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載]權力轉移中的博弈
由巴忠倓擔任主編、彭光謙副主編的《和平發展進程中的國防戰略》由學習出版社、海南出版社出版。書中簡要闡述了我國面臨的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交織的安全威脅新形態，維護和平發展戰略機遇期的國防新使命，自主、自強、自衛的國防戰略新基點，富國與強軍相統一的國防發展新路徑，以及以共同安全與合作安全為特色的綜合安全觀，以預防戰爭、懾止戰爭、控制戰爭為重點的當代戰爭觀和旨在提倡尚武精神，增強憂患意識與危機意識，築起堅不可摧的思想長城的全民國防觀。從今天開始，本網進行連載。
和平發展進程中的國防戰略
第一章 和平之路不太平:現代戰爭離我們有多遠
第五節權力轉移中的博弈
通覽世界歷史，世界權力的中心總是在不同國家轉机移。一個在世界體係中因其強大的經濟、軍事力量而佔據主導地位的國家或國家聯盟，被後發國家所超越的事件並不鮮見。就像保羅·肯尼迪在《大國的興衰》中所寫，一流國家在世界事務中的相對地位總是不斷變化的。應該説，新興國家超越傳統強國是一種多次出現過的歷史現象，盡管這種“超越”和“轉移”是需要經歷上百年甚至數百年才得一見的場景。權力轉移的過程，往往伴隨著對抗甚至是戰爭。
回顧歷史便不難發現，在500年來的全球資本主義體係中，主導第一個周期的力量是熱亞那—伊比利亞同盟，即以威尼斯為代表的意大利城邦國家與葡萄牙、西班牙之間非正式卻有利雙方的政治經濟交換架構。熱亞那（意大利西北部，哥倫布的故鄉）人跟隨葡萄牙和西班牙的空間擴張，構建起涵蓋歐洲、地中海以及印度、中國直至全球的貿易和金融網絡，其中最關鍵的是開創了基于白銀的全球性交換體係。這種松散的城市聯邦和傳統帝國的聯盟，開啟了資本原始積累的過程，並由此産生了佔有大量財富的城邦，成為資本主義的萌芽和載體。
荷蘭周期是資本主義從城邦時代走向領土國家和民族經濟的分水嶺，是資本主義體係發展的第二個階段。1579年，荷蘭的7個北方省份獨立，開始反抗西班牙帝國的統治，創造出一個保障商人和企業家財産、實現宗教寬容和非宗教人文教育的現代國家雛形。17世紀，荷蘭擁有當時最發達的航運業，擁有高度專業化的農業，並創造了配備纖道的運河網絡，成為廉價和稠密的運輸網絡，大大降低了運輸成本。大量的資本通過對基礎設施的投資固定在了荷蘭王國的“空間”裏，使荷蘭人可以不去選擇傳統帝國領土擴張道路，其依賴于海上運輸、海外貿易、專業化分工、技術創新和銀行金融制度，對後來資本主義制度的發展産生了深遠的影響。
主權國家時代的真正代表是英國。英國曾經將荷蘭當作自己的楷模，英國經濟制度的創新實際上是對荷蘭銀行、金融、財政和農業制度的學習與改進，主要的創新就是通過國家政策強化對制造業及交通等基礎設施的高強度投入。英國的海上霸權也起源于對荷蘭的模倣——英荷之間發生過6次戰爭，英國商船隊的迅速擴大就來自對荷蘭商船的捕獲。在既是師生又是對手的復雜關係中，英國人學會了對荷蘭的超越。
可以説，從1500年起到“一戰”，是歐洲的輝煌時代。歐洲國家利用“地理大發現”帶來的美洲白銀資本，全面推進資本主義的發展模式，獲得了比亞洲和其他地區更高的生産率和更多的財富，開啟了近代世界的全球體係。在400年間，大小戰爭不斷，既包括歐洲人徵服美洲、對印第安人的殺戮，也包括歐洲各國之間為了利益而互相爭鬥。18世紀，英法兩國爭奪世界霸權，從海外殖民地的美洲、印度打到歐洲。支配世界的主導權，像接力棒那樣在一個又一個歐洲國家的手中傳遞，歐洲成了控制世界的樞紐地區。
