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媒評述巴沙爾生平：從“害羞”男人到鐵血統治者
美國石英財經網4月21日報道稱，敘利亞總統巴沙爾·阿薩德似乎天生並不是一個獨裁者。年輕時，作為強悍的哈菲茲·阿薩德總統的第二個兒子，巴沙爾非常害羞。大學時的朋友艾曼·阿卜杜勒·努爾説：“他在與人談話時不敢看對方的眼睛，説話時會用雙手捂住嘴，聲音也很低沉。”事實上，巴沙爾常常躲避大一點的聚會，駝著背，希望自己高高的骨架不那麼顯眼。努爾回憶説：“他是一個很普通的公民；你猜不到他是總統的兒子，除非你私下裏了解他。”
巴沙爾身上充滿矛盾
當巴沙爾的哥哥、浮誇的巴塞爾迅速在軍隊裏升遷時，巴沙爾選擇鑽研眼科，擔任軍醫這種更低調的職位。努爾説：“軍醫不被看做是真正的軍人。他們不是真正的戰士，世界上沒有哪支部隊的將軍是軍醫。”
不過，1993年巴塞爾死于車禍後，巴沙爾相對平靜的生活發生了巨大變化。車禍發生時，在倫敦學習的巴沙爾被召回敘利亞，他的父親稱他為敘利亞人民的新希望。7年後，父親去世，他接任總統。
報道稱，2013年，這位愛好菲爾·柯林斯的眼科醫生屠殺了大約1400人，聯合國稱這是“自1988年薩達姆·侯賽因以來最重要的一起對平民使用化學武器的事件”。今年的4月4日，巴沙爾對自己人再次使用化學武器。
人權觀察組織恐怖主義項目主任、對巴沙爾政權有過11年研究的納迪姆·霍裏説：“在巴沙爾身上，有一種不可調和的雙重性格。這是一個非常體面的傢夥，常常接受媒體採訪，桌上總是擺著一臺蘋果筆記型電腦，説話時非常冷靜。他與薩達姆、卡扎菲那樣高舉步槍的阿拉伯獨裁者有著天壤之別。然而，當你看這個政權的所作所為時，它的行為又非常像一個典型的、殘酷的阿拉伯獨裁統治——大規模酷刑，大規模殺害平民，不分青紅皂白地隨意轟炸。”
世界對巴沙爾的野蠻行為感到恐懼。雖然他的殘酷在這個地區並不鮮見，但他的轉變更令人困惑。是什麼把這樣一個溫文爾雅、承諾改革其父的獨裁統治的男子改變成為一個對權力如此孤注一擲的暴君，最終用毒氣毒殺自己的人民呢？
向10位不同的敘利亞問題專家拋出這個問題，你會得到10個不同的答案。沒有人真的知道巴沙爾是否真的關心他最初倡導的改革主義思想，但至少一開始他是傾向于經濟上的自由主義的。我們所知道的是，這些欲望一次次被兩個因素所踐踏：根深蒂固的威權主義以及塑造他的本能。
得克薩斯州三一大學歷史學教授、寫過兩本關于巴沙爾的書的戴維·萊施説：“他是冷戰時期蘇聯的孩子，阿以衝突中阿拉伯國家的孩子；最重要的是他是他父親的孩子。這些塑造了他的世界觀。”
圖為阿薩德家族合影。中間落座的是老阿薩德和妻子安妮薩赫。背後從左到右依次是：邁哈爾、巴沙爾、巴西勒（1994年死于車禍）、馬加德（2009年死于一種慢性病）、布希拉。 老阿薩德一共有4個兒子1個女兒。
真心改革還是障眼法
在經歷了哈菲茲·阿薩德29年的統治後，西裝革履的巴沙爾·阿薩德和作為投資銀行家的英國妻子似乎給敘利亞帶來一絲新鮮的空氣。2000年7月的就職演説呼吁要“民主”“透明度”和“建設性批評”——甚至暗含著對他父親的批評。萊施説：“這個演講給人帶來很大的希望。”
就職典禮後有過一段相對開放的時期，被稱為“大馬士革春天”。一些反對黨被允許組建，新聞界有了點自由，數百名政治犯被釋放。自由派知識分子在敘利亞首都成立沙龍，出版政治小冊子和改革請願書。
但開放並沒有持續很長時間。俄克拉荷馬州立大學中東研究中心主任兼“敘利亞評論”部落格的作者喬舒亞·蘭迪斯説：“當然，只過了幾個星期，人民便要求政權的更疊，因為這個政權太腐敗了。它爛透了，所以任何一種批評都會要求政權的更疊。”幾個月後，巴沙爾警告説，批評政府的民間社團有意或無意地幫助“國家的敵人”，因此要被“處理”。幾個月後，10名反對派領導人被監禁。
即使現在，分析師對巴沙爾是否真的希望“大馬士革春天”持續下去也沒有達成一致意見。像萊施這樣的鴿派認為他溫和的漸進主義理想被他父親政府的強硬派所挫敗。另外有很多人認為，一開始的那些説法只是為了吸引國際投資到敘利亞。華盛頓近東政策研究所的安德魯·泰布勒説：“這是一種使政府正常化的公關活動。”
