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讓演習不是“演戲”

    寫在前面

    隨著軍隊組織形態和技術形態的演進，軍事演習的功能作用在日益拓展，其對國防戰備資源和要素的整合轉化功能更加突出，對軍隊建設各領域的輻射帶動作用更加明顯。新形勢下如何拓展演習功能作用、提升演習綜合效益等問題，已經引起了各方高度關注。從近些年來世界大國頻繁的軍演中，我們能夠愈發清晰地看到這些演習所承載、所展示的主要特徵和基本脈絡，這無疑能夠給我們以有益的借鑒與啟迪。

    將演習作為下場戰爭開打的“預實踐”

    1988年，施瓦茨科普夫出任美軍中央總部司令，主持制定代號“1002”的作戰方案，全稱“保衛阿拉伯半島行動”，並于1990年7月9日到23日，組織美軍中央總部350名軍官，在佛羅裏達州舉行代號“內窺90”的大型指揮推演，驗證了“空地一體戰”等全新理論，完善了“直升機‘蛙跳’戰術”等創新戰法，細化了“1002”方案。演習結束僅一周，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于是，美軍演習中的作戰方案由演習場直接搬上戰場，參演部隊也直接用作海灣危機初期反應部隊，整個作戰行動與演習推演高度吻合。比如，美軍演習修訂的地面行動分支計劃為代號“四天戰爭計劃”，而實戰中的“沙漠軍刀”地面行動持續時間100小時。事實上，早在上世紀80年代，世界軍事強國就普遍確立了“修訂方案-演習檢驗-實戰運用”的機制，這種常態化、制度化安排，有利于戰備訓練向實戰聚焦、作戰方案向實戰趨近。

    我軍也歷來強調要發揮好演習“戰爭預實踐”功能，這就需要真正建立起以作戰預案為核心的課題演練運作機制，把修訂和完善作戰預案作為組訓的“起點”和“終點”，把熟悉和檢驗作戰預案作為參演的“難點”和“重點”，從而實現預案的迭代更新和任務部隊的依次輪訓。

    將演習作為戰備訓練水準的“試金石”

    2013年3月28日，俄總統普京參加完南非金磚國家峰會後，在由德班回國的飛機上，于淩晨4時下令啟動俄黑海方向大規模戰備突擊檢查。結果發現了軍事技能、戰備程式、通信保障、彈藥供應等方面的一係列問題，隨後進行係統性整改，為一年後順利解決“克裏米亞危機”進行了軍事準備。“戰備突擊檢查”是前蘇軍全盛時期，吸取二戰遭德軍“閃擊”教訓而設立的一種戰備制度，俄軍組建後將之“廢止”。2008年俄格戰爭，俄軍雖然取得勝利，但其戰備水準之低，超出了俄當局的預想。比如，按照戰備要求，部隊必須“1小時開出駐地，8小時全員全裝到達集結地域，24小時內完成戰役展開”，而當時參戰的俄第54集團軍根本無法按時出動；第58集團軍倉促上陣，在機動的途中，軍長赫魯廖夫遇襲重傷。于是，俄軍重新拾起“戰備突擊檢查”這一鞭策手段。俄軍的“戰備突擊檢查”有兩大特點：一是名為“檢查”，實為“演習”，完全按照實兵演習組訓流程實施；二是注重“突擊”，而非“例行”，非常強調啟動的突然性。可見，外軍的戰備突擊檢查，首在“突然”、重在“整體”、要在“補漏”、貴在“常態”，已經成為世界強國職業化軍隊督導戰備落實、掌控部隊狀態的有效手段。

    我軍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進行了大量類似的“突擊戰備拉動”，對于我軍從戰爭向和平轉變階段保持較高戰備水準，發揮過不可替代的作用。當前，在軍事鬥爭準備任務日益復雜的情況下，構建具有我軍特色的常態化戰備突擊拉動演練機制，能夠促使部隊時刻保持“召之即來、來之能戰、戰之必勝”的臨戰狀態。

    將演習作為軍事理論創新的“孵化器”

    1991年的“沙漠風暴”行動，美軍雖然取得了所謂的“完勝”，但他們認為這仍是一場“循規蹈矩”的戰爭，這種“集中優勢，步步為營”的打法即將淘汰，因為“沒人會蠢到和美軍進行戰場硬碰硬的軍事對抗”，一定會利用美國在政治、軍事、經濟、宗教等領域的“縫隙”，採取各種意想不到的手段同美國較量，那時還能不能保有對抗優勢？這種憂患意識，促使美軍一度採取了一個大膽舉措——將大西洋司令部改組為聯合部隊司令部，主要職能之一就是研發作戰理論。為此，它不定期組織“千年挑戰”實驗演習。特別是“千年挑戰-2002”演習，是迄今為止在美國本土舉行的最大規模的聯合演習。演習中提出或驗證了網絡中心戰、斬首震撼戰、基于效果作戰、快速決定性作戰、多點聯合強行進入作戰等一係列新的作戰概念，這些概念在隨後爆發的伊拉克戰爭中或多或少地得到了體現，並對美軍當代作戰理論産生巨大影響。美軍的做法概括起來，就是將理論“需求”“研發”“試訓”“論證”等職能整合在一個戰區級司令部，並建立一套“《作戰構想》（前瞻30年）-《作戰概念》（前瞻15年）-《作戰法規》（前瞻5年）”“逐次實現”“滾動推進”的理論創新模式，而其中“實驗性演習”又是整個模式轉換的“樞紐”，此舉有力地推動了軍事理論持續創新，起到了有效應對安全威脅快速變化的作用。