美國脫胎于英國在北美洲的13個殖民地，自獨立後其經濟發展速度很快。在1870年時英國的GDP還高于美國，但其後開始的第二次工業革命使美國在1870～1913年間GDP年平均增長率為39%，同期的英國則為19%。1894年，美國工業總産值超過英國；到1913年，美國每人平均GDP超過英國55個百分點。至此，美國經濟不論總量還是每人平均都超越了英國。同時，在國際事務中，美國也漸漸告別了“孤立主義”傳統，開始介入歐洲事務，包括派兵參加戰爭。1917年4月，美國對德國宣戰，介入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歐陸主戰場。這場戰爭使美國成為歐洲大國均勢的最終平衡者和債權人，歐美間形成了跨大西洋的同盟關係。戰後建立起的凡爾賽—華盛頓體係，是歐美共同支配世界的大西洋軸心的開端，而美國獲得了在歐洲主導下的全球體係中的重要席位。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美國故技重演，再次“遠徵歐陸”，運用其強大的軍事力量和未受戰爭破壞的經濟能力，建立了美蘇共治世界的雅爾塔體係，成為歐洲的保護傘和救濟人。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美國成為世界權力的新中心。歷史證明，世界權力的轉移過程，往往需要通過戰爭才能完成。盡管這種權力轉移的戰爭，不一定發生在前後兩個世界霸主之間，也可能是像美國那樣，等英國與德國經歷了兩敗俱傷的戰爭後坐收漁利。
認真研究一下這幾次超越的過程，人們會發現大國的興衰是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一個國家要實現超越，必須擁有能夠推進趕超的多種因素，在地理、宗教、人口、經濟、政治、技術、文化、教育，以及軍事和外交等要素的組合上，比其他國家擁有更加適應外部環境和滿足內在需求的結構。追趕者通常都是領先者最好的學生，他們不僅繼承了“老師”的先進制度和技術創新，還對這些制度和技術做出了重大改進。就像荷蘭人學習了威尼斯人的商業技巧和與亞洲進行貿易的方式，英國人學習荷蘭人的銀行制度、信用體係和造船技術，美國人則用標準化改進了英國式的工業化，用企業研究機構保障了制度化的技術創新，從而取得了超過“老師”的效果。更為關鍵之處是，在歷史上實現超越的國家都具有一個共同特點，即足以吸引以往資本中心所積累的財富，實現更大規模、更高強度的資本的“空間固化”。
中國的崛起至少有三個客觀條件。首先，中國這樣人口密度高和相對貧窮的發展中大國，提供了空前規模和深度的市場及需求。概略計算，中國的城鎮化是10億人規模的城鎮化。這一過程可以容納完成歐、美現代化基礎設施建設同樣量級的資本和資源，可以為資本主義中心地區過度積累的過剩資本提供有利可圖的新出路，中國以國內大規模建設的資本“空間固化”方式來充當世界經濟的新引擎。其次，中國擁有最多廉價、高素質的勞動力，這是有著決定性意義的競爭優勢。第三，新技術的出現。高速鐵路、資訊網絡、高壓電網、能源管道等新型交通、資訊和能源運輸工具的出現，突破了基于傳統技術的空間概念。這些技術改變了距離、密度等經濟地理的要素，創造出數倍甚至數十倍于以往城市規模的“高鐵城市群”，極大地擴充了“一小時交通圈”和“一日生活圈”空間范圍。重新塑造了中國乃至世界的經濟地理，為全球力量的主導權從人口密度低的富國，向人口密度高的窮國轉移奠定了技術基礎。
與以往發生在西方、以空間擴張為特徵的經濟中心轉移不同，中國式的超越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改善民生為目標的內部經濟結構調整，另一方面也和中國內部與周邊的經濟地理的重塑有關。它具有內生、內在的特徵，亦更符合亞當·斯密的“自然”市場經濟的理念。
合理的路徑並不總是必然的路徑。遏制新興國家的超越，是傳統世界性大國的歷史宿命。作為如今的老大帝國，美國與歷史上所有的老大帝國一樣，總是要極力遏制接近其王座的任何大國或國家集團。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在其《全球趨勢2025——轉型的世界》的報告中指出，在經濟全球化的推動下，以財富和經濟實力從西方向東方轉移為標誌的轉型，頗具歷史性意義。到2025年，“二戰”後建立的國際體係將面目全非。新的國際體係將是多極世界，由眾多國家群和非國家行為體組成，美國主宰的單極世界向老牌列強和崛起大國難分高下的等級結構轉變，以及國家行為體向非國家行為體的力量擴散。在美國人看來，這是一個變化多于傳承的時期，更可能引發變異衝擊和衝突。
