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訪日本“3·11”特大地震災區
日本“3·11”地震海嘯災區重建緩慢，圖為2月27日拍攝的地震重災區石卷市的一處災民臨時板房。劉天/攝
圖為災民住房近景。沈紅輝/攝
建不起的家園，回不來的年輕人
5年過去了，“3·11”大地震災區重建進程依舊緩慢。“人少了”、“沒人了”……這是記者在災區走訪聽到最多的擔憂聲
“特別糟糕。”回憶起在臨時板房度過的4年光陰，日本“3·11”特大地震重災區石卷市災民奧崎優子仍無法釋懷。
2011年3月11日，當強震襲來時，奧崎拼命跑到山上，躲過一劫，但她的家和丈夫卻被海嘯吞噬。失去家園後，在政府安排下，她和兒子入住了臨時板房，但自入住那天起，她就“想早點搬離”。
“板房非常狹小，才十幾平方米。隔音極差，住着幾乎沒有隱私。保溫性也不好，冬天很冷，夏天很熱。”她説，最難受的是“板房區全為陌生人，鄰里交流困難”。
惡劣的環境，喪父之痛，奧崎念小學四年級的兒子精神備受打擊，入住不久便開始逃學。奧崎地震前就職的公司受災破産，她失去了穩定工作，一段時間只能靠打零工為生，她很想重新給兒子一個新家，但力不從心。
直至一年前，奧崎的丈夫被認定為工傷遇難，她得到一筆撫恤金，並找到一份新工作，使家裏經濟狀況大為改善。她這才蓋上新房子，逃離噩夢般的板房生活。
一半災民仍寄身臨時板房
但是，奧崎只是災民中為數不多的幸運兒。儘管臨時板房環境簡陋，震災已經過去5年，但統計顯示，在“3·11”特大地震災區，仍有約5.9萬名災民（相當於一半災民）寄身臨時板房。
在毗鄰石卷市的南三陸町，臨時板房的入住率達65％。“災民不搬的根本原因在於無力重建新家。”南三陸町災民生活援助中心工作人員佐佐木惠子告訴記者。她本人也仍住在一個當地交通不便的山區板房。
在南三陸町，日本政府將那些海嘯淹沒過的沿岸低地列為“危險宅地”，對原本家在“危險區”的災民的宅地進行了收購，並在高地修整多片新宅地供災民置換。然而，“經濟窘迫的災民根本置換不起”，佐佐木介紹説，政府收購災民宅地的價格是市場價的70％，而供應的新宅地價格一點兒不低。災民即使咬咬牙置換宅地，“也不可能再湊出一大筆錢蓋新房”。
“我兒子地震前一年半剛貸款蓋了新房，結果被海嘯沖毀卷走，兒子拖家帶口的，總不能一直住臨時板房，就又辦了筆貸款蓋房。新舊貸款壓得兒子喘不過氣，他生活特別難。”石卷市民齊藤敏子在當地政府工作，負責向外地來訪者宣傳震災重建進展，但説起兒子的境遇時，她對政府甚是不滿。
“雙重房貸問題”成為災民建設新家的最大障礙，媒體一直呼籲給予減免等政策優惠，但日本政府卻無動於衷。
5年後，日本政府為災民修建的永久性“復興住房”（即公租房）正在陸續交付中，但在佐佐木看來，這一本應具有保障性的住房也是“雞肋”。據統計，災區公租房竣工率仍不到50％。即便竣工，災民入住意願也不強，仍傾向於寄身免費的臨時板房。
南三陸町的公租房政策是，入住頭5 年租金減免一半，5年後就全額徵收。“租金還和收入挂鉤，災民只要有一份穩定的工作，租金就幾乎和市場價持平。若收入高些，甚至超過市場價。”佐佐木説，公租房性價比難以令人滿意。
日本媒體報道説，由於不受歡迎，部分竣工的公租房入住率相當低，不得不向非災民開放申租。“不知道‘復興住宅’到底為誰而建。”佐佐木有些憤怒地説。
個體商戶對未來充滿擔憂
“不好，一點也不好。”石卷市區一家美發店老闆岡本剛説起近況時，連聲嘆氣。