人權活動家、華盛頓特區阿拉伯人權學會的研究員拉德萬·齊亞德説：“大馬士革春天只是一種力圖使政權獲得合法性的粉飾做法。巴沙爾實際上做到了，因為許多國際領導人一開始是稱讚他的。”
齊亞德有理由對巴沙爾的動機持懷疑態度——他是巴沙爾在2001年打擊的反對派知識分子之一。從不相信巴沙爾改革承諾的齊亞德在黎巴嫩報紙上以化名發表文章批評他。他説，當鎮壓開始時，政府把他的護照拿走，對他的文章進行審查，並讓安全部門跟蹤了他近一年。最終，2007年，他以為父親購買藥物為名逃到了美國。
即便政治改革是假的，但巴沙爾似乎的確致力于經濟的自由化。他的父親是通過“專制交易”來鞏固權力的。敘利亞政權為農村的勞動階級提供了基本生活保障，而作為交換，後者效忠于這個政權。然而，在哈菲茲統治的29年裏，該國的人口增長了一倍多。隨著世界走向全球化，敘利亞迫切需要開放經濟，讓非石油部門有所發展。
盡管遭到安全部門的抵制，擔心開放會導致反對意見的出現，但巴沙爾確實進行了一些經濟改革：銀行私有化、互聯網的引入、外商投資更便利。然而，巴沙爾的大學朋友、曾在世紀初自願擔任政府顧問的阿卜杜勒·努爾説，這種改革的動機絕不是利他的。他説，實際上，改革經濟、幫助普通的敘利亞人絕非巴沙爾的首要任務。最重要的是讓他的朋友特別是他的家人中飽私囊。
阿卜杜勒·努爾説，2003年敘利亞議會通過一項改革法案後，他的這個別有用心的動機終于顯現了。巴沙爾的叔叔説服他不要簽署這項法案，除非法案加上六七個讓他表弟的業務受益的條款。
那是最後一次阿卜杜勒·諾爾與他的大學朋友説話。他説：“我意識到，我不是在為一個國家工作，我正在為一個家族企業工作。我發現所有關于改革的説法都是假的。這是胡説和宣傳。所以我決定告訴敘利亞人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這樣就能自己來推動改革。”阿卜杜勒·努爾不再擔任巴沙爾的顧問，並在洛杉磯設立了反對派新聞網站All4Syria。
巴沙爾的裙帶主義最終失敗，因為它破壞了幫助他父親掌權的“專制交易”。蘭迪斯説：“階級的差距突然拉大，引起了極大的憤慨，因為精英們會變得難以置信的富有。”這種階級分化為敘利亞2011年的革命奠定基礎。這一事件也使巴沙爾轉變成為一個冷血的殺人犯。
巴沙爾也知道，哪怕是有限的變革也會讓反對派變得大膽。例如，把互聯網帶到敘利亞後，像他父親時的監視就不可能維持了。當監聽意味著竊聽電話和閱讀郵件時，安全問題不能輕松應對，他們無法監聽巨大的互聯網。網絡還讓人們獲得資訊並進行辯論。這兩個因素導致了2011年的起義。
性格轉變有跡可循
他放棄改革與他個性的轉變不謀而合。萊施指出，這種行為是敘利亞領導人幾十年來的一種標誌。他説：“50年代以來，敘利亞領導人因為頻繁的政變和反政變而變得非常偏執。因為有足夠多的帝國主義陰謀，所以他們認為一切反對派都是陰謀。”
萊施説，他在2007年巴沙爾連任後不久與巴沙爾談過一次，第一次看到這一點。作為全民投票中的唯一候選人，巴沙爾以97.6%的得票率贏得了勝利。萊施在2004年和2005年寫了一本關于巴沙爾的書，花了幾個小時的時間採訪總統，他説這是一個“懂得自嘲、不做作、謙虛的人”。
但是，當萊施問他如何看待使他重新掌權的假投票時，他對此表示驚訝。“我真的以為他會説，‘你是知道的，這不是真正的選舉’。但是他坐下來説：‘人民愛我，這表明他們真的愛我。’我記得在那一刻，我在想，他品嘗了權力的滋味，他將永遠做總統。”
巴沙爾的偏執狂也明顯更加厲害。阿卜杜勒·努爾説：“他成了一個精神病患者，認為如果你不站在我這邊，就是和我作對，應該被殺死。”巴沙爾的恐懼因為伊拉克戰爭和布希總統的“促進民主”和“政權更疊”的言論而加劇。整個地區的獨裁者害怕外敵。
巴沙爾關于英美入侵的強硬談話進一步影響了他與美國的關係。布希總統在2002年擴大了“邪惡軸心”的范圍，還包括了敘利亞、古巴和利比亞。之後又出現了更直接的進攻：2003年12月，布希以敘利亞佔領黎巴嫩長達幾十年和支援恐怖主義組織而對敘利亞進行制裁。
