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西哥綁匪能有多猖獗？平均每天約274起

    墨西哥的綁匪能有多猖獗？按照墨國家統計局估算，近兩年全國年均綁架案可能高達１０萬起，平均每天約２７４起。受害者中雖不乏富豪與名人，但近年正不斷向社會中下層擴散——水管工、理髮師、甚至清潔工也可能被綁匪盯上，綁架險竟成了熱門險種。

　　雖然政府在努力遏制綁架勢頭蔓延，但一連串觸目驚心的數據還是讓墨西哥成為全球綁架案最嚴重的國家之一。用一名綁匪的話説：“哪兒都有我們的人，而且每天都在不斷增加。説不定哪天，你會碰到我這樣的人做鄰居。”

　　【民眾，人人自危】

　　阿德裏安娜·卡裏略２０１１年第一次遭遇綁架時，絕對想不到事隔不到兩年，她會再次被綁匪盯上。

　　“不要！別再來了！”卡裏略被歹徒持槍逼著下車時捂住臉無助地喃喃道。

　　這個善良的姑娘不知道為何會一而再被綁匪盯上。她不是大富大貴之人，姐妹７人全靠父母開雜貨店養活。她８歲起就在店裏幫忙，大學畢業後當起了收銀員。可偏偏是如此普通的尋常人家，如今成了綁匪眼中的“香餑餑”。

　　毒品犯罪和有組織犯罪在墨西哥歷史悠久，根深蒂固，滋生出一係列相關“産業”，綁架就是其中之一。以往，犯罪分子喜歡找有錢人下手，索要大筆贖金。但近年來，綁匪們不再挑三揀四，從中産階級到底層窮人，木匠、計程車司機、小攤販、泊車員……這些人在歹徒眼中統統有利可圖，區別不過是利大利小。

　　在綁架案高發的莫雷洛斯州，警方説贖金能低至２５０美元。談判專家費爾南多·魯伊斯·卡納爾斯經手的案例中，有些綁匪最後放人的條件竟然只是一個冰箱或微波爐，甚至是一堆水果蔬菜。他們胃口如此“不挑”，意味著幾乎每個人都可能成為下一個受害者。

　　“如果説莫雷洛斯州有什麼民主的話，那就是綁架，”州首府庫埃納瓦卡社會活動人士赫拉爾多·貝塞拉感慨道，“它威脅到每一個人，沒有差別。”

　　墨西哥近年綁架案不斷攀升，頻頻創下歷史新高。官方數字顯示，２０１５年全國有案可查的綁架事件約為１５００起至１７００起。但按照國家統計局的説法，基于２０１４年人口普查情況，實際情況要嚴重得多，綁架案件可能年均超過１０萬起，其中僅１％在警察局備案。

　　部分專家認為，綁架案件激增，一定程度上是政府禁毒戰爭的副産品。這場戰爭清繳了販毒集團的傳統業務，迫使他們通過其他手段尋求替代收入。而隨著大小毒梟陸續落網，墨西哥開始出現犯罪團夥“小型化”趨勢。這些團夥組織結構簡單，機動靈活，具備逃脫警方追捕能力。他們除了販毒，更多從事綁架、搶劫和勒索，妄圖以零成本獲取快速、高額利潤。

　　【談判專家，需求旺盛】

　　為什麼絕大多數受害者家屬不去警察局報案？英國廣播公司記者弗拉基米爾·埃爾南德斯調查後發現主要原因在于他們對政府不信任：一是怕警察中有“內鬼”和綁匪勾結，二是認為警察能力不夠，報案也沒用，反而可能惹惱綁匪，抬高贖金甚至撕票。

　　這樣的擔心不無道理。多年來，墨西哥警界腐敗之風甚為嚴重，令歷屆政府頗為頭疼。以往破獲的綁架案件中不少能看到警察作案的身影。他們或者給綁匪通風報信，或者抓捕時睜只眼、閉只眼，包庇罪犯，有的甚至直接策劃、參與綁架。上世紀９０年代莫雷洛斯州就曝出醜聞，警察總長、反綁架行動隊隊長和其他警方高層最終因參與綁架人質獲刑入獄。

　　事實上，即便是作風正派的警察，面對強大的黑幫勢力，有時也自身難保。警察被綁架、受恐嚇甚至遭暗殺的新聞比比皆是，令人唏噓不已。

　　如此現實催生出一個熱門職業——人質談判專家。他們或受聘于警局，提供免費幫助，或受雇于保險公司或專門的談判團隊，提供有償服務。有的談判專家甚至也向綁匪提供服務，充當與人質家屬溝通的橋梁。不管他們來自何方，目的都是為了談出雙方都滿意的條件，讓綁匪拿錢放人。

　　私人談判專家馬克斯·莫拉萊斯在這一行幹了２０多年。他説，他們從不直接和綁匪談判，而是選一個和受害者關係緊密的人出面，他們在旁邊指導。

　　“能不能選對人和綁匪談，這是成功的關鍵，”莫拉萊斯説。

　　談判專家選人會考慮很多因素：大到性格、心理素質、應激能力，小到性別、年齡、語調乃至口音，一切旨在談判中盡可能佔據有利條件。一旦選定人，中途不便更換，否則更容易刺激到綁匪緊繃的神經、進而傷害到人質。塵埃落定前，這些談判高手會悄悄搬進受害者家裏，以便隨時出謀劃策，最關鍵的是，在保障人質安全前提下壓低贖金。

