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勝利的啟示·軍事名家談抗戰]鮮為人知的中共海上抗日鬥爭

     蘇中軍區海防縱隊司令員陶勇(左二)、政委吉洛(姬鵬飛，中)與部分海防指戰員合影。(資料圖片)

    今年是偉大的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在隆重紀念抗戰勝利之際，發生在蘇中根據地、鮮為人知的海上抗日武裝鬥爭的光輝歷史，令人難以忘懷。

    1940年10月，根據我黨中央指示，新四軍東進開辟蘇中通(通州)如(如皋)海(海門)啟(啟東)抗日民主根據地，同時創建我黨第一支海上抗日武裝。在新四軍主要領導人陳毅、粟裕、陶勇等的領導下，這支海上抗日武裝力量，在蘇中的黃海之濱留下了許多可歌可泣的海上抗日英雄傳奇。

    “這是我們創建的第一支土海軍”

    1940年10月下旬，新四軍第三縱隊陶勇司令、劉先勝政委奉新四軍蘇北指揮部命令東進如東。如東地處黃海之濱，位于通如海啟地區東北隅，與日本隔海遠眺，歷來為抗倭要塞、海盜犯亂之地。陳毅總指揮隨東進先頭部隊沿途考察，進駐海濱古鎮掘港後，憑著他的戰略眼光認為，通如海啟一帶是圍棋盤上的“金邊銀角”，戰略地位重要，便向陶勇指出：“掘港這地方很重要，是蘇北的鑰匙。控制住它，對我軍建立蘇北抗日民主根據地有特殊重要的作用。”

    根據指示，陶勇有了“讓旱鴨子改變成水上蛟龍”的構想，計劃創辦海防部隊，1940年底即向蘇北指揮部粟裕司令員請示，要求建立海防團。對于這種為新四軍職能擴展的動議，陳毅、粟裕、葉飛等黨政軍地領導都非常重視，取得一致意見。1941年初，粟裕對陶勇的申請作出批復：完全讚同，擬撥200名戰士當海防團的第一批水兵。從此，便開始了創建和發展海上抗日武裝的征程。

    1941年3月3日，陶勇、劉先勝等在掘港召開緊急會議，通知一師三旅(原三縱)獨立團團長朱堅等團幹參加，宣布以獨立團留守處200多名戰士為基礎改編為新四軍海防第一團，任命朱堅為團長。此後，在陶勇主持下收編了當地有名的海盜孫二富(亦稱孫二虎)部，後孫由于部下違紀設卡收稅、自身受不了新四軍軍紀約束等原因出走，余部組成了海防中隊，由任彪任中隊長，開往長沙繼續整訓和守防。

    1942年初，日偽軍加強了對蘇中地區的“清鄉”，根據地的形勢越來越嚴峻，我方在陸地上的回旋余地越來越小，陳毅、粟裕等新四軍高層果斷地決定在長江口外的黃海上建立新四軍的海防武裝，擴大回旋余地，擺脫背水作戰的不利局面，把建立海防武裝的任務交給了陶勇。陶勇莊重表態：“陳總，你放心吧，只要我陶勇在，黃海就是我們新四軍的！”11月5日，我軍在如東何家灶成立蘇中軍區海防團，由陶勇兼任團長。粟裕對組團領導同志説：“這是我們創建的第一支土海軍！”

    1943年春，陶勇安排周少卿組建水上公安縱隊。3月，孫二富率原部下反正回來，陶勇、吉洛(姬鵬飛)到碼頭迎接表示歡迎，並建議孫二富改名“仲明”，祝其重見光明，三旅海防中隊、水上公安縱隊與孫仲明的反正部隊“三合一”，列入蘇中海防二團，並任命孫為團長，周少卿為副團長。9月，葉飛、季方、陶勇等按陳毅曾經提到給啟東偽新亞救國軍副司令陸洲舫做些爭取工作的吩咐，經耐心規勸後，陸率部棄暗投明，其部被編為海防三團，由陸任團長。以上3團由一師撥進部分陸軍戰士和武器彈藥，均駐如東何家灶。據南京軍區政治部編輯的“新四軍叢書”《新四軍組織發展實錄》記載，這3個海防團當時就進入新四軍正規編制。

    1944年8月7日，蘇中海防縱隊司令部、政治部在如東豐利補行海防縱隊成立典禮，正式宣布陶勇兼任蘇中海防縱隊司令，楊進任政委(不久為吉洛)，崔德耀為參謀長，孫仲明為副參謀長(不久轉正)。

    對于組建海上抗日武裝，粟裕、陶勇等嘔心瀝血、事必躬親，辦實事、解難題。粟裕特批海防團常年吃大米，並發給每個戰士一套禦寒棉衣、棉背心，還用繳獲的日軍汽車內胎做成救生圈送給海防團，並根據潮汛規律編寫了口訣，便于戰士記憶。陶勇也向海防戰士送去自己珍藏的兩雙高筒膠靴，凡海防部隊出色完成出海任務，他與吉洛政委都要親自到海灘迎接祝捷。