    我軍傳統軍事理論研究從立項研究到綱要頒發存在周期長、時效差的短板。建立具有我軍特色的理論發展“滾動遞進”機制，建設專業化的試訓基地和部隊，開展“實驗性演習”，並使“實驗性演習”在軍事理論創新的需求分析、研究論證、鑒定驗收和成果轉化等環節中扮演關鍵性“角色”，可謂當務之急。

    將演習作為國防和軍隊改革的“試驗場”

    俄軍自組建以來歷經幾輪大的改革，在2008年俄格戰爭中，俄軍傳統作戰指揮體制弊端充分暴露，無法有效組織黑海艦隊和軍區陸軍以及空軍部隊戰場協同。戰後，俄領導人痛下決心徹底改革，被稱為“新面貌”的改革主要分三個階段推進，為了驗證每一階段改革成果，俄軍每年都組織一係列規模不等的演習。如：2009年專門組織了“秋季-09”係列演習、“高加索-09”演習等，以驗證首批陸軍“師改旅”是否成功。2010年為了驗證第二階段改革成果，俄在遠東地區舉行了“東方-10”大規模演習。這次演習除了繼續檢驗“師改旅”成果外，重點評估了俄軍兵役制度改革對戰備水準的影響。2011年是其改革最後階段，作為高潮，俄軍舉行了代號“中央-11”的多軍種、跨戰區的大規模演習，對改革成果進行了綜合檢驗，認為“戰區聯合司令部-戰役司令部-旅”三級指揮體制已經基本確立並能順暢運作，陸軍新型作戰旅和空軍新編航空兵基地等新編制部隊，遂行作戰任務能力得到驗證。正是基于上述結論，在2012年3月20日國防部會議上，時任總統的梅德韋傑夫正式宣布：“軍隊改革已基本完成。”外軍這種通過演習探索改革路徑、檢驗改革成果的做法，可以有效地督導改革落實、糾正改革偏差、掌控改革進程，避免因脫離實際而導致的“拖沓”“冒進”和“翻燒餅”等改革“頑癥痼疾”。

    我軍改革正在深入推進中，各項改革方案，既可以運用大型兵棋係統等手段進行模擬驗證，也可通過實驗性演習進行推演論證，特別是通過有計劃地組織各戰略方向綜合性檢驗性演習，將能夠加速推進戰區聯合作戰指揮體制建設和驗收。

    將演習作為軍事綜合實力的“螢幕”

    2010年3月26日，“天安號”事件爆發，朝鮮半島南北雙方劍拔弩張，美軍航母戰鬥群大兵壓境，日本趁機在北方四島問題上對俄羅斯不斷施壓。而反觀遠東方向的俄軍，歷史形成的“西重東輕”戰略布局沒有改變，長期資金匱乏導致海空力量尤為薄弱。這種情況下，如何才能以小搏大、打破困局、維護自身利益，成了擺在俄領導人面前的重大現實問題。為此，2010年6月29日，俄軍組織“東方-10”戰略戰役演習，它是俄軍歷史上在遠東地區舉行的最大規模實兵演習。這次演習中，俄海軍北方艦隊及黑海艦隊2艘旗艦由歐洲駛至日本海參演，特別是北方艦隊旗艦“彼得大帝”號巡洋艦是從北冰洋直下北太平洋，開辟所謂的“北極航道”；空軍蘇-34型戰機無著陸飛行8000公里飛赴演習區域，展現出俄軍已擁有極強的遠戰能力和戰略投送能力，有足夠的實力與美日等大國逐鹿太平洋。外軍這種通過軍事演習到對手“家門口”去“秀肌肉”，可以達到顯示綜合實力、威懾潛在對手，保持軍事存在、塑造安全環境的目的，目前已經成為軍事強國實現國家利益的重要戰略手段。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以及我國對外開放政策的深入，世界在擁抱中國的同時，中國也在加速融入世界並成為世界經濟復蘇發展的重要引擎。有效利用軍事演習在國際政治、地緣戰略塑造以及“震懾”潛在敵手等方面的獨特功能作用，逐步探索與外軍合作在域外利益攸關區域組織演習的方法路子，更好地捍衛保障國家利益拓展，是我們應該思考的時代課題。（張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