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後真相”一詞入選英國《牛津詞典》年度詞匯，引起廣泛關注。根據西方國家的相關統計，該詞在英國脫歐與美國大選這兩起新聞事件後使用量激增，並在西方國家流行開來。具體而言，“後真相”是指一些人為了自身利益，無視客觀事實，盲目迎合受眾的情緒與心理，使用斷言、猜測、感覺等表達方式，強化、極化某種特定觀點，攻訐抹黑對手，或博取眼球效應和支援率。在西方傳統主流媒體影響力下降的情況下，受眾很難以個人能力辨別各種觀點的真假，反而比較容易接受社交媒體圈子中散播的情緒和偏見，從而作出與事實差距較大的主觀判斷。社交媒體海量傳播的“後真相”，助推“黑天鵝”式的事件和人物頻出。

　　“後真相”一詞原本用來形容一種不正常的輿論生態，指的是媒體傳播主要起到的是煽動情感、強化偏見的作用，其所産生的影響超過了客觀事實對人們的影響，人們只在意情緒或主張，而不管事實和道理。在2016年以後，有西方學者提出，傳統主流媒體長期以來奉為圭臬的“真相”已經衰落，逐漸失去了主導社會共識的力量，西方社會已進入“後真相時代”。事實和真相的虛無化為秉持極端立場的政治人物操控民意提供了外部條件，他們僅僅從自身利益最大化出發，對事實進行重新包裝，隱蔽地設置觀點性而非事實性議題，由此放大和強化某種情緒或偏見。

　　從傳播學的視角來分析，“後真相”與社交媒體平臺的興起有直接關聯。如今，此類媒體已經取代傳統主流媒體成為歐美國家民眾主要的新聞來源，互聯網巨頭佔據了大部分的新聞流量和廣告收入，傳統主流媒體則陷入經營困境。據皮尤中心統計，在上世紀70年代，美國公眾對傳統媒體的信任度達到70%以上的峰值，而2016年則跌落到32%的谷底。

　　造成“後真相”泛濫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社交平臺所依賴的演算法推薦。其基本原理是收集用戶的狀態更新，包括其轉發的新聞以及點讚和評論等，並將這些數據轉化為相應的分數，由這個分數決定一條資訊能否成為向該用戶推送的熱門新聞。演算法推薦機制本身正遭到越來越多的質疑。這些由人工智慧係統向受眾推送的所謂新聞，究竟是基于什麼樣的標準與價值判斷而被選中，公眾完全不知情，而且這些係統的內部工作機制也不透明。雖然把控這些平臺的互聯網技術公司多次宣稱，這一演算法機制是公平公正的，卻一直以保護商業秘密為由拒絕公開其運作過程。這樣一來，受眾就無法確切知道這些公司是否與某些利益集團有勾連，用戶通過平臺看到的新聞是否只是利益集團想讓他們看到的部分“真相”。

　　本應在網絡公共領域開展的正常討論，也會因隱性的輿論操控而變味。相較于高高在上的主流媒體，網民們更願意依賴一個個“部落化小圈子”去獲得資訊、分享觀點。然而，由于圈內人擁有相似的價值觀，致使他們每天得到的資訊大多經過了“立場過濾”，與之觀點相左的資訊逐漸消弭。人們為了留在“朋友圈”內，不敢發表不同意見。換言之，社交媒體所具有的“回聲室”“過濾氣泡”等負面效應加劇了西方社會的觀念分歧。

　　從歷史和哲學的層面來看，“後真相”與西方社會思潮從現代主義到後現代主義演進的趨勢相吻合。按照現代主義的觀點，文本、表徵和符號都是閉合體係，只能有一個準確且權威的定義。而在後現代主義看來，文本、表徵和符號是開放係統，因此對它們所作的闡釋便具有多種可能性。在現代主義興盛的時代，客觀事實是新聞報道的生命，這也是西方“客觀新聞學”理念的精髓所在。然而，“後真相”卻印證了新聞事實紐帶的斷裂。在眾聲喧嘩的社交媒體時代，事實經過無數次再闡釋甚至是故意扭曲與篡改，其本身不再是新聞報道的核心，而是讓位于情感、觀點與立場。總而言之，多元化、多樣性、差異性、去中心化、碎片化、不確定性等成了新媒體傳播的特徵，西方的新聞輿論生態正在被改變。“後真相”對社會凝聚力和價值觀的衝擊值得我們深思。（作者：史安斌 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院長、教育部青年長江學者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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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李潔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