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新文藝”：抗戰軍民的精神滋養
抗戰時期，特別是1942年延安文藝座談會召開後，延安和各解放區作家紛紛響應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精神，爭先恐後到群眾中去，到農村、到部隊基層去，通過創作文藝作品等形式參與抗日鬥爭，涌現出丁玲、周立波、馬加、歐陽山、李季、柳青、趙樹理、馬烽、孫犁、劉白羽、華山等一大批著名作家，形成了文學與群眾相結合的熱潮。
1944年，石魯取材延安大後方人民的生産生活創作了版畫《妯娌》。（中國國家博物館供圖）
延安文藝座談會（油畫） 羅工柳作于1951年
“人民文藝”成為時代“路標”
“‘延安文藝’最值得重視的價值在于它凝聚了‘人民文藝’的基本精神，成為中國文學永恒的路標。”陜西省文聯副主席肖雲儒指出，“‘人民文藝’的基本精神可以簡明地提煉為三句話，即：文藝來自人民生活，文藝要為人民服務，文藝家要和人民結合。不論時代和文藝如何發展變化，‘人民文藝’這一基本精神是常青的。”
陜西省作家協會副主席、延安大學文學院院長梁向陽教授認為，抗日戰爭時期的先進文化，就是能有效地宣傳、動員與組織中國最廣大的老百姓，自覺投身到革命戰爭中間的文化。延安的文藝工作者自覺地選擇了與工農兵審美文化相適應的藝術形式，如章回小説、民間説書、信天遊、新秧歌劇、新編歷史劇等，來傳播這種先進文化。1943年春節的“新秧歌運動”與“新秧歌劇”《兄妹開荒》《夫妻識字》等，就是學習民間文藝的産物；趙樹理的小説《小二黑結婚》《李有才板話》有民間説書元素；李季的長篇敘事詩《王貴與李香香》有信天遊的旋律；“邊區生活的歌手”——古元的版畫，已經化“歐風”為“中國氣派”的新版畫。
優秀文學作品呈現井噴式發展
在《講話》發表後的幾年內，延安井噴式地涌現出一大批載入文學史冊的優秀文學作品，如長篇小説《呂梁英雄傳》《新兒女英雄傳》，中短篇小説《李有才板話》《小二黑結婚》《荷花淀》《雞毛信》，長詩《王貴與李香香》以及大量膾炙人口的報告文學。
“這些作品在解放區群眾中産生了巨大影響，也讓全中國全世界感受到了解放區新的生活面貌和精神面貌。”肖雲儒説，文學的美學價值最終體現為它能夠在何種程度上反映這一歷史實踐主體在歷史進程中的業績和主動性，以及它們在歷史實踐中的精神形象——性格、心理、感情、情緒等。這既是作品社會價值的核心，也是作品藝術魅力的根由。“趙樹理、孫犁、柳青、李季等正是遵循這條路子，長期和人民大眾一道從事前無古人的社會實踐，體察他們當家作主的心態和感情，才在作品中成功塑造出已經成為歷史主人的嶄新的工農兵形象，開創了由新的生活美轉化為新的藝術美之先河。”
喚起工農大眾的文化自信
梁向陽表示，延安文藝座談會後，延安的文藝工作者發生了幾個轉變：一是自覺地深入工農兵生活、向工農兵學習，從而有了“大眾化”的角色轉型。這種“大眾化”的轉型，是情感的轉變，更是思想觀念的轉變。二是主動深入到火熱的工農兵生活中，真誠地謳歌工農兵生活。
梁向陽介紹説，《解放日報》1945年5月15日發表的短篇小説《荷花淀》本身是戰爭題材小説，但作者卻別具眼光，通過溫馨而瑣碎的日常生活場景凸顯身處戰爭但依然景美人美的白洋淀，刻畫白洋淀百姓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塑造美麗而善良的女性形象，説它是一幅淡淡的水墨畫也不為過。
“這些‘新的人民的文藝’，具有了‘中國氣派’與‘中國作風’的特點，在‘團結人民、教育人民’與‘打擊敵人、消滅敵人’的過程中發揮了獨特的、無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喚起了長期處在中國社會最底層的工農大眾的文化自信。”梁向陽説。
（光明日報記者 張哲浩 王斯敏 楊永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