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曾與日本爭奪毒品市場

　　本文據《宋美齡傳》，作者：[美]漢娜·帕庫拉，出版社：東方出版社

　　通過杜月笙售賣鴉片

　　在此之前，杜月笙和青幫已經控制了上海的鴉片生意。青幫協助上海“清共”之後，蔣介石任命杜月笙和黃金榮為國民革命軍“榮譽顧問”，並授予少將軍階。委員長在所謂的“更具體的讓步”中，把上海地區的鴉片權利交給杜月笙的一家公司，並安排軍警協助保護青幫的鴉片運輸與倉儲。

　　但是，杜月笙得到的不只是金錢。當他回出生地老家高橋村修繕的一座古廟落成啟用時，8萬名賓客登門道賀。除了收到60萬元禮金之外，上海市長、汪精衛，甚至蔣介石本人都送來匾額。然後，杜月笙就把他最大的嗎啡工廠設在高橋。有位美國外交官很好奇，為什麼每次蔣介石到上海都要見杜月笙？有個中國官員解釋給他聽：“蔣委員長到了上海，第一件事就是向杜月笙投名帖……兩人之間的關係只是一種安排：杜月笙負責率領他的黨羽管束共産黨及其他不良分子不輕舉妄動，換取他在煙毒、賭博和賣淫業的行動自由。”為了滿足杜月笙追求社會地位的慾望，蔣介石指派他為“上海剿共特派員”。不僅如此，他的鴉片專賣生意若是失敗，杜月笙還會要求退錢給他——他可是付了政府600萬元開辦費——宋子文提議以政府公債償付。不幸的是，宋、杜皆心知肚明，政府公債一文不值。1931年7月23日，倪太夫人逝世當天有人企圖殺害宋子文，也就不足為奇。我們可以認定，經過這一幕，要給付杜月笙的退款很快就以現金支付。

　　直到1933年，杜月笙的組織都以上海法租界為基地。他每個月從鴉片生意可賺600萬元，其中約15萬元孝敬了法租界警察。可是，法國派了一名海軍軍官前來調查貪瀆，使得這個親密關係為之叫停。儘管杜月笙派密使攜帶鉅額賄款到巴黎打通關節，中國政府人員也焦慮，希望停止調查，法國當局卻決心整肅官箴。新到任的總領事（並不貪污）和曾經出賣過杜月笙的一個前任總警司聯名設宴，有好幾名赴宴官員竟然食物中毒而死。法國當局認定杜月笙在幕後主使，他被迫退出法租界，在上海華人地界繼續做生意。

　　遷地營業並沒太影響杜月笙的生意。他的手下在上海周圍有10家嗎啡工廠，每個月付國民政府40萬元保護費。1932年底，杜月笙要求政府準他壟斷全市鴉片專賣生意，他提議願每月付給財政部300萬元，雙方果真達成協定。宋子文接替孔祥熙為財政部長，把杜月笙營業大本營所在之虹口特別稅局，改劃歸蔣介石的總部管轄。次月，國民政府委派蔣介石兼管全國緝毒工作。到了1933年5月初，蔣介石的鴉片生意——官方名稱是鴉片“查緝”工作——已經運作起來。當年年底，虹口特別稅局收到1600萬元的鴉片稅。有個專家估計，國民政府在全國每個月可收到3千萬元左右的鴉片稅。

　　和日本爭奪鴉片市場

　　許多中國知識分子和西方觀察家批評蔣介石利用鴉片支應政府費用。但是根據美國駐漢口領事的説法，“鋻於南京政府因為蔣介石極大的軍費開銷，過去幾年已經累積鉅額赤字，一般不相信蔣介石會只為了推動公共福祉，切斷他在鴉片專賣這方面豐厚的收入來源。”

　　有位權威專家説：“在華中各省，尤其是湖北和湖南，幾乎每個政府組織都得靠鴉片收入來維持。”他引用某地每擔（大約60公斤，即中國120斤）鴉片成本400元為例説明。官員要在這個底價上加徵320元的一般稅、32元的剿共捐、3元2角的中央政府規費、1元5角給地方商會、2元5角給特別貨物（鴉片）協會、2元5角給地方女子學校、7元的保護費。在這個總數之上，專賣機關再加上920元。於是乎，鴉片的成本要增加為4倍以上，達到每擔1688元7角。

　　讓西方國家生氣的是，南京政府繼續怪罪列強政府害中國擺脫不了鴉片。伍德海德説：“我們很好奇同一天上午在報紙上讀到一家中國通訊社的報道，它説，今年中國全部已有204名鴉片毒販被槍決；但另一則報道則説，目前中國仍有300萬名鴉片或其他毒品吸食成癮者；（廣西）百色的記者又報道説，有一車隊載運180萬盎司鴉片抵達該地，暫存於緝煙局，等候繳納稅費。”《字林西報》有一則報道説，九江有一海關官員因走私鴉片罪名被捕；事實上，他真正的罪行是“過分熱心查緝走私”。或者以《北華捷報》的説法：“醜聞已經太深，只好非辦不可。”

　　1935年，蔣介石撤銷查緝煙毒總局，自任緝煙總督辦。但是他很快就與日本發生競爭。日本人把他們控制下的華北地區轉化為“一大片罌粟田”，提煉鴉片及其他麻醉藥品。1937年1月1日，委員長頒佈嚴格法令，規定使用這些麻醉藥品為非法行為。根據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察探長巴帕的説法：“中國政府壟斷中國各地的鴉片生意，日本人則主宰麻醉藥品販運。因此，中國消滅麻醉藥品販運及吸食習慣，主要影響到日本人……同時，中國人深怕被抓到販運或吸食麻醉藥品會遭到重懲，往往舍麻醉藥品而用鴉片，結果造成鴉片使用量上升，政府也因此稅收大增。”（據《宋美齡傳》[美]漢娜·帕庫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