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一南：從空前覺醒到偉大復興

日本出版物介紹楊靖宇（選自《與世紀同行》第7卷）

八路軍敵後戰場 （115師某部的機槍陣地）

為祖國甘願清貧（高中時的錢偉長）

　　抗日戰爭是鴉片戰爭以來，中國抵抗帝國主義侵略歷時最久、規模最大、受損最重、犧牲最多的戰爭。它發生在中國最衰弱的時刻。侵略者必然要選擇這一時刻。

　　以血緣和姓氏為核心的封建王朝，只對姓氏、家族負責，不對民族負責。民眾認為天下都是皇上的，打敗了也是皇上打敗了，割皇上的地，賠皇上的款，與我何幹

　　此前，中國已經多次被侵略戰爭洗劫。一個被西方描述為GDP佔世界三分之一的東方大國，面對堅船利炮竟然不堪一擊，一而再、再而三地割地賠款、喪權辱國，為什麼會這樣？有人從軍備上尋找失敗原因，還有人從體制上搜尋根源。分析更深刻的，是京師大學堂譯局總辦嚴復。這位英國皇家海軍學院畢業生，在《孟德斯鳩法意·卷五按語》中説：“中國自秦以來，無所謂天下也，無所謂國也，皆家而已，一姓之興則億兆為之臣妾，其興也，此一家之興也，其亡也，此一家之亡也。天子之一身兼憲法、國家、王者三大物，其家亡則一切與之俱亡。顧其所利害者，亦利害于一家而已，未嘗為天下計也。”

　　這段話點出了中國至弱之源。當西方各國從17世紀中葉紛紛開始構建現代民族國家之時，中華民族大大落後了。以血緣和姓氏為核心的封建王朝統治者，只對姓氏、家族負責，不對民族負責。這種狀況反過來又導致民眾認為天下都是皇上的，打敗了也是皇上打敗了，割皇上的地，賠皇上的款，與我何幹。這種只有王朝安全、沒有民族安全的狀況，使國家安全一開始就從民眾心理養成和大眾精神狀態上處于千瘡百孔的脆弱狀態。

　　歷史也正是如此。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英軍登陸後發生在三元裏的抗擊未能成為普遍現象，更多的是民眾主動向侵略者出售牲畜、蔬菜、糧食。1860年，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周圍有民眾也加入了哄搶園內財物的行列。1900年八國聯軍攻打北京，身後有民眾推車幫助運送物資給養；聯軍部隊包圍北京，又得民眾指引從廣渠門下的水道攻進城內。一幅令人印象深刻的照片，畫面是當聯軍部隊從廣渠門下的水道魚貫而入、一個一個順土坡往上攀爬時，兩側有一群一群的中國人，揣著手站在那裏，麻木地觀看。這就是孫中山描述的狀況：“四萬萬中國人，一盤散沙而已。”一盤散沙同堅船利炮對抗，結果可想而知。

　　侵略者敢于一再冒險，就是看透了中國國家內耗、政府腐朽、社會渙散

　　推翻清朝、創立民國之後，舊中國被踢開國門、遭到燒殺搶掠的現象仍然沒有終止。北洋軍閥主政下的中國，作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勝國出席巴黎和會。在人們歡呼“公理戰勝強權”的興奮時刻，英、美、法、意、日“五強”卻操縱和會，將戰敗國德國在中國山東的權益轉讓給日本。北洋軍閥政府倒臺了，民國政府又先在1931年“九一八”事變中丟掉了東北，1937年“七七”事變之後丟掉了華北。人們反覆譴責帝國主義侵略成性、嗜血成性、掠奪成性，卻很少思索：日本關東軍為何敢于以1.9萬兵力面對19萬東北軍發動“九一八”事變？日本華北駐屯軍為何敢于以8400兵力對約10萬兵力的宋哲元第29軍發動“七七”事變？

　　辛亥革命成功，帝制被推翻，國家狀態如李大釗在《大哀篇》中所説：“革命以前，吾民之患在一專制君主；革命以後，吾民之患在數十專制都督。昔則一國有一專制君主，今一省有一專制都督。前者一專制君主之淫威，未必及今日之都督。”城頭變換大王旗，軍閥混戰，生靈涂炭。從1911年至1931年的20年間，僅四川一省，軍閥混戰就有478次。這種內耗嚴重、四分五裂、散沙般渙散的國家狀態和社會狀態，怎能不成為列強屠宰的目標？侵略者敢于一再冒險，就是看透了中國的國家內耗、政府腐朽、社會渙散的狀況。

　　在飽受欺淩、廉恥掃地、暗無天日的年代，整個民族都渴求有英雄出來頂天立地。清華大學教授俞平伯詰問：“我們的英雄不知在何處？”

　　因為當時中國的狀態，日本侵略者輕看了這場戰爭。他們以為短時間就能迫使中國屈服。日軍參謀本部制定的《在華北使用武力時對華戰爭指導綱要》，判定兩個月解決駐扎北平一帶的宋哲元第29軍，三個月擊敗國民黨中央軍。