“地震前，店裏一個月營業額超過200 萬日元（100日元約合人民幣5.75元），而如今最多也不到100萬日元。”岡本説，美發店已經營了50多年，但不少老顧客在地震中遇難，“最近真的快撐不下去了”。
在距離石卷市70多公里的另一重災區氣仙沼市，政府災後搭建了一條“臨時復興商業街”，供受災商戶入駐開店，但記者看到，這條商業街也冷冷清清，不見人影。
“一個月銷售額就10萬日元左右（日本大學應屆生起薪近20 萬日元），有時甚至一天連一個顧客都沒有。”説起最近慘澹的生意，在商業街經營着一家10平方米左右果蔬店的冢本一個勁地擺手。店內，因顧客少，果蔬看著都不新鮮。
冢本回顧説，這5年，他的果蔬店經歷了一次“倒v字形”衰敗。
冢本的果蔬店被海嘯沖毀。在政府安排下，他入駐“臨時商業街”復建了門店。“災後頭兩年，靠着建築工程隊工人和全國各地‘賑災旅游團’人流，店裏生意相當可以。”冢本説，“但從去年起，特別是今年以來，隨着建築項目竣工後工人離去，全國對災區的關注度下降，生意是越來越難做”。
現在，冢本依靠災後前兩年的盈利勉強維持着生計。下半年，他將入駐政府援建的一處永久性店舖，但對於未來，他樂觀不起來：“新店舖在公租房小區附近。我很擔心。本地人走得太厲害。我其實不怎麼想搬，至少這兒不要租金。”
在宮城縣石卷市、南三陸町和氣仙沼市，記者走訪的當地個體商戶都&&，眼下的生意至少較地震前差了一半，對未來“充滿擔憂”。
“日本政府劃撥了大批資金重振災區經濟，但補貼大多落入當地代表性大企業囊中。這些大企業被當成災後重建示範案例到處宣傳。個體戶受惠少，只能自生自滅。”佐佐木説，在南三陸町，個體戶也同樣生存艱難，關門破産層出不窮。
年輕人越來越少
“人少了”、“沒人了”……這是記者在災區走訪聽到最多的擔憂聲。
事實上，日本地方城市原本就面臨人口流失問題，而在災區，這一問題尤為突出。2015年的統計顯示，“3·11”大地震34個災區中，超過90％的災區出現人口減少，其中超過10個災區減少超過10％。佐佐木説，南三陸町人口下降30％，趨勢很難逆轉。
最致命的是，出走的多為年輕人。“5年過去了，那些震後逃離的年輕人都在新地方安了新家，找了新工作，過上了穩定的生活。據我了解，遷走後回鄉比例不足10％。”佐佐木説。
日本政府試圖“以業留人”，但災區産業振興也困難重重。針對在災區上馬新項目的公司，日本政府&&了補貼制度，以促進災區産業發展，創造工作崗位，留住年輕人，但由於災區以牡蠣養殖等水産業為主，又苦又累又臟，收入還低，對年輕人毫無吸引力。由於當地勞動力短缺，氣仙沼支柱産業牡蠣加工業基本靠中國研修生勉強維持。
“政府這兩年是在氣仙沼弄了幾個大項目，有的已開動，但年輕人不回來，又有什麼用呢。”在氣仙沼市一家居酒屋，一名當地大叔對記者説，“災區的未來，最終還是取決於‘年輕人’。”坐在她旁邊的女兒，地震後就去了宮城首府仙&工作，這天周末回鄉看望父母。
“我倒也想過回來，但是……”女兒尷尬地苦笑了一下，結束了話題。（《國際先驅導報》記者沈紅輝、劉天發自日本宮城縣）
2月10日，在受損的福島核電站，核輻射污染量達到每小時213毫希沃特。路透社
日本社會刻意淡化“福島事故”
雖然日本媒體不時也會報道一些關於核事故的情況，不過多數都是擠牙膏性質的，反思核事故的聲音也少了很多
日本總務省2月26日公布的最新一期“國勢調查”結果速報顯示，日本的總人口數比上一次調查時減少了94.7萬人，成為自1920年開始該項調查以來的首次人口減少現象。因2011年的東日本大地震而遭遇核電站事故的福島縣，人口銳減2.7個百分點。去年12月，根據復興廳等進行的意向調查，福島第一核電站所在的雙葉町，有55％的避難者&&“已經決定不再返回”。在發出了避難指示的大部分地方政府轄區，希望返回故鄉的居民都是少數派。疏散的居民不願回鄉，擔心放射性污染無疑是一個重要原因。