特別是美國目前是世界的霸主，它對實力接近于其霸主地位的任何國家都保持著高度警惕甚至是敵意。2011年4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其公布的報告中預測，中國經濟在未來10年將以每年95%的速度增長，而美國則以每年27%的速度增長。根據購買力平價（PPP）指標，2016年，中國經濟的規模將增加到19萬億美元，中國在全球經濟産出中的份額將升至18%；而2016年美國經濟的規模將增加到188萬億美元，美國經濟在全世界産出的比重下降至177%。中國在商品和服務上的實際産出將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關于“中國的經濟規模將在2016年超過美國”的判斷，在世界范圍引起了強烈的反響。
對亞洲國家特別是中國經濟崛起的焦慮，催化了美國“重返亞洲”或“戰略重心東移” 、“戰略再平衡”戰略的出臺。美國著名的《外交政策》雜志在2011年第11期上刊登了美國時任國務卿克林頓·希拉裏的文章《美國的太平洋世紀》。文章中，她對美國重返亞洲的原因作了清晰的表述。在她看來，“亞太地區已成為全球政治的一個關鍵的驅動力。這個地區從印度次大陸一直延伸到美洲西海岸，橫跨太平洋和印度洋兩個大洋，由于交通運輸和戰略因素而日益緊密地聯繫在一起。亞太地區的人口幾乎佔到世界總人口的一半。這個地區擁有很多全球經濟的重要引擎，也有最大的溫室氣體排放國。該地區有我們的一些重要盟國，還有中國、印度和印度尼西亞等重要的新興強國”。正因為如此，“今後10 年美國外交方略的最重要的使命之一將是把大幅增加的投入——在外交、經濟、戰略和其他方面——鎖定于亞太地區”。
從歷史上看，美國的太平洋世紀應該是發端于1898年。那一年的5月31日，美國兼並了夏威夷；僅兩個月後的7月31日，美國開始準備佔領菲律賓。指揮了這兩大事件的美國總統麥金萊回憶道，我們做過的最棒的事情之一就是堅持佔領菲律賓群島，這使美國在短短幾個月裏變成了一個世界大國。一個擁有廣袤土地和資源而人口相對稀少、已經進入第二次工業革命的國家，更渴求的是市場而不是土地。這時美國的目標是，佔有少量的土地用以徵服世界市場，同時佔領為確保徵服的實現所必需的戰略要點。堅持“門戶開放”的原則，以市場為目標的要點控制——這是具有鮮明美國特色的亞太戰略。所謂門戶開放，就是美國要求與其他列強的同等地位。這體現了這位強國俱樂部的遲到者參與瓜分世界的強烈願望，而以要點控制市場則體現了美式霸權目標明、成本低、效益大的特點。“一戰”後的華盛頓體係和“二戰”後美蘇共治的雅爾塔體係，實質都是與強國一道瓜分亞太利益。
然而，歷史進程無法設計，瓜分也會導致衝突與戰爭。對日戰爭、對蘇冷戰、朝鮮戰爭、越南戰爭，都是美國試圖以戰爭“大棒”主導亞太局勢。除了對日作戰是對日本過度擴張的反擊外，其他發生在亞洲地區與美國相關的戰爭均具有“在錯誤的時間和地點，與錯誤的對象打的一場錯誤的戰爭”的特徵。
戰爭不僅是歷史的清道夫，也是歷史的魔術師——這些戰爭的副産品，是亞洲的去殖民化運動和積貧積弱的中國復興，以及亞洲“四小龍”、 “四小虎”的誕生。鑒于“越戰”的教訓，美國在十幾年時間裏避開亞太的是是非非，而專心對付蘇聯和進行新經濟試驗。直到蘇聯東歐的瓦解，“9·11”事件的爆發，美國的戰略重點都放在歐洲和中東。