　　表面看他們的根據是充足的。軍事上，中國軍隊一敗再敗：華北淪陷、淞滬淪陷、南京淪陷、徐州淪陷、武漢淪陷……政治上，國民政府高官、軍人、政客也紛紛倒戈。大清王朝末代皇帝很快成為偽“滿洲國”元首。1935年11月大漢姦殷汝耕在通縣成立“冀東防共自治委員會”。12月，又出現一個夾在日本人與國民政府之間、以實行“華北自治”為主旨的“冀察政務委員會”，發布文件宣稱“冀察兩省，與日本有特殊關係”，還與日本駐屯軍訂立《華北中日防共協定》及華北“經濟提攜”的“四原則、八要項”，眼看華北將成為第二個偽“滿洲國”。日本關東軍的板垣徵四郎成為東北漢姦之父。日本華北駐屯軍的土肥原賢二成為華北漢姦之父。中國三個偽政權頭目王克敏、汪精衛、梁鴻志先後就職。王克敏與汪精衛的矛盾，竟然起源于王投降日本更早，在汪面前擺老資格，不把汪放在眼裏。汪精衛為此想方設法處處抬梁鴻志、壓王克敏，讓另一個大漢姦周佛海連聲嘆息：“處此殘局，尚如此勾心鬥角，中國人真無出息也！”

　　抗日戰爭期間，國民政府58個旅長、參謀長以上將官投敵，一些部隊成建制嘩變。整個八年抗戰，協助日軍作戰的偽軍人數高達210萬，超過侵華日軍數量，使中國成為唯一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偽軍數量超過侵略軍的國家。這種狀況，難道不是顯露集體性的精神沉淪和人格沉淪？怎能不會極大地助長侵略者滅亡中國的驕橫和癲狂？

　　在那個綱常錯亂廉恥掃地的暗無天日年代，當被問到自己的夢想時，清華大學教授俞平伯用了一個反問：“我們的英雄又不知在何處？”整個民族都渴求有英雄出來頂天立地。

　　冰天雪地之中，四面合圍之下，共産黨人楊靖宇用整個生命，大寫出一個頂天立地的中國人

　　東北抗日聯軍第一路軍總司令楊靖宇，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堅持抵抗，決不投降，戰鬥到最後，只剩自己一個人。身邊的人除去犧牲，就是叛變。叛徒程斌，抗聯第一軍第一師師長，楊靖宇最信任的人，1938年率部投敵，組成“程斌挺進隊”，將楊靖宇在深山老林裏的密營全部搗毀，把楊靖宇逼入絕境。叛徒張秀峰是軍部警衛排長，這個父母雙亡的孤兒，由楊靖宇撫養成人。他1940年2月帶機密文件、槍支及抗聯經費叛變投敵，向日軍提供了楊靖宇的突圍路線。此人是楊靖宇的貼身警衛，知道楊靖宇活動規律，他的叛變導致楊靖宇很快犧牲。叛徒張奚若，抗聯第一軍第一師特等機槍射手，叛變後在偽通化省警務廳長岸谷隆一郎的命令下，開槍射殺了楊靖宇。還有一個很難稱為叛徒的人：蒙江縣“保安村”村民趙廷喜，上山砍柴發現了楊靖宇。 趙廷喜向日本人告發前，在山上看見楊靖宇幾天沒有吃飯，臉上、手上、腳上都是凍瘡，對楊靖宇説：“我看還是投降吧，如今滿洲國不殺投降的人。”趙廷喜哪裏知道，豈止不殺，如果投降，日本人打算讓楊靖宇出任偽“滿洲國”軍政部長，利用其影響制服東北抗聯。

　　楊靖宇沉默一會兒，對趙廷喜説：“老鄉，我們中國人都投降了，還有中國嗎？”

　　這句話真是震人心魄。冰天雪地之中，四面合圍之下，共産黨人楊靖宇用整個生命，大寫出一個頂天立地的中國人。今天之所以還能有中國，就是因為有這樣驚天地、泣鬼神的英雄，在最黑暗、最困難、最無助、大多數人萬念俱灰的時候，用自己的靈魂與血性，支撐起中華民族的脊梁。當年地質學家丁文江面對國內經濟凋敝、政治混亂、日本侵略者步步蠶食的黑暗困境，説出一句極具內力的話：“只要少數之中的少數，優秀裏面的優秀，不肯坐以待斃，這個民族就總有希望。”中國共産黨就是在這個最艱難的時刻，將階級擔當轉化為民族擔當，由階級鬥爭的開路先鋒，轉變為民族存亡的中流砥柱。

　　在國民黨副總裁汪精衛及20余個中央委員都先後投敵的情況下，共産黨人給蔣介石留下的深刻印象是：“共産黨是從來不投降的”

　　抗戰開始，德國在中日之間“調停”。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在給德國外交部的密電中，這樣描述蔣介石對“調停”的態度：“他(蔣介石)秘密地告訴我，假如他同意日本要求，中國政府會被輿論浪潮衝倒，會發生革命，唯一結果就是中國共産黨會在中國佔優勢，這就意味著日本不可能與中國議和，因為共産黨是從來不投降的。”

　　在國民黨副總裁汪精衛及20余個中央委員都先後投敵的情況下，蔣介石説出“共産黨是從來不投降的”這句話，也算是共産黨人給他留下的最深刻印象。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彭德懷這些人的骨頭是很硬的。在整個抗日戰爭期間，共産黨的高級領導者無人向日本人投降，八路軍、新四軍也沒有任何一支部隊去當偽軍。

　　民族危亡關頭，中國共産黨人給中華民族注入前所未有的精神氣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