對居民健康影響仍未有定論
2月15日，福島縣進行縣民健康調查的研究委員會通過了中期報告的草案，草案指出，在福島縣，確定患甲狀腺癌的孩子已經超過100 人，大幅超過了根據全國甲狀腺癌罹患率推算的數值，得出“發現了多出數十倍的甲狀腺癌”的結論。
福島第一核電站發生事故後，福島縣政府以事故發生時18歲以下的約37萬名未成年人為對象實施縣民健康調查。2011年10月至2015年4月底，對其中約30萬人進行了第一輪檢查，草案是根據第一輪檢查結果匯總的。
但是草案難以認同甲狀腺癌高發是受到放射線的影響。草案認為，這是由於福島第一核電站事故與切爾諾貝利核電站事故相比，核輻射量要少，核事故發生時在5歲以下的兒童中沒有發現患甲狀腺癌，而且縣內的不同地區的發現率沒有太大差距。不過，報告也指出，雖然放射線的影響可能性很小，但也不能完全否定，有必要繼續實施檢查。中期報告在3月份正式公布。
但是2015年10月，岡山大學教授津田敏秀率領的研究小組在新一期《流行病學》雜誌上的報告則明確指出，2011年福島第一核電站發生事故後，福島縣未成年人甲狀腺癌高發很可能是因為遭受了核輻射。《流行病學》雜誌是國際流行病學領域的頂級期刊之一，在環境對人體的影響和流行病學理論研究領域擁有很大影響力。這也是首次在國際醫學雜誌上刊登對福島縣未成年人甲狀腺癌檢查結果進行流行病學分析並帶有同行評議的論文。
對海洋、陸地生物造成影響
核事故後的泄漏不僅僅影響了人的健康，還對海洋和陸地生物造成了影響。
日本國立環境研究所今年2月4日發表的一份報告稱，研究人員發現，福島第一核電站發生核泄漏事故後，棲息於該核電站以南海岸的藤壺和海螺等無脊椎動物種類和數量均顯著減少。調查結果顯示，越靠近福島第一核電站，無脊椎動物的種類越少。
日本放射線醫學綜合研究所2015年8月28日發表的公報則發現，在鄰近福島第一核電站的山林裏，野生的冷杉出現異常，很多樹榦難以伸長。研究小組還發現，這種異常在核事故翌年開始顯著增加，不過2014年之後開始減少。研究小組認為，雖然樹榦缺損有可能是放射線以外的環境因素或蟲害等物理因素造成的，但由於包括冷杉在內的針葉樹對放射線特別敏感，所以放射線有可能是福島第一核電站附近地區冷杉形態變化的一個因素。
福島大學的研究小組在今年2月19日日本環境省主辦的一次研究會上報告説，東京電力福島第一核電站發生事故後，在受核輻射影響較大的福島縣某些地區，因變異而不“長個兒”的赤松顯著增多。福島大學環境放射能研究所特聘教授瓦西裏·尤先科在蘇聯切爾諾貝利核電站事故後曾對當地植物進行過研究。他指出，目前福島的情況與切爾諾貝利核電站事故後的某些現象相似，上述赤松的異常變化可以認為是核輻射影響所致。
從政府到媒體都在回避
然而，這些影響，已經不是日本社會關注的重點了。雖然日本媒體不時也會報道一些關於核事故的情況，不過多數都是擠牙膏性質的，遠不如宣傳“中國威脅論”那樣長篇累牘，反思核事故的聲音也少了很多。相反，一些保守派的媒體還在大力宣傳維持核電站的必要性。而在普通國民記憶中，核事故的影響也在逐漸被淡化。
一名在日華文媒體人士指出，説實話，福島核泄漏對環境及健康的真正影響，恐怕是知道的人不説，想説的人卻不知詳情。
他指出，日本政府和東京電力公司給人的印像是盡量在回避這個話題。比如，東電往海裏排放污染水，尤其是污水沒有管理好而流入海裏後，每次都是被曝光後東電才公布。即使是現在，儘管仍産生着污染水，但人們早就不關心了，媒體也極少提及，東電也樂得默不作聲。