    日媒驚呼新四軍水兵“神出鬼沒”

    粟裕為蘇中海上抗日武裝制定了三大任務：一、開辟海上交通線，打通浙東到山東的南北交通；二、保護組織漁民下海，發展生産，保障供給，鞏固蘇中海防；三、保護轉移到海上的軍區後勤各單位和一個山炮連到海上隱蔽，並負責敵佔區與解放區間的交通聯絡和幹部護送。實踐證明，蘇中海防部隊是一支特別聽黨的話、不怕犧牲、英勇善戰的部隊，是摧不垮的海上抗日武裝力量，出色完成了各項任務。

    屢戰屢勝的海上輕騎兵在煙波浩渺的大海上打仗，不同于一馬平川的陸地，必須兼備陸上功夫和海上本領，蘇中海防部隊的戰士練就了能打仗、打勝仗的本領。

    沉著應戰，突然襲擊。1944年6、7月間，蘇中海防縱隊在啟東呂四一帶乘敵不備，繳獲日軍運輸船2艘，活捉日軍9人。10月，海防三團在弶港以南海面上與敵運輸船隊相遇，擊沉敵船兩艘，生俘日軍11名，延安《解放日報》曾予以報道。

    對待惡魔，決不姑息。1944年12月，海防一團一艘海船從山東運貨到蘇中，路過笆鬥山海面時，發現一條日本救生艇正擱淺在海上，28個日本海軍官兵奄奄一息，海防團發揚人道主義精神，將其捕獲並優待俘虜，還給他們生火煮飯。日本海軍吃飯後恢復了體力，乘夜幕將留守船上的6名海防戰士、10名員工統統殺害，奪船而逃。海防二團四連的哨兵聽到手榴彈爆炸聲，立即匯報，海防二團指導員陳爾勝帶隊立即奔赴前方。敵人在倉皇奪路中再度擱淺，在我軍的攻擊下，1名日本海軍投降，其余有的中彈死亡，有的放火燒船自殺。

    迎難而上，視死如歸。1942年冬的某一天，海防團船只遭到暴風的襲擊，被狂風吹散到海上，日偽船見機蠢蠢欲動，在這生死關頭，戰士們依然身背武器和彈藥，抱著船板，在海上鬥風搏浪，硬是與險難搏鬥，與日偽周旋，最後平安而歸。1944年7月，海防縱隊三團一部在長江口遇到化裝後躲在民船裏的日軍，陸建平(團長陸洲舫之子)指揮戰鬥時，被日軍擊中陣亡，石孝禮連長帶領全體戰士衝上敵船，誓死與敵肉搏，直至全部壯烈犧牲。

    斬不斷的海上生命線抗戰時期，日軍為了剿滅抗日有生力量，在陸地上設有大量的炮樓、籬笆、檢問所，使我方行不了、走不通。日軍的武裝封鎖，給我抗日鬥爭和人民群眾的生活帶來了極大的困難。為此，蘇中抗日武裝千方百計地開辟了海上交通線。面對敵偽的加緊掃蕩，我軍實行堅壁清野，將兵工廠、野戰醫院、藥庫、印鈔廠、印刷廠等後勤機關的物資全部上船，轉移到海上，海防縱隊護送船隊在海上航行了六七天，終于到達鹽阜地區的廢黃河口。1942至1945年間，在上海地下黨的掩護下和碼頭工人的配合下，海防團共裝卸軍工材料、機械設備、醫藥通訊器材等敵人禁運物資80余船，近2400噸。

    除了運送物資，海防縱隊還護送南來北往的幹部、知識青年、工程技術人員百余名，有的北上延安，有的南下敵佔區上海。

    摧不垮的海上根據地海上抗日武裝的海船猶如流動的國土，是海上抗日軍民避難的方舟，是新四軍建在海上的抗日根據地。1941年8月，江淮銀行印刷江淮幣，因日軍大規模掃蕩，轉移到海上印刷。1943年，江淮銀行員工帶了一部分輕型腳踏圓盤印刷機，從蘇北阜寧轉移到蘇中四分區，在如東掘港與財經部部長、江淮銀行行長朱毅會合，後去如東何家灶登船下海，開在弶港、笆鬥山、苦水洋、川東閘等幾百裏的黃海海面上，照常印制江淮幣。

    在反“清鄉”鬥爭的艱苦歲月裏，通如海啟地區由于新四軍在陸上和海上建立了抗日武裝根據地，互相配合抗日，黃海沒有成為後顧之憂，相反成為蘇中的可靠後方，成功牽制了敵方部署和力量。日本《朝日新聞》也驚呼：從連雲港到上海的海面上，有遊移不定的新四軍水兵在活動，神出鬼沒。

