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最早記錄紅軍長徵的單行本文獻：《二萬五千里長徵記》
《二萬五千里長徵記》封面。栗榮 攝
國內最早記錄紅軍長徵的單行本文獻：《二萬五千里長徵記》
作者：福建省革命歷史紀念館 栗榮
中國工農紅軍取得了二萬五千里長徵的勝利，用革命樂觀主義和革命集體主義精神鍛造了一部宏偉壯麗的英雄史詩，以至于美國著名記者哈裏森•索爾茲伯裏認為“本世紀中沒有什麼比長徵更令人神往和更為深遠地影響世界前途的事件了。”①隨著學術界對紅軍長徵這一論題研究的推進，有關紅軍長徵過程中所遺存的史料也成為稀有之物了。眾所周知，紅軍長徵是在裝備落後、缺衣少食、前有阻敵、後有追兵，以及與惡劣的自然環境作鬥爭的環境下完成的，條件的艱苦是難以想像的。因此，長徵中所留下的相關文字就顯得難能可貴了。現在要介紹的這本《從江西到陜北——二萬五千里長徵記》（以下簡稱《二萬五千里長徵記》），是一本小冊子，檢索已有的史料，還沒有發現比這本更早的國內單行本記錄，因此應該是目前所見國內最早以單行本形式出現的記錄紅軍長徵史實的珍稀歷史文獻。這本小冊子是由中共福建省委黨校郭若平教授所購藏，筆者據此以《茅臺酒傳聞》為題撰寫過一篇小文，發表在《百年潮》2016第2期上。今年恰逢紅軍長徵勝利80周年，現據這本小冊子，再説幾個小“故事”，以饗天下同好。
1、《二萬五千里長徵記》幾個版本的“故事”。這本《二萬五千里長徵記》扉頁上標明由抗戰出版社1937年出版，並印有“抗戰叢書第二種”字樣。遺憾的是，因書後殘缺,無法判斷後扉頁是否有具體出版的月份及版次。但從現有的版本資訊分析，可以推斷它是目前所能見到的國內最早較為完整地記錄紅軍長徵過程的單行本歷史文獻。從封面上看，上半部分為白底，從右向左印有書名“二萬五千里長徵記”幾個紅色的大字，書名上方印有黑体字“第八路軍紅軍時代的史實”，書名下方靠左則印 “朱笠夫編著”幾個楷體字。封面下半部分是整面木刻，為一隊人馬向荒涼空廓的前方行進的圖案。扉頁後有兩張珍貴的歷史照片，分別為“毛澤東氏近影”和“第八路軍總指揮朱德及其題字”。從目錄上看，全書共六章，前三章共十六節敘述了朱毛紅軍會合、發展壯大、五次反“圍剿”的經過及長徵的大致經過；第四章為長徵紀程，記錄了紅軍長徵的一些經過，從開始長徵、突破封鎖線、偷渡烏江、渡金沙江等直到勝利到達陜北；第五章則以一章的篇幅專門介紹長徵路上的“搶橋”鬥爭；第六章以“長徵閒話”為題，講述了長徵途中的一些珍文軼事，如“女戰士三十人”等。書後還附有一篇“特載”，為“紅軍第一軍團西引中經過地點及裏程一覽表”。
關于這本《二萬五千里長徵記》的其他版本，新聞媒體上曾經有過報道。2012年8月30日，《寧波晚報》在醒目版面用加大黑体字，登載了題為《寧波發現最早記述紅軍長徵的書籍》的新聞，並特地加上副標題“它是珍貴的黨史材料，書名《二萬五千里長徵記——從江西到陜北》”，其中講述了收藏者胡克均老人與這本書的淵源。從這則新聞，可知老人所持的《二萬五千里長徵記》為全本，共83頁，約3.5萬字，由朱笠夫編著，華光出版社發行，1938年1月第3版，封面圖片為幾名紅軍戰士挎槍騎在馬背上的照片，內頁附有“朱德、毛澤東與外國記者裏夫談話”、“正在向平型關推進中之第八路軍及其輜重隊”等照片。文中，作者説此書“出版比《西行漫記》還早了一個月”、“最早記述紅軍長徵的書籍，寧波首次發現”，強調這本書“被許多專家學者認為是最早記述紅軍長徵的書籍”。②