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對亞太地區具有轉折意義。那是對衝基金對東亞地區的一次劫掠引發的危機，由于中國堅持人民幣不貶值，幫助東盟國家渡過了可能的滅頂之災。這使東亞國家萌生了經濟一體化的意願。在當年召開的中國—東盟領導人會議上，雙方確定建立睦鄰互信夥伴關係；兩年後的1999年，中國提出建立中國—東盟自貿區（10+1）的建議，得到了東盟國家的積極響應。在美國沉浸于科索沃和“反恐戰爭”的10年中，東亞地區展開了經濟一體化的整合。從東盟—中國的10+1發展為東盟—中、日、韓的10+3，形成了涵蓋20億人口、145萬億美元的國民經濟總産值、12萬億美元貿易量的東亞合作帶。從2010年1月開始，中國與東盟自貿區開始運作，雙方93%的産品零關稅並嘗試在貨幣領域進行深入合作；中、日、韓三國也在積極磋商自貿區和貨幣合作。東亞地區的經濟合作促使日本政治家萌生了 “脫美入亞”的念頭，韓國也提出減少駐韓美軍和交出作戰指揮權的要求。東亞合作帶從經濟開始向政治和安全領域擴展，出現了類似歐元區的前兆，讓美國産生了可能會再被亞太地區邊緣化的擔心。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時候，美國制造業佔全球的一半，是全球制造産業鏈的龍頭老大。但自1971年布雷頓森林體係瓦解開始，美國經濟開始向金融化快速轉變，金融活動中與實業有關的比例越來越低；在20世紀80年代的“裏根革命”後，美國制造業轉移和金融創新達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如今美國的制造業只佔GDP的12%，而金融服務業卻超過了25%，總體服務業達76%以上，美國企業收入中金融服務業所佔的比例超過了40%。美國經濟的真正支柱，已經是以金融為主的服務類産業了。長期以來，亞太地區的貿易、外匯儲備主要使用美元，亞太地區目前外匯儲備佔世界總儲備的70%，亞太外匯儲備中有70%為美元資産。不難判斷，亞太地區一直是美元體係的主要支撐，環太平洋地區是圍繞美元體係進行資源配置和組織生産的“美元湖”。對已經多年處于財政和貿易雙赤字中的美國來説，維持全球金融貨幣收益這道底線，是生死之地、存亡之道。這才是美國高調重返亞洲戰略的真正出發點。美國經略亞太的重要目標是為了維護“太平洋美元湖”的穩定，而這也是美國與歐元體係爭奪全球金融利益的根基。至于是打壓抑或與中國有限合作，關鍵要看美國對中國崛起的認識和態度，看中國發展是否直接危及美國的全球霸權。
從全球經濟體係的視角觀察，中國目前是美國物質産品和凈儲蓄的主要提供國，美國是中國的主要市場。2008年的全球危機爆發後，美國經濟基本面臨惡化，美元體係漸趨衰落，美國主導的世界秩序正在陷入混亂。中國的合作意願和實際支援是美國維持目前地位的重要支撐，也是擺脫危機的希望所在。同樣，中國也需要美國的市場，需要借助美元體係，去購買海外資源、進入海外市場，維持與世界的經濟聯繫。這意味著中美兩家目前存在著戰略合作需求。然而，作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資本主義大國，美國在對外政策中具有“以鄰為壑”的天性，在與中國打交道的過程中必然要擠壓中國的利益空間，由此就引發了中美之間的重重矛盾。
作為亞洲大陸的主體板塊，中國應該發揮維護亞太地區安全穩定和帶動亞太地區長期發展的作用，應以長遠眼光去確認中國在亞太的地位，進而確定中國的亞太戰略。必須明確，我們反對“美國的太平洋世紀”，並不是要去構建“中國的太平洋世紀”。中國亞太戰略的目標，是建設可與世界其他主要力量板塊並肩鼎立的亞太區域。歐洲的歷史已經證實，在全球化時代，分散板塊很難維護自身的利益。東亞整合符合亞太地區人民的長遠利益。為實現這一目標，中國的亞太戰略應該是“共創與分享”，即共創發展、共同治理、共用成果。這是與中國推進全球多極化戰略相呼應的區域戰略。這意味著亞太的未來是一個不排他的、開放的未來，亞太的未來不屬于特定的國家，而是屬于包括美國人民在內的全體亞太人民。亞太的所有國家都可以參與建設和治理，也應該共用成果。為達此目標，中國要做更多的實際工作，如加強與周邊國家的基礎建設聯繫，推進跨國公路、鐵路和管道等基礎設施建設；通過基礎建設改變經濟地理，形成打破國界的區域産業鏈、利益鏈；建構能夠維持穩定發展的貨幣體係，重塑亞太地緣和幣緣政治格局。