他介紹説，大約2014年的時候，還有40％的國民擔心食品污染，盡量不買福島周圍的農産品及食品等，可現在這已經很少成為話題了。由於衰變期的問題，高污染地區的狀況基本沒什麼變化，禁止進入地區依然在禁止，但人們的意識卻淡薄了，核泄漏的記憶越來越遠了。
福島第一核電站事故後，日本政府將清除放射性物質的長期目標定為“每年遭受輻射的劑量在1毫希沃特之下”（該標準的依據是國際輻射防護委員會的有關建議，即核事故平息後可接受的安全輻射量是每年1毫希沃特至20毫希沃特。日本採用的是建議安全輻射量的上限）。而環境相丸川珠代2月7日在長野縣松本市發表演説時聲稱“這毫無科學根據，是當時的環境相決定的”。她的這番講話引起不小非議，不過也不乏右翼學者為其辯護。
分析人士認為，過幾年要在東京開奧運會，作為環境大臣希望早早地發表個安全宣言，但有這個標準在，就比較困難。
為了面子，更為了利益
日本社會之所以會出現這種回避態度，首先是不光彩的話題盡量不提，以免影響國際形象。
有分析認為，這次核事故對日本的自尊心及對技術的信心更是一個非常大的打擊，以致出現了一些讓人啼笑皆非的説辭：比如，此次核事故是“想定外”（意思是完全超出了人類所能想象到的預防措施）。而實際上，國際原子能機構事故前曾指出過福島核電站對地震和海嘯的措施不夠，所謂事後東電口口聲聲説的“想定外”，完全是掩飾失敗的託詞。
從記者接觸的普通的日本人，也是如此。無論是家庭主婦，還是公司職員，抑或是大學的外聘講師，其實也很忌諱外國人提起福島第一核電站事故。這恐怕就是由於愛面子的心理，很有些諱疾忌醫。
同時，出於恢復經濟的目的，核事故的影響被有意識的忽視。在2011年大地震之前，全國電力供應約30％來自核電。由於開發可再生能源尚在起步階段，而恢復火力發電又要大量進口能源，減排更是困難重重，所以日本政府並不情願實現零核電，這牽扯到很大的經濟利益。
安倍政府上&以來，熱衷於修改憲法、重新武裝，擺脫戰後束縛，開展“俯瞰地球儀”的外交，並沒有將主要精力放在災後重建上。在這種情況下，核事故的話題自然不宜再大張旗鼓地提出來。
特別是在日本提出“觀光立國”的口號，並且將要主辦東京奧運會的情況下，如果大幅報道核事故的影響，是否能夠吸引游客也就要打個問號了。
還有一個大家心知肚明的原因是，日本不願放棄核電站，還在於實現核武裝一直是部分日本人的夢想，核電站的存在則被視為潛在的核能力。在這種情況下，貶低核電站也顯得不合時宜。福島第一核電站發生事故後，面對輿論呼籲廢除核電站的呼聲，當時還是在野黨的自民黨時任政調會長石破茂指出：“為了核遏制力，也不能完全廢除核電站。”
記者手記：逝者既已去，生者當如何？
《國際先驅導報》記者劉華發自北京一晃之間，“3·11”地震、海嘯及核事故已經過去五年。作為當時災區採訪的親歷者，一些記憶已經逐漸模糊，但仍有很多記憶格外清晰。幾年來，有時仍會不由想起在災區遇到的人。在日本東北沿岸的災區，海嘯將一座座城鎮夷為平地。採訪時能夠遇到的人，都是天災的倖存者。逝者長逝，生者要面臨今後的生活。
為災民做飯的老人
想起這些人時，首先會想起他們的面孔。“3·11”災後第4天，在女川町採訪時，我遇到了70多歲的木村老人。當時他正徘徊在自家“木村精肉店”的廢墟上，打算找些調料或炊具，給同在避難所的災民做飯。記者和他一起尋找了一會兒，卻只找到一口不銹鋼鍋。看到他很失望和傷心，我也有些難過，但他卻反過來寬慰我：“你多保重！我今後的日子也還會很長的！將來肯定會好起來！”然後便拎着那口鍋，慢慢地向遠處高坡上的避難所踱去。