無獨有偶，就在《寧波晚報》新聞刊出的第二天，即2012年8月31日，光明網上刊登了另一篇文章，標題為《程宸收藏一批早期長徵著述珍籍》。該文講述了收藏家程宸所收藏的《二萬五千里長徵記》，編者、封面樣式、總頁數都與《寧波晚報》所述的一致，扉頁上寫有“抗戰叢書第四種”字樣。不同之處在于出版社及出版時間，程宸收藏的為抗戰出版社1937年11月初版，比《寧波日報》所報道的版本要早兩個月。
經過以上版本間的比較，盡管筆者所見的這本《二萬五千里長徵記》是“抗戰叢書第二種”，顯然出版時間在1937年11月之前，離長徵結束的時間也更近。從目前的情況看來，應是目前所見國內最早記述紅軍長徵歷史的單行本圖書，是極為珍稀的有關紅軍長徵的第一手史料。
2、用茅臺酒洗臟腳的“故事”。紅軍長徵的壯舉與神奇，産生了有關它的種種“故事”。長期以來，在學界及坊間流傳著所謂紅軍長徵路經茅臺鎮，紅軍戰士在茅臺酒廠的釀酒池裏洗臟腳的“故事”。這個“故事”曾經被外界用來指責“長徵時期的紅軍軍官沒文化，很粗野”、“洗臟腳敗壞了茅臺酒”。這個“故事”涉及到對長徵中紅軍軍紀及紅軍素質的問題，它的可靠性與否，需要依據史料文獻來辨證。《二萬五千里長徵記》正好提供了上述依據，證明了這個“故事”是斷章取義的傳聞。
有學者對這個“故事”進行過分析，對長期以來流傳的關于紅軍戰士在茅臺酒廠的釀酒池裏洗臟腳的“故事”加以駁斥，並希望通過與當年參加長徵的張愛萍將軍以及四川紅樓夢酒廠廠長陽治國的通信來澄清這個“謠傳”。作者在綜合各方資料後認為：第一，“釀酒池裏並無酒，不可能在釀酒池裏洗臟腳……至于酒窖裏盛成品酒的酒壇、酒罐，那壇口、罐口很小，人也不可能把腳伸進去洗”；第二，“把烈酒倒來‘洗腳’，是川南、黔北一帶的常事。”③作者據此推測，紅軍戰士在經過茅臺鎮時，“曾把茅臺酒倒在腳上來搓洗”，而非外界所説的“在茅臺酒廠的釀酒池裏洗臟腳”。
這種結論看似在為紅軍戰士辯誣，但實際上也不完全符合史實。為此，筆者查閱了大量當年長徵親歷者的回憶錄及相關資料，尤其是依據朱笠夫編著的這本《二萬五千里長徵記》，在該書第四章第六節“茅臺逸事”中，發現了關于此“故事”的史實線索，專門撰寫了《從一份新史料看紅軍長徵的“茅臺酒傳聞”》一文。這篇文章參加了2015年在遵義舉辦的“首屆長徵論壇”，後經修改刪節，以《茅臺酒傳聞》為題發表在《百年潮》2016第2期上。文中引用了《二萬五千里長徵記》中記載的史料，證實紅軍戰士確實用茅臺酒洗過臟腳。但是，紅軍戰士用茅臺酒洗臟腳並非出于主觀故意，而是事先根本不知道是茅臺酒。《二萬五千里長徵記》這樣記載説：“開始發現這酒坊的士兵，以為‘滄浪之水可以濯我足’，及酒池生浪，異香四溢，方知為酒。可惜數缸美酒，已成為腳湯。”④也就是説，紅軍戰士是在到了“酒池生浪”時，才“方知為酒”，顯然是事先並不知道洗臟腳用的是茅臺酒，並不存在“明明知道而故意為之”的現象，因而也就不能簡單地將此歸結為軍紀或者是紅軍素質之類的問題了，也不能像某些人那樣不分青紅皂白地橫加指責。所以，用紅軍戰士因不知情而用茅臺酒洗臟腳的“故事”，來指責紅軍戰士“沒文化，很粗野”，完全是曲解事實經過的傳聞。
