格最為鮮明的地方。陜西、山西和山東作家身上盡管也有土味,但那種土味跟河南作家不一樣。如果做具體研究,要查地方志、方言、氣候地理和傳統習俗方面的書籍,比如查查李凖《李雙雙小傳》方言的出處,例如洛陽郊區的某鄉某村。世人為什麼對法國年鑒派代表人物布羅爾的《地中海考古》這麼佩服?關鍵是人家把地中海的氣候、地理、人文等研究了十幾年,摸透之後,在積攢了極其豐富材料的基礎上,才動筆寫的。

  我個人印象是,當前“十七年”文學研究,資料整理和文學制度研究成績比較突出,作家創作研究相對滯後。這可能與認為作家作品的“文學性”不夠,藝術上相對粗糙的看法有關。不妨先擱置文學性問題,做點“山藥蛋派”、“白洋淀派”的流派研究。從新時期初期,鐵凝、賈平凹等人的創作看,“白洋淀派”尤其是孫犁的影響是很大的,可以探討白洋淀審美風格的流傳問題。“山藥蛋派”是從趙樹理這一脈下來的,它與山西的山川地理、風俗文物、語言特點究竟有什麼關係,也應該有更細致深入的研究。

  魏華瑩:最近十幾年,您帶領的中國人民大學博士生團隊一直在做“80年代文學”研究,積累了不少經驗,得到學術界認可。您能否估測一下,除80年代文學外,前面的六七十年代思想史,後面的九十年代文學,是否還有研究的可能?

  程光煒:事實上,我們也涉足過上世紀70年代小説和90年代文學。課堂論文結集而成的《七十年代小説研究》一書已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九十年代研究論文,也編成《走向樞紐點——九十年代文學研究》交給了北大出版社,預計年內出版。

  70年代文學這部分,除了公開發表的“文革文學”外,還有“地下文學”作家作品。撇除它自身的存在價值,70年代小説和思想對于新時期文學的意義,還沒有被充分地認識到。例如從思想層面看,“9·13事件”導致的思想覺醒,對北島、張承志、韓少功和張抗抗等的影響可能是巨大的,有脫胎換骨的作用,因為它點燃了這一代作家思想的火把。小説《波動》《北方的河》《金牧場》和《北極光》中,主人公為什麼一直在與人爭論?什麼人生價值、生死問題、真與善,爭論的思想寬度從60年代、70年代,一直延續到八九十年代,很難説直到今天它就停止了。因此,它作為思想資源有正反兩個方面,需要深入討論和挖掘。從文學層面看,“重大題材”也影響了新時期初期作家的創作,例如蔣子龍、劉心武、路遙等人。“重大題材”1985年後似乎走向了式微,喪失了歷史動能,這只是表面現象,最近幾年,它被人重新提起,引起不少作家的注意。這説明,“如何重寫重大題材”其實還有思想和創作方法的活力,並不像表面上那樣是死水一潭了。這是70年代文學不能小覷的地方。

  90年代文學,它的重點在文學與市場、文學與革命這兩個點上。通過研究,我漸漸感到它仍有開採的價值。比如90年代文學界知識分子的精神狀況,國家對圖書市場一度的權力讓渡問題,書商階層興起對文學創作産生的正反作用,作家和批評家心態的微妙變化,尤其是作家與讀者關係的巨大變化,批評家工作的獨立性等問題,沒有被仔細清理,也缺乏一個總體性的歷史把握。

  魏華瑩:您認為90年代文學研究的難點在哪裏?