當然，並不是所有國家都認同這一點，特別是“重返亞太”的美國還希望通過給未來的“太平洋世紀”冠名，把美國利益淩駕于他國之上。在世界經濟産出份額開始逐漸下降、債臺高築的美國，仍然具有全球最強的軍事實力。我們可以把美國的亞洲戰略概括為“制造麻煩、主導整合”，因為只有制造麻煩，才能創造出美國重返亞洲的戰略需求，才能拖住老盟友和吸引新夥伴，也才能顯示美國實力水桶中的“軍事長板”。在南海海洋權益問題、釣魚島主權歸屬問題上，美國一方面表示中立，另一方面又頻頻與向中國提出領土要求的爭議方國家搞聯合軍演，暗送秋波，就是希望能在地區的“適當”緊張中漁翁得利。
面對美國為主導亞太地區採取的競爭性戰略，中國應採取避實就虛、海陸均衡的策略。以解決臺灣問題作為改善地緣戰略態勢的關鍵與底線，通過調整國家經濟重心過度沿海化的偏差，減少對海外市場和海上通道的依賴，避免被迫與海權強國在遠海爭鋒的局面；同時積極開發西部，向亞歐大陸的內陸方向發展，在亞歐大陸內部尋找新的資源通道和合作夥伴，實現陸海均衡——在亞歐大陸內部經濟一體化與太平洋區域一體化之間保持總體平衡。在殖民地時代，陸海兩棲的中國常有腹背受敵之危；而今天的中國，在地緣板塊和産業鏈上，卻存在著左右逢源的機緣。在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間，已呈現出復雜的大三角關係——中國與大洋彼岸的美國和大陸另一側的歐洲，都有可能成為對手或夥伴，抑或對手加夥伴。最近，中美俄聯手反制歐洲收取航空碳稅，説明在當代合縱連橫的古老智慧仍未過時。
看清楚了世界力量重心從大西洋向太平洋轉移的歷史大趨勢，就知道美國大張旗鼓的“重返”，實質上是要掩飾其實力下降，是無可奈何的收縮和調整，甚至有想整合亞太與歐洲再競高下以延長其全球霸權的權謀。中國和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博弈，源于不同的目標，也就是一國獨佔利益，還是多國共用成果。最終實現哪個目標，不是憑人們的意願，而是基于實力——硬實力、軟實力、巧實力綜合博弈的結果。奉行實用主義哲學的美國人其實可以接受分享利益的結果，只是希望他的份額更大些、再大些，這也就限定了“重返”可能帶來的衝擊強度。“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 ，中國完全可以氣定神閒地應對。歷史往往走合力線。最終的結局，將可能既不是獨佔，也不是更趨平等的共用，而可能是根據各國實力與態勢的利益分享。
回望百年，在上一個太平洋世紀中，前半部分是亞太地區國家擺脫西方各色殖民統治的50年；從萬隆會議開始，亞太國家在國際政治舞臺上有了自己的聲音，並開始了現代化建設的探索過程。而直到最近10年，東亞地區才開啟了區域經濟一體化和全面合作的進程。與破碎化的歐洲不同，由于擁有中國這樣一個巨大而統一的主體板塊，亞洲有能力創造並長期傳承文明成果，使殖民地時期的歐洲列強和其後的美蘇都無法隨心所欲地支配亞洲事務。亞太國家數千年的共存史，形成了大國仁而小國智的國際政治文化，共同的反帝反殖民經歷，意識形態色彩淡薄和儒家文化、佛教、伊斯蘭教、基督教等多元文明包容共存的傳統，有利于亞太國家形成區域共識，創造和睦相處、合作發展的政治意願和制度框架。這一切使亞太地區能夠在全球化時代迅速構建起與歐洲、北美體量相當甚至更大的貿易區，甚至有可能建立統一的貨幣區以防止西方金融資本的洗劫。
然而，既然有麻煩制造者存在，就有麻煩存在的可能性。我們可以判定，只要中國和亞太地區仍然作為快速發展的國家和地區，就一定會受到傳統大國和大國集團的打壓，中國的和平發展道路注定不會一帆風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