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載]全球危機增加了戰爭風險
由巴忠倓擔任主編、彭光謙副主編的《和平發展進程中的國防戰略》由學習出版社、海南出版社出版。書中簡要闡述了我國面臨的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交織的安全威脅新形態，維護和平發展戰略機遇期的國防新使命，自主、自強、自衛的國防戰略新基點，富國與強軍相統一的國防發展新路徑，以及以共同安全與合作安全為特色的綜合安全觀，以預防戰爭、懾止戰爭、控制戰爭為重點的當代戰爭觀和旨在提倡尚武精神，增強憂患意識與危機意識，築起堅不可摧的思想長城的全民國防觀。從今天開始，本網進行連載。
和平發展進程中的國防戰略
第一章 和平之路不太平:現代戰爭離我們有多遠
第四節全球危機增加了戰爭風險
2008年爆發的全球性金融危機，目前還在繼續發展中。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2012年春季報告，世界經濟復蘇乏力，未來仍面臨嚴峻考驗。世界經濟並未擺脫風險迴圈，局面依舊極為脆弱。
關于此次金融危機發生的原因有許多分析，歸結起來主要觀點是全球經濟的金融化導致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間的嚴重失衡。據統計，目前全球每年進行交易的金融産品有700萬億美元以上，而實體經濟的規模只有60萬億左右美元。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實體經濟的利潤就在不斷下降，發展越來越萎縮的實體經濟難以支撐越來越龐大的虛擬經濟，結果導致經濟泡沫化，最終爆發了全球金融危機。所謂房貸危機，只是一種表像，甚至只是一個引發危機的誘導因素。真正的原因是實體經濟支撐不了虛擬資本的大幅擴張，這是危機的本質，而經濟泡沫化導致的債務危機只是表面現象。由于虛擬經濟過度膨脹，導致實體經濟一方面受到壓制，另一方面在某些實體經濟領域如房地産行業虛假繁榮，因此首先破裂。所以，解決危機的正確思路和路徑是應該壓制，至少是有效管制過度金融化的虛擬經濟。但是，這涉及華爾街金融集團的核心利益，在沒有政治權力強制和致命危機迫使的情況下，誰也管不了金融業，連對金融業加強監管或者要降低金融高管的獎金也難以做到。所以，到目前為止，導致危機發生的實質性問題並沒有得到解決。以美國為例，美國政府債務累計達53萬億美元，按照2009年的美國財政檢察院的報告：“拯救政府赤字的可能性為零”，因為美國經濟增長率連利息都難以還清。從債務角度看，美國已經是一個破産的國家。歐洲的情況也很糟糕，歐洲的債務危機也是因為虛擬經濟的過度發展造成的，也包括社會高福利導致的過度消費。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要降福利、減薪酬，在西方國家是個大難題。
目前的全球危機正在深入發展的另一個標誌就是危機正向其他領域傳導。每一個國家的危機都已經超出了金融或經濟的領域，成為導致重大社會衝突的導火索。從佔領華爾街開始，美國多個城市爆發了“佔領”運動，提出“我們是99%，他們是1%”，“1%的民有、民治、民享”，“資本主義是有組織的犯罪”等口號；英國、法國、德國等歐洲主要國家發生了街頭騷亂；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爆發反政府遊行；西亞北非國家爆發“阿拉伯之春”……世界各國都陷入動蕩不安。危機正在從金融領域向經濟、政治、社會領域蔓延，引發宗教衝突、地區衝突。社會分歧加重，爭議增加，使國家難以採取統一、長久的綜合性對抗危機的措施。
更為嚴重的是，危機已經擴散到國際政治領域。大國之間呈現由合作走向博弈和對抗的跡象，國家間有通過制造衝突轉嫁危機的舉動，危機中的世界進入了動蕩期。
這場危機會通過什麼方式結束？是通過國際合作，還是像以往的大危機那樣通過戰爭結束呢？面對這個嚴肅的問題，現在還難下結論。目前，世界各主要地區之間都出現了不同程度的矛盾，其中最有指標意義和值得關注的就是美歐矛盾。