  程光煒:除了上述思想層面上的夾纏外,困難還在資料的掌握。對現在的雜志,我的抱怨是不願意做資料工作。實際上,雜志除大量批發作家作品評論,早應該像80年代初的《新文學史料》那樣,有意識和有步驟地組織作家寫回憶錄,把珍貴的資料留下來。比如,對賈平凹創作《廢都》的前前後後,有幾部傳記稍微寫到,也有作者零星的回憶,但這不是基礎資料,因為它無法讓人看清楚作家思想、觀念和生活上的復雜變化。因此,就不能對他為什麼要創作這部長篇小説做出有分量有説服力的解釋。《廢都》盡管存在爭議,但對于理解90年代文學,意義十分重要。還有史鐵生的《我與地壇》,也需要資料支撐來開展研究。

  鑒于市場和革命等層面的東西比較復雜,能不能先從小處落實,從資料入手來開展對90年代文學的研究?因為資料缺乏,我和學生都曾在這裏碰壁,感受尤深。當然,除寄希望于雜志,也可以先動起來,多找人訪談,跑幾個地方。

  史料建設

  最近幾年,史料建設日益受到當代文學研究界的重視,研究者的史料意識越來越自覺強烈了。現在史料建設基本是各自為陣,雖單位較多,協調工作難做,亦取得不小成就。

  魏華瑩:從既往文學史研究的經驗看,史料建設不是一個新話題,但確實非常重要。程老師能否利用紀念當代文學70年的機會,再談點什麼呢?

  程光煒:確如你所説,史料是中國古代文學的基礎建設,現代文學在上世紀80年代興起的過程中,也扮演著壓艙石的作用,雖説是老話題,可對70年文學的研究來説依然非常重要。

  最近幾年,《文藝爭鳴》和我們學科都先後舉辦過史料問題的回憶。浙江大學、中山大學和杭州師范大學也有類似專門的研討會。這些現象,説明史料建設日益受到當代文學研究界的重視,研究者的史料意識越來越自覺強烈了。

  從集體作業的情況看,浙江大學以吳秀明教授領銜的史料整理,開展了很多年,取得了突出成績。我和楊慶祥、黃平先後編輯了《中國當代文學期刊目錄》(540萬字)、《新時期文學研究資料》十六卷,前者還在北大編輯過程中,後者已由百花洲文藝出版社推出。我印象中還有北師大的《中國當代文學編年史》、南京大學的《江蘇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叢書》、信陽師院的《中原作家群研究資料叢刊》等係統性的資料出版。

  從個人作業看,黃發有、張均和王秀濤三人的工作值得注意。黃平和李建立也做了很多工作。個人作業雖不像集體作業規模大、係統化,但質量也不能小覷。黃發有對史料的開發是多方面的,除雜志原刊、檔案外,還掌握了1000多封作家的通信。由于長期耕耘,他對史料建設有獨特的見識。張均的工作主要在報刊雜志上,除一期期閱讀雜志,翻閱舊報刊,也是他經常的工作。在掌握豐富資料的基礎上,他的研究不光具有了史家的眼光,而且有一定的思想性。王秀濤目前的工作,依賴的主要是稀見檔案,鑒于與眾不同,得出的結論大概就不同尋常。而且他對資料細部的觀察、淘洗、挑揀和利用,也獨具功底。黃平目前的著力點在新時期文學的“起源點”上,他還可能以時間為節點,一步步地深入下去。李建立的《今天》研究獨具特色。就他掌握的資料、了解的程度看,已非人能比。除此之外,我認為還應注意袁洪權和易彬兩人的研究。他們從現代文學轉過來,有比較嚴格的學術訓練,例如版本、文獻等等。最後,也要提到武新軍、斯炎偉、趙衛東等人所做的工作。武新軍正在對地方文學雜志做係統性的整理,擬出版較大規模的資料叢書,值得期待。

  魏華瑩:您覺得目前最應該抓的大的工作是什麼?

  程光煒:現在史料建設基本是各自為陣,不像80年代初那樣採取九院校、十四院校集體合作的方式,雖單位較多,協調工作難做,亦取得不小成就。我初步考慮,能否以一兩所大學為主,申請國家社科基金的重大項目支持,包括後期項目支持,花上一二十年的時間,對70年代文學進行係統性、大規模的史料建設工作,從思潮、現象、流派、社團到作家作品,分時期一步步地進行,採取一網打盡的辦法?當然,這只是幻想,真要實現這一宏大目標,談何容易?必得一兩代人前赴後繼地進行。現在已經不是合作的時代,即使有所謂重大項目的分工合作,也都是名義上的,真正做事的,還是申請人和他的學生們。

  魏華瑩:既然幾所大學合作很困難,那麼您是否還有其他的建議和辦法?

