駝鈴帆影絲綢路 民心相通追古蹤——古絲路上的體育文化交流
新華社西安５月１１日電 題：駝鈴帆影絲綢路 民心相通追古蹤——古絲路上的體育文化交流
新華社記者鄭昕
駝鈴聲聲，帆影幢幢，曾經從中國出發、貫通千年的陸上海上通道，如今換為更加高效的交通方式和資訊渠道。交流往來生生不息，傳承和弘揚絲路友好合作精神，依然是這個時代的人心所向。作為“民心相通”的一項重要內容，千百年來絲路上的體育交流一直是文化交流的重要組成部分。往事越千年，讓我們用體育文化傳承的視角，去感知絲路上的古風古韻。
鑿空西域的“初識”
“張騫鑿空西域，使絲綢之路不僅促進了漢代的興盛，也有利于當時中原與西域地區的經濟貿易來往。作為最先展開交流的領域之一，體育文化也得到了廣泛的傳播與交流。”體育史專家、西安體育學院教授王增明説。
在漢代開辟的陸上絲綢之路狹長古道上，生活著烏孫、康居、月氏、匈奴等多個民族群體，積淀了豐富的文化資源，也為相互間開展體育交流創造了條件。其中，蹴鞠和摔跤等民間體育在當時最為盛行。
西安博物院館藏的一具出土自陜西西安的漢代蹴鞠俑，雖然由于年代久遠，人的相貌塑造已經磨滅，但是人物張開身體挑球的動作依舊活靈活現。特別是球正處于俑的腳背處，更體現出瞬間動感。
西安博物院藏品保管部部長伏海翔介紹説，蹴鞠作為現代足球的雛形，在漢代就已發展到第一個高潮，“不僅有了標準的蹴鞠場地，還産生了相對具體的規則”。
《史記·驃騎列傳》中有一段對于少年將軍霍去病的記載，提到“其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自振，而驃騎尚穿域蹋鞠”，“蹋鞠”即蹴鞠在西漢的一種叫法。可見當時軍旅自上到下已把蹴鞠當做鍛煉或休閒的重要手段，通過和親、戰爭等向少數民族地區傳播。至晉代《彈棋經序》一文中提到，通過漢武帝在西域地區的經營，受中原文化影響的胡人中已經涌現不少蹴鞠好手。
相比蹴鞠的單向傳播，摔跤則是通過漢文化與西域文化交融而形成的。在湖北江陵鳳凰山秦墓出土的《相撲圖》中，描繪了二人赤裸上身對搏、一人旁觀的摔跤場景。漢武帝時曾有一位少數民族大臣用摔跤術擒獲過叛臣，因此獲恩準在長安傳授摔跤，促進了中原地區摔跤的革新，後來發展到與西域各民族展開多種類型的摔跤比賽切磋，促進各方間交流。
作為國內體育專業類博物館中難得的一級文物，陜西體育博物館珍藏的青瓷相撲俑是該館鎮館之寶。從動作上來看，兩人分次上下，弓步俯身，一人在上左手抱腰、正在發力；一人在下雙目圓睜、竭力奮爭。
“這尊相撲俑為我們再現了一千多年前角抵運動的激烈場景，為我們了解絲路上體育文化的發展提供了直接的證據。”陜西體育博物館館長買朝暉告訴記者。
相互影響的加深
漢代開啟的絲綢之路，在歷經數百年後到經濟文化更加強大的隋唐時期，顯露出更強的活力，中國與絲路沿線各政權的體育文化交流內容更加豐富，程度更加深刻。唐代出土文物中，出現過打扮似東羅馬帝國人物的拳擊俑和摔跤俑，此外盛行于唐初的“木射”也是通過絲路傳入歐洲，運動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德國“九柱球”——即保齡球運動雛形——的産生和發展。
不過，説起盛唐時絲綢之路上的體育，馬球當屬集大成者，這項在唐代特別是宮廷中廣受追捧的運動恰恰是外來運動。雖然馬球的起源地尚未有定論，但至唐太宗時己有馬球並且頗受歡迎了。《封氏見聞記》記載，當時長安城裏有胡人打馬球了，甚至宮中都有專門為宮廷表演馬球的“球工”，相當于皇家馬球隊的成員。
現藏于陜西歷史博物館的唐代《馬球圖》，描繪的正是身著窄袍長袖服飾的球員手拿偃月球杖驅馬搶球的景象。“畫作中一馬當先者作反身擊球狀，其余則縱馬追擊。”王增明説，“畫作中人物雖然不多卻競爭相當激烈，騎手穿兩種不同顏色的服飾，有雙手握桿正在擊球的，有手握韁繩直奔馬球的，還有馳騁騰空的，也有矚目等候的，可謂將動與靜和諧地搭配在了一起。”
從陸上轉向海上，“南澳１號”這艘于明代揚帆于海上絲綢之路的古商船，除了滿載的瓷器，考古人員同樣在其已沉入水底的殘骸中發現了琉璃材質的圍棋黑白子。如今在泰國、新加坡等東南亞國家和地區盛行的舞獅、龍燈、踩青、登高以及各種武術技擊活動，都是通過海上絲綢之路傳播開來的。特別是客家人帶去印尼等東南亞國家和地區的武術“鶴拳”，迄今仍保留“宿鶴”“鳴鶴”等傳統技法。
“這些體育文化多是移民文化，體現了以客家人為代表的中國先民們在向海外遷徙過程中與當地文化的融合碰撞，同時也顯示了中華文化頑強的生命力，這些民俗體育對促進海外華人之間的友情和親情、對推動各方面合作都具有重要意義，也是實現海上絲綢之路經濟建設的有效途徑。”王增明説。
繼往開來的交融
一帶一路上的體育是我國乃至世界體育發展中不可多得的寶貴文化資源。在最新發布的《共建“一帶一路”：理念、實踐與中國的貢獻》中深化人文社會及其他領域交流合作一節中提到，“體育合作也在蓬勃發展”。王增明認為，體育文化的傳播與交流，文化在體育活動實踐中相互模倣，在對外意義上有利于認同感和親密度的提升，這在如今各國間交流中扮演的角色還會越來越重。
伏海翔以雜技為例，提到這項從羅馬帝國通過絲綢之流傳至中原的文化藝術或曰體育運動，在經過與中國文化的融合後，形成了迥異于西方的運動項目。
“我館藏品‘疊置伎俑’的大力士頭上頂有兩組童子，每組三人。上部一組童子中，一童子雙腿直立于下面二童子肩上，身穿開襠褲，做撒尿狀。童子均作各種不同的動作。此件三彩童子疊羅漢雜技俑表現生動異常，給人以強烈的藝術感染，是目前僅見的雜技題材唐三彩作品。”他説。
而在現實中，絲路體育文化交流同樣碩果累累。在廣東梅州的足球氛圍依然濃厚，就與海上絲綢之路的影響有極大關係。作為沿海地區深受外埠文化影響，百多年前當地的體育會等組織就已十分興盛，以梅縣強民體育會為骨幹的“強民足球隊”在廣東省戰績彪炳，也令足球成為梅州當地百姓喜愛的運動，在上世紀５０年代就獲得“足球之鄉”稱號。
《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２１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中提到，民心相通是“一帶一路”建設的社會根基，強調“積極開展體育交流活動，支援沿線國家申辦重大國際體育賽事”。
王增明説，任何一種封閉保守排外的機制，都不會具有生命力，都將被歷史潮流所淹沒。“一帶一路”富含弘揚開放包容的精神，不僅要“開眼看世界”，還要主動“走出去”融入世界，更要以海納百川的態度，實現共同發展繁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