在過去100年間，美歐組成的大西洋軸心是世界權力的中心。“二戰”之後，美國獲得大西洋軸心的主導權。在美強歐弱的格局下，美國不斷利用強大的美元體係侵蝕歐洲國家的利益，這引起了戴高樂等歐洲政治家各種方式的抗爭。1971年8月，在歐洲美元持續兌換黃金的壓力下，尼克松單方面關閉了美元兌換黃金的窗口。面對歐洲人的質疑，美國財政部長康納利説出了最能體現美元霸權的名言：美元是我們的貨幣，你們的問題。在美蘇冷戰的背景下，歐洲有賴于美國的保護，不可能去解決美歐間的貨幣利益問題。但美國“貨幣帝國主義”的做派，卻播下了歐洲決心要擺脫美元體係控制的種子。同樣重要的是，從“舒曼計劃”開始的歐洲産業和經濟基礎一體化在穩步推進，而這打下了歐元的根基。冷戰結束後，維係大西洋同盟的共識與目標的紐帶漸趨松懈，歐洲國家謀求擺脫美國主導的活動卻日趨活躍。有過領導全球經驗的歐洲人知道，分散的歐洲在與美國和其他大經濟體的競爭中斷無獲勝的可能。因此，歐洲在政治上組建歐盟，在經濟上推出歐元，在軍事上嘗試獨立的歐洲防務，力圖通過歐洲國家“抱團”的方式，形成在全球格局中夠分量的力量板塊。隨著歐元問世、歐盟擴張，美歐之間的經濟互補性越來越低，全球治理的分歧越來越多，美國對歐洲的控制力明顯減弱，歐美出現漸行漸遠之勢。卡根曾抱怨説，美國人來自“火星”，歐洲人來自“金星”，“我們不能再假裝認為歐洲和美國對這個世界擁有共同看法，甚至也不能再假裝認為他們擁有同一個世界”。
2008年的金融危機爆發後，美元、美國經濟和美國模式遭受重創，而這卻為解決歐元區制度中的缺陷提供了難得的機遇。歐元區核心國家決定推進“危機邊緣”政策——利用危機造成的強大壓力迫使歐洲國家讓渡財政主權。法國和德國的領導人多次提出，歐洲必須要有統一的財政政策，歐洲要建立財政聯盟。2011年12月，歐洲峰會提出制訂歐洲國家間新的財政協議，獲得了26個歐元區國家和除英國以外的其他歐盟國家的首肯。看來法、德採取的“危機整合”戰略已經奏效，就像德國總理默克爾在德國議會上所説的那樣，如果在幾個月前有人説歐洲會在2011年年底前建立一個歐洲財政聯盟，會被當作瘋子法新社柏林12月2日報道〔N〕參考消息，2011-12-03(1)，而現在歐元區已走上“通向財政聯盟的不可逆轉的軌道”昆廷·皮爾和喬舒亞·查芬的報道〔N〕金融時報（英國），2011-12-05。這不僅是歐洲渡過當前危機的需要，也是推廣“萊茵模式”，為將來的“歐羅巴合眾國”鋪平道路。不甘心被法、德主導，又擔心利益被歐陸國家侵蝕的英國，再次選擇了“孤立”于歐洲的立場。而歐陸國家在法國式激情和德國人精細的配合下，在歐洲一體化進程中踏上了新的臺階。
並不是所有人都認同大西洋同盟的瓦解，蒙代爾等人就提出了“歐美元”的設想。但問題在于，美國會接受一個歐洲重新佔據主導地位的布魯塞爾—華盛頓體係嗎？對美國來説，一個保有弱歐元的弱歐洲才符合其全球利益。也許因此“美歐元”才有可能成為美國的一種選項。然而，在危機中更加“抱團”的歐洲，已不再願意繼續充當美國的附庸了。對歐洲人來説，構建能夠在全球化時代保持影響力的“歐洲合眾國”，“讓歐洲站起來”，是一個值得為之長期奮鬥的目標。在全球金融化的時代，貨幣金融利益是國家利益的主要形態。維持並發展歐元區，是歐洲最優先也是最關切的政治目標。而奧巴馬政府一次次否定歐洲要加強金融監管的意見，美國的評估機構對歐元區國家主權債務評級威脅，都使得美元體係越來越成為歐元區擺脫危機、重獲發展的障礙。歐元體係與美元體係的競爭，正在成為撕裂跨大西洋軸心的主要矛盾。在交織著地緣政治和幣緣政治的復雜博弈中，美國在歐洲一步步被邊緣化了。今天的歐洲正在成為歐洲人的歐洲，更準確地説是歐元區的歐洲。作為世界最大的單一經濟體，歐元區的歐洲自然會生成與其經濟地位相應的政治意識以及與美國不同的全球治理模式。
縱觀凡爾賽—華盛頓體係、雅爾達體係及冷戰後大西洋同盟的變化，我們可以看到導致歐美難以相向而行的更深層原因，是大西洋同盟指向利益最大化的經濟政治制度設計，以及美歐金融資本集團對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追求，這是大西洋軸心瓦解的制度性根源。人們已經發現並將越來越清晰地看到，近百年的大西洋同盟在制度缺陷和危機的鋸切下，已經被割裂在大洋兩岸，美歐兩個車輪在各自的軌道上分道揚鑣。可以説，全球金融危機對歐洲是嚴重的衝擊，也是巨大的機遇。未來的歐洲將是歐元區的歐洲，也許它前路漫漫、百折千回，但一定會是一個擺脫了美國支配的歐洲。