  程光煒:我能想到的,是近年可以專門開一個相關大學老師參加的小型研討會。大家坐在一起先務虛,然後討論一下能否採用分工合作的辦法,把我剛才所説的宏大工程扎實地做下去。具體來説,有的大學做制度史資料整理,有的大學做思潮、現象和社團,有的大學做作家作品,其余零零碎碎的工作,再找一兩所大學分工來做。

  魏華瑩:剛才談的都是比較宏觀的問題,如果從微觀角度看,您覺得您和自己的團隊還能做哪些事情?

  程光煒:我對這個話題感興趣。一個老師在大學教書,最大的樂趣就是帶著學生,或者説是跟著學生做研究。其實,你的精力、經驗和人際關係,只能團結學生們來一起搞,專注于一個領域的史料建設,由此開展文學史的專史研究。

  就我目前的工作而言,如果進行史料的建設,我想先從《八十年代文學資料叢書》開始。雖然對此做了十四五年的研究,然而還缺乏一套專業資料工具書。當然,關于它的編選目標、規模和體例可以專門研究。如果前後做一點延伸,在80年代文學資料叢書完成以後,不妨先把《七十年代文學資料叢書》弄起來,接著再做《九十年代文學資料叢書》。這樣做的好處,一是它有“三個十年”的全局觀,有歷史軌跡和輪廓,有比較清楚的時間軌道;二是稍微區分一點段落,可以清楚地看清文學思潮和作家作品的變化;三在基礎上形成一個相互呼應的關係。沒有“70年代”,何來“80年代”?也就是説,70年代事實上是80年代文學的歷史起源,是一個前理解。那麼,90年代文學資料叢書,則可以回溯過去,把70年代和80年代再回顧性地清理一遍。因為某種程度上,它是80年代歷史的延伸和變異,雖然很多方面都發生了劇變,但基本問題、文學精神和思想障礙還在那裏,沒有發生任何變化。資料叢書的建設,就是要通過史料文獻,把上述這些困惑弄清楚,好好解決一下。

  至于“十七年”文學,其他大學已經先行了一步,他們已經做了很多工作,我們就沒必要再做重復性的工作。這也算是分工合作。

  魏華瑩:您能否用最後一點時間,回溯一下前面談過的問題,對當代文學七十年研究的未來做一點展望?

  程光煒:展望談不上。我簡單回溯一下吧。我在其他場合已多次談到,一個學科的發展和積累,需要幾代學人的努力,不是一朝一夕能夠完成的。所以,以上所説,只是我的一家之言,不當之處還希望同行見諒。

  綜上所述,我認為文學史分期的問題尤為迫切,不妨在雜志上先搞起來,有一些爭論沒關係。只有爭論,最後才能逐步達成共識,推動學術的發展。再就是70年文學研究的問題和方法,是整體研究還是分段研究,也可以討論,更重要的是先做起來。一個段落一個段落有人去研究,歷經數年之後,大家把這些段落合起來,或者相互作為參照,整體感的要求就會慢慢産生了。最後,關于史料建設,也是亟不可待的工作。只有史料建設完全跟上來,研究才會更有起色,有更大的進步,有更大更多的學術發現。我最近寫過幾篇小的考證文章,比如《一份沉埋的孤證與文學史結論——關于路遙1971年春的招工問題》和《路遙和林虹關係的一則新材料》。親身做一點史料考證,感覺跟過去寫比較宏觀的討論文章很不一樣,主要是宏觀文章有很多辦法繞過難點,但考證文章只要被一個材料卡住,就繞不過去了。

(編輯:郭青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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