　　“我們的工作是盡量不讓綁匪牽著鼻子走、不按他們起初要價付錢，”莫拉萊斯説，“因為一旦你答應得太快，對方就可能要得更多，甚至再次綁架你。”

　　按照這名談判老手的説法，整個過程中最大的風險發生在支付完贖金、與歹徒失去聯繫時。對方能否如約放人，變數大，且不在掌控中。

　　一名不願透露姓名的警方談判專家介紹，大多數人質在家人支付贖金後或被警察救出來，或被綁匪放出來，但也有人財兩空的案例。警方有時會將罪犯音頻放到數據庫裏比對，如果有結果，他們會根據案犯前科判斷他們這次是單純想拿錢放人還是習慣拿錢撕票。

　　【綁匪，肆無忌憚】

　　一次機緣巧合，埃爾南德斯採訪到一名綁匪，化名“克拉克”。

　　克拉克説他從賣毒品起家，起初是販毒團夥裏的小嘍啰，跑腿送信兒、敲詐勒索、綁架殺人，後來拉起一支隊伍，開始單幹。從他的成長之路，不難看出墨西哥毒品犯罪和有組織犯罪的觸角伸得有多遠。

　　在毒品暴力猖獗的地區，經常會發現不少綁架團夥隸屬于當地勢力比較大的販毒集團。他們內部分工明確，從鎖定目標、跟蹤監視、武力綁架到後勤保障，個個訓練有素。部分成員是退役軍人和退休警察，有的甚至早年在國外特種部隊鍛煉過。而單打獨鬥的綁架團夥一般集中在涉毒暴力不太嚴重的地區，一開始多是搶劫，後來發展到綁架。

　　按照警方説法，如今綁匪普遍呈年輕化趨勢，有的甚至只是十三四歲的孩子。他們的目標多以盡快拿到錢為主，金額大小倒在其次。只要有利可圖，他們就敢于下手。綁架之風如此盛行，以致有人跟風作案，熟人作案也越來越多。而在人人自危的環境下，即使有人知道誰是綁匪，也不敢報警，生怕惹禍上身。

　　“在墨西哥綁架人就像當搖滾明星一樣，”克拉克説，“你想要什麼，就有什麼。”

　　在埃爾南德斯眼中，這名年輕的綁匪看上去彬彬有禮，總是笑瞇瞇。但他盯著人質時就會兇相畢露。“我一般會盯著他們，讓他們看我的眼睛，”他説，“多數人就會開始大哭。我就叫他們靜下來，告訴他們我只想要錢，他們如果聽話就會少吃苦頭。”

　　“‘好好合作，’我跟他們説，‘聽話，不然我玩死你。一點點，揍你，燒了你，拿刀把你砍成泥！’”

　　克拉克有自己的一套“綁架經”：事前如何從目標枕邊人下手逼問目標行蹤、找員工搭訕套出雇主作息規律；人質到手後如何恫嚇威脅；怎樣跟人質家屬談條件；贖金到手後如何安全脫身？

　　埃爾南德斯問他：“為什麼要人質及其家人經受這麼多苦難？你後悔過嗎？”

　　他答道：“綁架是件極端的事，相當殘忍，但我一點也不後悔。對不起。”

　　事實上，不少綁匪以摧殘人質精神和肉體為樂，部分團夥甚至以特有的作案手段臭名昭著，如切下人質小指或割掉人質耳朵等。而女性人質受到性侵害的案例也十分常見。這些受害者即使得救，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也難以平復精神上的創傷。

　　【安全之路，道阻且長】

　　２０１２年就任墨西哥總統的培尼亞·涅托早在競選時就提出“國家減少暴力戰略”，承諾將使國內綁架和兇殺案件減半。為此他採取多項措施：任命聯邦反綁架總管，協調聯邦和各州執法力量，加大打擊綁架犯罪力度。不少州政府反綁架部門也建立多項機制，對內加大反腐力度、重整隊伍，對外與美國政府加強合作、借鑒經驗，引進語音識別等刑偵技術。只是目前來看，效果難以服眾。部分州宣稱轄內綁架案件有所下降，但不少民眾並不相信。

　　“我沒覺得綁架犯罪變少了，”莫拉萊斯説，“變少的是對政府的信任。”

　　按照他的説法，雖然政府為顯示自己努力程度而盡力將綁架案件數量往小了説，但殘酷的現實卻讓人感到綁架案已經達到了歷史最高水準。

　　由于對政府的不信任感由來已久，不少民眾開始自謀對策，尋找安全之道。安保行業的興起就是一例。

　　２０１５年，在墨西哥城舉行的年度安保行業博覽會空前繁盛，數十家國內外安保公司及顧問在人頭攢動的會場內尋找潛在客戶，推銷産品和服務。３０００美元一件的防彈上衣，動輒數萬美元、可以防爆防彈的汽車改裝，對富裕階層不算什麼，但普通家庭卻不堪重負。有條件的選擇搬家，有的選擇移民，但更多的人，只是無能為力。

　　兩次綁架遭遇讓卡裏略像徹底換了個人。起初，她整整一個月拒絕走出家門，後來即使出門，也必須要人陪同。愛美的她不再戴任何首飾，頻繁改變上下班路線，對陌生人相當警惕。

　　“我曾是個理想主義者，”她説，“我原以為大家都是好人。”

　　卡裏略和家人一度考慮移民到美國，投靠親戚。但眼下，她只想靜靜地過日子，努力擺脫那些噩夢般的經歷。（王鑫方）（新華社專特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