直至今天，我還能想起他清瘦的面龐，以及他那單薄的身軀在廢墟上徘徊的樣子。
反核半生的老漁民
另一位當時遇到的老人，如今已去世。這位叫阿部宗悅的老爺子，是我在宮城縣女川町的災民安置區所見。那是2011年9月，災後半年，在自家的臨時板房前，阿部立了一面旗子，上寫着“廢止女川核電站”。正是看到這面旗子後，我才與他攀談起來。
女川町是女川核電站所在地。阿部宗悅曾經是一名漁民。1968年，日本東北電力公司計劃在女川町興建核電站。在當時日本社會普遍的反核、反戰背景下，當時42歲的阿部成為當地反對核電站運動的主要成員。這場運動，他堅持了43年，直到“3·11”。我與他聊天時，他説道，雖然自己的家毀於海嘯，但令他欣慰的是，此生堅持的事業終於被證明是正確的。海嘯中，女川核電站雖然有驚無險，並未釀成重大事故，但當地人們大都已經清楚，在未來還可能發生海嘯的情況下，這裡已經不適合再重啟核電站，女川町以後將是無核的土地。
離任回國後，我曾給阿部打電話，但卻無人接聽。終於有一天，我在網上看到了一條女川當地新聞：就在災後第二年的7月，也就是我見到他後不到一年，他就因病去世了。我有時想，對他而言，畢生的理想已經實現，離開時也許是沒有遺憾的吧。
敢説真話的核電站負責人
説起“3·11”，不能不提福島。那年3月，在核事故發生後，我和同事一起到東京電力公司位於福島市的指揮部採訪。在那裏，我印象最深的人是那位現場技術負責人，連日缺乏休息的疲憊面容、面對新聞記者發問時躲閃但又不得不回答的尷尬、對核電站本身狀況的焦慮……
作為東京電力的部門負責人，他不能正面承認核事故的嚴重性；但作為一名技術人員，他可能又不願意像在東京的那些高管們一樣滿嘴胡言。當時東電高層甚至不願意承認反應堆已經泄漏。最後，他用非常猶豫的口氣告訴我們：“3 號堆應是已經泄漏。”“現在還談不上今後展望和善後，能避免進一步泄漏就已經很好了。”
對於一名“體制內”的日本人來説，能在這麼重大問題上，對外説出與上司不同的觀點，這是極為困難的。5 年過去了，我曾經若干次想起過他。他後來會如何？是仍然在東京電力工作，指揮核電站善後？還是已經離開了這家企業，另謀出路呢？
讓親人牽掛的中國研修生
在日本的災區，還有一群特殊的災民，那就是中國人。他們有中國的研修生，有嫁到日本東北的中國媳婦，還有娶了日本姑娘的中國小夥。
海嘯後，沿海城鎮大多與外界失去&&，這裡有不少前來工作的中國研修生。災後第三天，我和同事在宮城縣南三陸町一處避難所門口，看到幾位像中國人的姑娘。我們用中文問道：“你們是中國人嗎？”這幾位姑娘聽到後先是跳起來大笑，然後就開始相擁而泣。“我們是研修生，在日本工作了3年，原定明天回國，沒想到就差這麼幾天，卻遇到了海嘯！”一位來自盤錦的姑娘告訴我們。地震後三天，她們一直沒能和國內親友&&上，原本家人已經定好接機的時間，如今卻不知要急成什麼樣子。
那天，我們給她們拍了照，用海事衛星發了圖片稿，這也是一種特殊的報平安。大約一週後，我在另一處災區採訪時，手機接到一個電話，是其中一位姑娘的父親，他不知是怎麼找到了我的電話號碼，很激動地打來電話感謝，説我們為她們報的平安，不知讓多少父母、老人免於徹夜的等待與焦慮。有時，我會想起這些年輕人當時的表情，她們已經回國5年了，如今應該在自己的城市安居樂業。今年的“3·11”，她們會想起當年場景麼？
逝者已去，生者常在。五年説來漫長，其實只是彈指一揮間。（《國際先驅導報》記者藍建中發自東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