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盟無法承受失去英國之痛

　　如果在2013年有人和你談論英國脫歐的可能性，你會認為這是一個不可思議的笑話;如果在2014年有人和你談論英國脫歐的可能性，你會認為這是一個似有實無的幻像，因為博弈雙方似乎都無法承受英國脫歐的巨大損失;可是，經歷了動蕩不止的2015年，在恐怖主義與難民危機雙重夾擊下，早已在經濟上日顯疲態的歐盟更是步履維艱。國內政治局面日益穩固的卡梅倫此番有備而來，在赴布魯塞爾參加歐盟峰會之前，卡梅倫稱若此次談判失敗，英國人民將不會給他第二次談判機會，這充分説明他在此輪討價還價中早已佔盡了心理優勢。

　　英國為何信誓旦旦若不滿足要求就公投決定是否脫歐?　一言以蔽之，權利與義務不平衡。在卡梅倫提出的歐盟四點改革方案中，經濟利益訴求是英國政府的首要基本原則，拒絕進一步出讓國家主權是英國政府的根本政治立場。卡梅倫政府秉承了英國對歐盟這一超國家權力共同體的基本方針:在保持高度政治獨立性的基礎上，積極融入歐洲市場，謀求經濟利益最大化。

　　應該看到，英國提出一系列改革訴求，具有一定程度的正當性與合理性。英國是自由主義、契約原則與理性主義等核心價值理念立國的老牌資本主義國家，自由競爭原則與市場開放準則是英國在當代國際經濟體系中依然具有一席之地的制勝法寶，倫敦金融城的魅力也在於此。自加入歐盟以來，英國在政治上一直保持着高度警惕，因此，對於德法倡導的“更為緊密統一的歐盟”的政治原則予以排斥也無可厚非。然而，英國對處於風雨飄搖之中的歐盟硬生生地插上一刀，勢必導致日後在政治上越發孤立。

　　究其根本原因，是英國與歐陸國家在文化傳統上的歷史隔閡以及由此而生的英國對歐政策的內在矛盾。在現代歐洲形成的歷史進程中，英國不僅在地理上與歐陸隔離，在文化上也是歐洲文化中的異類。這個15世紀前後日漸成型的島國，崇尚權力間以契約形式確立的妥協與平衡，在宗教文化上以英國國教抗拒羅馬教皇的統治，在社會管理與意識形態上，逐步形成了以理性主義、經驗主義與實用主義為基本特點的文化統一體。在歐陸國家依然籠罩在宗教壓迫與封建統治的舊時代，英國這個歐洲文明中的後起之秀卻率先建立了現代文明國家，並通過工業革命，成為19世紀至20世紀初首屈一指的世界強國。作為現代文明的倡導者與先行者，英國為現代文明機制的形成做出了不朽的貢獻，因此，它在文化意義上倡導獨立意識並在政治上謀求世界地位，否認自己是歐洲的一員，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歐盟是二戰後歐洲現代政治發展的産物，英國與歐盟的關係在建立之初就暗含了根本的隱患，英國對歐政策的內在邏輯也存在着不可調和的內在矛盾。一直以來,英國秉持政治權益與經濟利益分離的根本原則,試圖在最大可能謀求商業利益的同時,盡可能規避成員國的政治義務。實踐證明，這種人為割裂經濟利益與政治義務的原則在歐盟一體化的進程中顯得愈發不合時宜。舉例而言,為了稀釋與削弱德法在歐盟中的領導地位，同時也是覬覦中東歐國家廣闊的市場,英國對於歐盟東擴一直採取相對積極態度，但是，近幾年來,英國對於歐盟制定的針對中東歐成員國的經濟援助表達了強烈不滿,並一再要求對歐盟內部的勞動力市場的自由流動採取限制性措施，最終導致眾多歐盟成員國群起而攻之。如果把英國比作美國在歐盟的特洛伊木馬未免言過其實，但是，英國的立場與態度，的確已經成為歐盟進一步走向一體化的主要障礙之一。

　　英國是否脫離歐盟，事件雙方都在小心試探着對方的政策底線，並且努力為各自在這場討價還價式的政治買賣中爭取有利地位。鋻於英國的經濟實力與文化影響力，歐盟一定會盡最大可能挽留英國。然而，根本問題在於，成員國居然要以倒逼的方式促使歐盟就範，這充分説明以超國家共同體方式存在的歐盟出現了深重的危機。

　　在世界政治發展史上，歐盟的建立被視為人類政治實踐的一大創舉，一度深深刺激了當代政治學者對於國家間行為準則的理論構想。歐元的出現，似乎預示着歐洲的真正融合指日可待了。然而，天不假年，2008年金融危機將歐洲經濟打回原形，並徹底改變了歐洲統一的基調，打亂了歐洲發展的步伐。

　　一系列根本矛盾浮出水面。自全球金融危機以來，歐盟一直受困於較低的投資水平，經濟增長乏力。歐盟既不具備美國發達的高科技研究機制與孵化機制，也不具備諸如印度等發展中國家的巨大廉價勞動力市場，這是歐盟缺乏增量投資的根本原因。作為一個超國家政治實體，全歐盟公共管理效率低下似乎已經成為歐盟飽受詬病的不治之症。儘管機構改革之聲不絕於耳，但是，臃腫散漫的管理機制豈是朝夕之間可以割除的呢?　更令人無法接受的是歐盟的外交戰略。請不要忘記，正是歐盟與俄羅斯在烏克蘭問題上的嚴重對峙態度，使得地區局勢空前緊張;歐盟毫無戰略目的的中東政策，最終也將其捲入了兩個日益深重的社會問題:恐怖主義襲擊與源源不斷的中東難民。

　　站在十字路口的歐盟，無法承受失去英國的代價，卡梅倫心裏很清楚。《沙爾利周刊》事件爆發的時候，歐洲領導人手拉手展示了捍衛言論自由與歐洲價值理念的團結意志。令人遺憾的是，他們畢竟來自不同的“國家”，代表不同的“民族”。在巨大的民生問題的重壓下，他們只對本國選民負責，超國家聯盟的幻想只能丟在一邊了。

　　(作者繫上海外國語大學英國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高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