3、紅軍長徵與“倮倮國”的“故事”。中國工農紅軍取得長徵勝利的一個重要因素，是對沿途群眾廣泛宣傳黨的各項方針政策及紅軍宗旨、紀律，獲得了沿途群眾的理解和支援。而對少數民族的文化宣傳工作，是其中比較重要的一個方面。《二萬五千里長徵記》中記錄的紅軍“進入倮倮國”的事跡，正是中共處理與少數民族關係的典范。
1935年5月，紅軍渡過金沙江後到達四川會理、西昌地區。為達到既定的戰略目標，紅軍必須通過彝民聚居區域。由于歷史因素，生活在這裏的彝族民眾長期遭受國民黨政府和地方軍閥的壓迫和蒙蔽，導致民族之間相互不信任甚至敵視。面對這種復雜的情況，長徵中黨和紅軍運用多種途徑向彝族民眾廣泛宣傳黨的性質、宗旨以及民族政策。如總政治部發出了《注意爭取彝民的工作》，強調用寫標語、口頭宣傳等形式爭取彝族群眾並發動他們為自己的解放而鬥爭；中共中央以朱德總司令的名義發布了《中國工農紅軍布告》，以簡潔明朗的語言，指斥軍閥對少數民族群眾的剝削和壓迫，宣傳黨堅持的民族平等、民族團結政策，同時要求紅軍尊重彝族風俗習慣、遵守紅軍紀律，努力以模范的行動來消除彝民的誤解和戒心；黨和紅軍還注意消除對少數民族帶有侮辱性的因素，在《紅星報》上發文要求“糾正沿用‘犭’旁書寫少數民族族名”，而改用“亻”旁，如把“猓猓”改為“倮倮”等……以此提高彝民對黨和紅軍的認識。
在《二萬五千里長徵記》中，還記錄了黨和紅軍用實際行動來擴大在彝族民眾中的影響力，其中就有紅軍解救獄中“倮倮”經過的一些“故事”。《二萬五千里長徵記》記載道：“冕寧城中有專為拘禁倮倮的監獄，無論男女老幼，都上了很重的鐐銬。紅軍為著實行他們的民族政策，要解放獄中的倮倮。……後經一番的解釋和宣傳，始得全部釋放。”⑤紅軍將領劉伯承按照彝族的風俗習慣，與沽基（雞）族⑥首領小葉丹歃血為盟，“送了倮倮國二百支步槍，一千元銀幣，與他們訂定了過境的協定。”⑦劉伯承還代表紅軍授予小葉丹“中國彝民紅軍沽雞支隊”的隊旗，幫助成立了中國紅軍彝民支隊⑧。通過這些方式，黨和紅軍贏得了彝族民眾的信任和支援，順利地通過了彝民區。為此，《二萬五千里長徵記》盛讚説：“這是倮倮國外交的勝利，亦是紅軍政治工作的成功。後來有三個倮倮加入紅軍當兵。”⑨
總之，在《二萬五千里長徵記》這本珍稀史料中，和以上三個“故事”相類似的紅軍事跡還有許多，這些生動的記載，都是我們今天貼切地了解長徵史實的活材料。
①[美]哈裏森•索爾茲伯裏：《長徵——前所未聞的故事》，過家鼎等譯，解放軍出版社2005年版，第1頁。
②《寧波發現最早記述紅軍長徵的書籍》，《寧波晚報》2012年8月30日，第A09版。
③喻權域：《關于紅軍長徵中一則史實的通信》，《黨的文獻》2002年第1期。
④朱笠夫編著：《二萬五千里長徵記》，第36頁。
⑤朱笠夫編著：《二萬五千里長徵記》，第39頁。
⑥注：沽基（雞）族為彝族家支中的一支。
⑦朱笠夫編著：《二萬五千里長徵記》，第40頁。
⑧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紅軍長徵史》，中共黨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115頁。
⑨朱笠夫編著：《二萬五千里長徵記》，第40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