在金融危機的發源地美國，經濟復蘇遲緩，且不確定性很大，失業率仍然保持在8%以上，這還不包括隱形失業者，因此失業率在2012年內仍可能上升。美國國內消費增長已經大于收入增長，説明美國消費者正通過借貸增加消費開支。而美國政府在金融危機時推出的財政刺激計劃將在2012年陸續退出，這將推動經濟下行。
而歐洲的日子同樣不好過。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爆發以後，歐洲多個國家經濟增長疲軟，貿易逆差，失業率居高不下。各國不得不採取多種措施緊縮財政，減少公共開支、延長退休年齡、上調稅率等。這些措施引起這些國家的公眾不滿，不時發生抗議、罷工活動，而年輕人中的高失業率進一步引發社會矛盾。近期歐元區經濟連續兩個季度負增長，經濟衰退已經迫在眉睫。
歐美等發達國家經濟的不景氣，導致消費需求低迷，同樣也會傳導到發展中國家，無論是以制造業為主還是以資源輸出為主，包括以旅遊業為支柱的國家，經濟增速都已放緩。金融市場全球化的背景下，資本短期流入流出速度加快，而且不確定性增加，將會給相關國家帶來極大的進入風險。
2012年，全球主要經濟體要背負76萬億美元的債務，其中G7國家的到期主權債務達73萬億美元。從總趨勢上看，歐美經濟將長期弱化，而受此影響，新興國家經濟體的經濟增長速度也將回落。
在全球經濟危機的大背景下，亞太地區的經濟合作和安全事務，在近期都難免會受到衝擊。但從長遠看，亞太形勢並不悲觀。因為亞太地區是世界經濟發展最快的地區，多種文明和發展模式長期共存、競爭發展，已經建立並還在嘗試多種有競爭力的經濟、政治和安全合作的組織框架。從金融危機以來，中國與12個亞太國家簽訂了貨幣互換協定，比一般貿易合作更進了一步。據日本學者推算，正在醞釀中的中日韓自由貿易協定（FTA），對實際國內生産總值的拉動可達到074%，超過了美國推出的TPP的054%日本經濟新聞12月17日報道〔N〕參考消息，2011-12-18(4)。一份新西蘭的報告指出，如果TPP成為地緣政治遊戲，並不能保證經濟上更依賴中國的國家一定會支援美國。其實，重返亞洲的美國受到自身實力底線和亞太國家態度的雙重限制，其戰略空間就在制造麻煩和防止危機失控之間，要利用制造麻煩來進行牟利，前提是要防止爆發全面和重大的危機，尤其是大國間的危機。從把南海議題控制在“航行權”、白宮拒絕將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在臺灣地區選舉關鍵時公布赴美免簽證暗助馬英九環球網文章2011-12-31http://taiwanhuanqiucom/opinion等實際行動分析，美國亞太戰略的基本原則就是要維持可控的緊張，這是實現美國利益最大化的前提。因為如果與區域國家特別是主要大國全面交惡，就會引發亞太區域大動蕩和大衝突，結果將導致中國或東盟及亞太國家在經濟和安全事務上加快與美國“脫鉤”，美國可能會在短時期內就喪失區域主導權，這既損害了美國的利益也超出了其能力的范圍。此外，在中國周邊，還存在一些地區熱點，鄰國間歷史遺留問題，島嶼歸屬與海洋權益爭端等，特別是一些國家領導人為了轉移國內矛盾，有意把矛盾的焦點引向國際領域，這加劇了亞太地區不穩定的局面。
全球危機也導致西亞北非地區的宗教和國家之間的矛盾越來越激烈，以伊朗核問題、阿以衝突為焦點的衝突日趨頻繁和激烈。這些衝突有可能失控而導致軍事衝突。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導火索，就是因為一個青年的刺殺行動而引爆。歷史上，金融危機曾經導致戰爭，影響世界最大的戰爭即第二次世界大戰就是由經濟危機而起。“二戰”之後，美國為了擺脫當時的危機，也曾不止一次發動戰爭轉嫁危機。由誰來承擔全球危機的後果，這涉及各國的重大利益。也許不打一仗或像利比亞、敘利亞那樣打多場發展中國家的“邊緣地帶的戰爭”，給發達國家或中心地帶轉嫁危機，危機就過不去。可會不會在發達國家內部爆發“金融帝國主義之間的戰爭”？這也説不定。危機一定會過去的，問題是誰背黑鍋，誰墊底。歷史上每個世界性體係，如“凡爾賽—華盛頓體係”，“雅爾塔體係”，都是各國在戰爭中筋疲力盡下完成的。在資本主義秩序下，危機和戰爭常常是恢復再次增長的主要路徑。在全球危機越來越深化的今天，我們更需要對此有高度的警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