巴沙爾最初拒絕從黎巴嫩撤軍。但是，在被指控謀殺黎巴嫩總理拉菲克·哈裏裏之後，他屈服于國際壓力，從黎巴嫩撤軍。齊亞德説，投降刺痛了巴沙爾，“增加了（巴沙爾的）不安全感，認為自己無法處理這些地區或國際危機。”
等到記者裏斯·埃爾利赫2006年採訪巴沙爾時，他看到的是一個沒有安全感的獨裁者，癡迷于人民愛他、不需要改革的假像。導致2011年內戰的勢力變得越來越清晰。而巴沙爾呢，他拒絕解決諸如自由選舉或反對黨等明擺著的問題，還包括敘利亞是否應該給予數十萬庫爾德族人公民身份，如何應對國內的不平等。
埃爾利赫説：“他基本上把所有這些東西看做是要麼無足挂齒，要麼是西方的陰謀。”
偏執也成為這些採訪的一大特點。一看到埃爾利赫的無線電麥克風，巴沙爾就開始發抖，因為麥克風太像一把槍了。埃爾利赫説：“安全人員檢查過，所以他們知道這不是武器。但他很緊張，當我説話時，我會把麥克風對準我的嘴巴，然後當我把麥克風轉過來時，他會突然跳起來。”
然而，在公共場合，巴沙爾是目中無人的。2010年，盡管他答應協助管束在黎巴嫩的真主黨，但美國收到了明確的情報顯示，巴沙爾政府提供了飛毛腿導彈。當時約翰·克裏（後來的美國國務卿，當時是資深參議員）把這個發現拿給巴沙爾看時，敘利亞總統無動于衷。泰布勒説：“起初，巴沙爾否認這是飛毛腿導彈，然後他説，不，這些是以色列拍的假電影。”
挑戰來臨變得更殘酷
伊拉克戰爭的另一個影響是派係越來越多，激進的伊斯蘭主義在整個地區的蔓延。泰布勒説，巴沙爾“允許聖戰主義者通過大馬士革機場進入伊拉克與美軍作戰”。
但是和他的經濟政策一樣，這個決定最終也傷害到了他。伊拉克戰爭末期，他放進來的大批激進的遜尼派住在了敘利亞最貧窮的東部地區。他們最終成為“伊斯蘭國”的雇傭兵。同時，巴沙爾的權力也依賴于基督徒和其他少數民族的支援，還有遜尼派城市精英。作為少數阿拉維派的成員，在一個遜尼派佔多數的國家，巴沙爾的幹預是在玩火自焚。
2011年的革命使巴沙爾的心理和政治走向衰落。當抗議者走上街頭時，他們首先沒有呼吁政權更疊，而是進行政治改革，但他的反應是很有説服力的。
蘭迪斯説，巴沙爾“將他的對手妖魔化，説沙特恐怖主義分子把伊斯蘭法西斯主義帶進了敘利亞”。他的意思是這些人不是敘利亞人，而是外國謀求顛覆泛阿拉伯世俗主義最後堡壘的外國勢力。蘭迪斯説：“他開始認為這是一場事關存亡的鬥爭，反對他的這些人是外國恐怖分子。西方認為他是在殺自己的同胞，不幸的是他不這樣看。”
萊施説，一旦你信了這個謊言，消滅這種威脅就可以成為動用可怕手段的理由。萊施説，巴沙爾的軍隊“沒有辦法從反對派手中奪回每個城鎮，所以他們需要採用不對稱的方法（如化學武器）來毀滅他們。”
另一個觀點是——像齊亞德和阿卜杜勒·努爾這樣的異見分子認為——巴沙爾沒有把反對派“異化”，並以此作為屠殺他們的理由。相反，他信仰的是中世紀西方君主的“王的神權”。齊亞德説：“像他的父親一樣，他一直相信他有權對自己的人做任何事情。殺死他們，折磨他們，消滅他們。‘他們是我的人，這是我的權力’。”巴沙爾認為自己是一個懲罰兒子的父親。“當兒子犯錯誤時，父親可以做任何事情。他不明白這是敘利亞人和民選官員之間的社會契約。”
阿卜杜勒·諾爾也同意這種觀點：“他認為他是神的代表；反對他的人是在犯罪。”
把一個人變成一個怪物從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對于巴沙爾來説，暴虐的種子很可能早就種下了，一直處于休眠狀態，一旦時機成熟便開始出現。也許他只是屈服于一個幾十年來一直把把握大權作為主要目標的體係。當然，2011年之後，沒有回頭的路了。
正如霍裏指出的那樣，當他們的政權受到威脅時，領導者的真實面孔就會暴露。他説：“卡扎菲開始時並不是個瘋子。但最後他成了瘋子。真正的考驗是當你的權威受到挑戰時。巴沙爾的權威在2011年之前從來沒有受到過挑戰。”當挑戰來臨的時候，巴沙爾變得“比薩達姆或卡扎菲更殘酷。”（編譯/涂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