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徵”“萬里長徵”“二萬五千里長徵”最早出現在什麼時候？
新華社北京８月４日電（王建強、李悅、蔡琳琳）舉世聞名的二萬五千里長徵，可以説是家喻戶曉，但“長徵”“萬里長徵”“二萬五千里長徵”這些概念是何時出現的，卻鮮為人知。
“長徵”和“萬里長徵”等概念指的是１９３４年至１９３６年間中國工農紅軍自長江南北各革命根據地向陜西、甘肅一帶的大規模戰略轉移。但這些概念並不是從一開始就確定的，而是隨著紅軍戰略轉移的演進而逐步提出的。
１９３４年１０月中央紅軍（即紅一方面軍）實行戰略轉移前後至遵義會議，中共中央、中革軍委、紅軍總政治部在所發的指示、命令和會議決議中，並沒有把這次行動稱為“長徵”，而是稱為“突圍”“長途行軍”“反攻”“西進”“突圍戰役”“突圍行動”等。同年１１月，中共駐共産國際代表團團長王明，在莫斯科向蘇聯外國工人出版社中國部全體工作人員作報告時，提到了“長徵”，這是目前所知黨的文獻中最早出現“長徵”的概念。不過，王明所説的“長徵”，並不是指中央紅軍的戰略轉移，而是把紅７軍團北上和紅６軍團西徵稱為“長徵”。
１９３５年２月２３日，紅軍總政治部在《告黔北工農勞苦群眾書》中，第一次把中央紅軍的戰略轉移稱為“長徵”。這是目前所見的將中央紅軍的行動稱為“長徵”的最早文獻。
１９３５年５月，紅軍總司令朱德在《中國工農紅軍布告》中指出：“紅軍萬里長徵，所向勢如破竹。今已來到川西，尊重彝人風俗”，第一次提出了“萬里長徵”的概念。６月１２日，張國燾、徐向前、陳昌浩在給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的報告中也指出，“西徵軍（指中央紅軍）萬里長徵，屢克名城，迭摧強敵”。７月１０日，《紅星》報在第２５期社論《以進攻的戰鬥大量消滅敵人創造川陜甘新蘇區》中開始使用“萬里長徵”一詞。
隨著中央紅軍戰略轉移路線的不斷延伸，“長徵”的定語由“萬裏”逐步增大。１９３５年８月４日至６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沙窩召開會議，決定恢復紅一方面軍番號，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紅一、四方面軍會合後的政治形勢與任務的決議》，指出“一方面軍一萬八千裏的長徵是中國歷史上的空前的偉大事業”。９月１２日，中共中央在俄界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做出《中共中央關于張國燾同志的錯誤的決定》，其中將紅軍長徵的裏程增加至“二萬余裏”。中國工農紅軍陜甘支隊（由先行北上的紅一方面軍第１、第３軍和軍委縱隊改編而成）直屬隊黨總支書記蕭鋒在１９３５年９月２２日的日記中寫道：“毛主席用洪亮的聲音號召，經過兩萬多里長徵，久經戰鬥、不畏艱苦的指戰員們，你們一定能夠以自己英勇、頑強、靈活的戰略戰術，和以往的戰鬥經驗，來戰勝一切困難！”
１９３５年１０月１９日，陜甘支隊勝利到達陜北吳起鎮。毛澤東在對蕭鋒的講話中指出：“根據紅１軍團團部匯總，最多的走了二萬五千裏”。在這裏，毛澤東第一次明確提出了“二萬五千里長徵”的概念。值得注意的是，毛澤東所説“二萬五千裏”，指的是最多的走了這個裏程。他在隨後的講話中也稱紅軍長徵“二萬裏”。
１９３５年１１月１３日，中共中央在《中國共産黨中央委員會為日本帝國主義併吞華北及蔣介石出賣華北出賣中國宣言》中明確提出：中國工農紅軍“經過二萬五千余裏的長徵，跨過了十一省的中國領土，以一年多艱苦奮鬥不屈不撓的精神，最後勝利的到達了中國的西北地區，同陜甘兩省原有的紅軍取得了會合”。１１月２８日，毛澤東、朱德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中國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抗日救國宣言》中再次提出，紅軍主力“經過二萬五千裏的長徵，歷盡艱難困苦北上抗日”。可見，“二萬五千里長徵”這一概念是在紅一方面軍主力長徵結束時提出的，是專指紅一方面軍的。
此後，隨著紅軍長徵的英雄業績廣為流傳，這一偉大壯舉的影響不斷擴大，“長徵”“萬里長徵”“二萬五千里長徵”等概念逐漸被固定下來，並廣泛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