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變後土耳其外交走向蠡測
土耳其是歐亞大陸“戰略支軸”國家。“7·15”軍事政變之前，安卡拉即已著手調整外交政策：急鼓繁弦，旋律清晰，涉及周邊、大國、反恐、多邊、教派等多個層面及多組國家關係。此輪調整勾勒出“埃爾多安新外交”的框架與重點：背靠北約、聯美入歐、修好俄國、對以復交、睦鄰周邊；以突破外交孤立、活躍經貿旅遊，重建中東強國地位。
重塑外交格局尤需權衡掂量、謀定後動，充分做好靈活妥協、利益交換和資源投入的萬般準備，並保持戰略定力而不懈推進。安卡拉打出的外交組合拳，突出睦鄰、安全、發展、反恐四大重點，身段靈活、姿態柔軟，確令戰略界刮目相看。但循序展開的外交攻勢及節奏，被阿塔圖爾克國際機場恐襲與未遂軍事政變打亂。
“謀事在人，成事在天”。土耳其外交之“天”——內外交困的局面，實乃埃爾多安政府長年施政敗筆使然。細言之，代表政治伊斯蘭勢力的正義與發展黨執政十多年來，嚴重誤判“阿拉伯之春”對地區及國際形勢之影響，以地緣、教派、民族劃線，對敵友關係大洗牌，鑄成遠美、惡鄰、敵俄、倒敘、親沙的外交局面，亦陷自身于進退兩難的窘境。
回想起來，安卡拉政府當時或被政績衝昏了頭腦，將前任經營積累的對外友好關係視如敝屣，與埃及、敘利亞、伊朗、伊拉克、以色列、俄羅斯的關係從熱趨冷，有的甚至降至冰點。這筆寶貴財富本應經略中東乃至國際戰略場，為本國崛起作最佳服務。但其外交拿捏粗放，經濟、文化力缺失，致對外關係從“零問題”變為“零朋友”。
孤芳自賞、孤立少援的國際環境，倒也促使安卡拉把釣觀棋、深刻反思，得以悟出廣交友、戒鋒芒、多行善、不樹敵、謀發展的外交真諦。緣于此，埃爾多安揮扇臨戎、推陳出新，置國家安全需求與經濟利益為首位的外交思維應運而生，大力推進，不同凡響。
一是轉圜大國關係，土俄破鏡重圓，商定恢復反恐合作，埃爾多安飛赴莫斯科舉行“艾普會”早在籌劃。二是改善周邊關係，土以結秦晉之好。7月底將互派大使，邦交正常化已成定局。三是化敵為友，對敘冰釋前嫌，不再堅持顛覆巴沙爾政權。四是對兩伊的關係也將突破教派門戶之見而穩步務實推進。然而，軍事政變中斷了安卡拉的宏大外交工程。
作為“外交基軸”的對美關係齟齬不絕，兩國圍繞流亡美國的宗教人士費特胡拉？居倫是否策動政變大打口水戰。鑒于土耳其是美國在中東地區長達半個多世紀的盟友，亦是北約的南部重要戰略支點，從長遠看，圍繞引渡居倫的外交摩擦或僅是“杯中風暴”，掀不起傾覆土美關係的大浪。
土歐關係不排除一時“冷化”可能。因歐盟各國選舉臨近，故在有關土耳其加入歐盟問題上，各國政府表態支援者少，直言反對者多；再加上埃爾多安政府為收拾政變殘局，實施“緊急狀態”、設置特別法庭，嚴打“居倫運動”。此舉或引發歐盟對其人權、法治、民主、宗教政策的抨擊；雖不至于關門拒入，但拖延不納之行，或致土作戲劇性外交轉向。
綜上所述，安卡拉基于對外關係的客觀研判，以及對中東乃至國際局勢的重新認識，積極修正外交軌道。局中棋，臺外鏡。目前看來，其各項舉措“均屬理性”，利于增進國家安全與經濟發展，亦利于促進地區穩定。此輪調整不會因政變而改弦更張。但能否一以貫之，卻需執政者先求穩當、再圖變化，致力于維護政局及社會穩定不動搖。
(陸忠偉 作者係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原院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