    蘇中海防部隊為何能屢戰屢勝

    毛澤東在抗戰初期就提出了人民戰爭、持久戰爭、遊擊戰爭、統一戰線等論述。毛澤東思想的精髓像燈塔一樣，對蘇中抗戰中的陸上、海上根據地産生了及時、實在和高效的作用，為蘇中海防部隊形成屢戰屢勝、斬不斷、摧不垮的抗戰武裝力量指明瞭方向。

    發揮黨的核心作用，支部建到基層在一師三旅海防團建立後，就任命劉光漢任政治部主任，加強政治思想工作。後來組建的海防部隊，都配備了政工幹部從事黨的工作。總的來説，每一個新的部隊或行政領導機構成立時，都同時成立黨的領導機構，作為決策機關和領導核心。其中，孫仲明被收編後，陶勇發現孫的思想開始進步、對黨組織有了感情，便指示委派的政工人員柴如奎、陳爾勝加以引導培養，1944年孫光榮入黨。海防團還發展了其他海防戰士加入黨組織。

    發揮統一戰線優勢，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海船對海防團來説就是“腳”，水上無船，寸步難行。陶勇利用春節拜年的方式，與同情革命、擁護抗日的漁會會長高亞東結交朋友，交流思想，並借到了幾條船。高亞東(建國後為上海市政協委員)一席話體現了統戰工作的魅力，他回憶説：“新四軍東進後，抗日民主政府團結我、教育我，特別是粟裕、劉炎、鐘民、吉洛，在近5年的時間裏，我利用上層關係和漁行老板的身份，出入據點之便，周旋于敵我友各方，為抗日事業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在海防部隊組建初期，海防團缺少水兵，尤其是能帶出水上功夫的“船老大”，陶勇、劉先勝便想起剛抓來又放走、人稱“活海圖”、“海上虎”的孫二富，同時也了解到孫的本質和為人，雖然被逼為盜，但良心未泯，有一些民族氣節和江湖義氣，幹過一些為民除霸、劫富濟貧的事，于是設計了“請君入甕”的策略，進行規勸和教育，孫表示接受。但孫未履約並帶信給陶勇去其駐地談判，陶勇決定前往，劉先勝等均勸陶勇不能前往，防止孫再次生變，陶勇認為談判主要靠舌戰，諒孫也不敢與新四軍作對，于是帶領少數人“單刀赴會”，進一步做好了孫等的收編説服工作。

    機動靈活開展武裝鬥爭，打擊了日偽囂張氣焰海上抗日更要鬥智鬥勇、以巧取勝。侵佔如東的日偽軍，經常隔三岔五在海上開著汽艇或皮劃子耀武揚威，蘇北沿海地形復雜，沙洲多，我們的土艦隊，可以在近海淺灘航行，即使撞上沙灘擱淺了，可以隨時隨地靠上岸，成為海軍陸戰隊，日偽的洋海軍對此無可奈何。孫仲明就慣用這種戰法，誘敵深入，給予嚴懲。有一次遇到10多條海匪船，他將敵人的船從淺水引向深水，又從深水引向活沙淺灘，敵船在追擊中不斷擱淺，幾個回合就被他打得暈頭轉向，最後繳獲匪船一條，並將船上10多名為非作歹的海匪當場槍決。

    在武裝鬥爭中，海防團堅持執行毛澤東主席“兵民是勝利之本”的教導，充分依靠愛國群眾。在一個大雪紛飛的風暴之夜，海防團的船搖晃得使人站立不住，掌舵的輪流值班。一位掌舵的船老大在風暴中只得將自己的身子綁在舵上，以穩住舵柄。可是，浪花夾著大雪打在他身上，再被西北風一吹，結起愈來愈厚的冰淩。當副老大換班時，發現老人已經成為冰人，而船還在茫茫的海上航行。海防戰士們在海上為這位對國家無限忠誠的船老大召開了追悼會。

    歷史告訴世界，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中國人民奮起抗日，到1945年8月日本無條件投降，在艱難的14年中，中國人民在平原、在山地、在叢林、在草原、在沙漠到處與日軍浴血奮戰，在海上的武裝鬥爭也發揮了重要作用，極大地牽制了日本軍國主義侵略者的侵略行動，以巨大的民族犧牲支撐了反法西斯戰爭的東方主戰場，中國人民對抗日戰爭和反法西斯戰爭的偉大貢獻，不容忽視，不容低估。（俞源/陳建華/劉昌年）

    俞源：江蘇如東人。1965年北京大學研究生畢業後，長期從事歷史、國際關係和戰略問題的教學和研究工作。曾任中央軍委辦公廳副軍職研究員。著有《世界政治》《世界政治經濟與國際關係》《大國興起中的國家安全》等。參與編寫《高級將領傳》。

    陳建華：如東縣政協主席。

    劉昌年：如東縣政協原文史委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