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澱區培智中心學校校長于文：智障學生就是我的孩子

    全國五一勞動獎章獲得者。海澱區培智中心學校校長。1967年出生，1988年開始從事特教工作，中學高級教師。現兼任中國教育學會特殊教育分會智力及發展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等職務，先後獲得全國特教園丁獎、北京市特殊教育先進個人等榮譽。

　　21歲到49歲。于文沒想到，特殊教育這件事，一做就是28年。

　　她是海澱區培智中心學校的校長，也是孩子們的媽媽。

　　接納、陪伴、付出、理解……她説的最多的還是“我的孩子”。

　　“命運的安排，讓我遇見了這些孩子”。她説，孩子們給予她的，遠遠超過她給予他們的。

　　“留下我的是這些孩子”

　　下午6點的校園，學生們放學回家。像往常一樣，于文帶著笑意與學生們打招呼告別。“于媽媽再見！”一位學前班的小男生靦腆地揮手。

　　這樣的場景，28年前的于文是沒想過的。那時，她機緣巧合成為第一批做智障教育的教師。

　　當時的海澱區培智中心學校開始籌建，低矮的平房，木質的黑板，黃土的操場……因為校舍緊張，孩子們上課、住宿都在一間教室，“一間教室半間炕”。

　　“害怕、恐懼、不理解，孩子們行為異常。”回憶起第一次給智障孩子上課的情景，于文説真談不上喜歡。她暗暗下決心，教滿這一學期，就轉到普通班。

　　但2個月後，她的想法徹底改變了。

　　她感受到了被需要。“這是一種很重要的情感。”她説，由于自身特殊性，這些學生缺少陪伴。來了個願意陪他們玩的年輕老師，班裏的15個學生慢慢放開了，一起跳皮筋、跳繩、做團體遊戲：孩子們接納她的速度遠超她的預期。

　　一學期的教學結束後，她主動申請到培智中心學校擔任專職教師。“讓我動搖的是這些孩子，留下我的也是這些孩子”。

　　讓每個孩子都接受教育

　　進入新世紀，學校辦學條件得到了改善，又面臨著新挑戰：越來越多的孩子入校，學生以輕中度為主轉向重度甚至極重度；輕度學生隨班就讀未真正到位……種種困難擺在了剛成為校長的于文面前。

　　“孩子從六七歲甚至更小來到我們身邊，十多年後放手把他們送入社會時，該讓他們成為什麼樣的人？”她深深感到當時的教育不適應智障孩子，便下定決心改革。

　　她帶領教師在全國率先進行了課程改革，建立個別教育計劃，使每個孩子都能享受到適合自己的教育。在“非典”最嚴重時期，她趁學生不上學，組織教師們編寫教材，不僅填補了這方面空白，還在全國發行。

　　“能來學校接受教育的是一部分，還有很多孩子病情較重，只能躺在床上，他們怎麼辦？”于文説，後來想到一個法子——“送教到府”。由于“送教”的學生殘疾程度嚴重，她帶領教師們學習康復訓練技術，每日坐在地板上搬動學生、千百次地重復一個動作，連家長都感嘆，“老師做的我們都做不到”。

　　“他們就是我的孩子”

　　智障兒童目光會呆滯，精神障礙兒童會舉止狂躁，情緒行為障礙兒童可能會無休止糾纏……但于文不再害怕。她逐漸懂了他們，知道他們想親近，卻不會表達。

　　“往往是我們不接納他們，而不是他們不接納我們”。于文説，智障孩子給了她很多感動。

　　她回憶第一學期的寒假，下著雪，當時家住西城區三裏河的她突然聽到敲門聲，開門一看，班裏一個胖胖的男生站在門口，手裏拿著梨和蘋果，衝她嘿嘿傻笑。

　　“當時從中關村到三裏河只有一趟320路公交車，真的不敢相信，他是怎麼擠上公交車找到我家的。”于文忍不住有些哽咽地説。

　　如今，帶著學生走在街上，每當聽到“傻子”學生的話，或者有些人看一眼孩子再看一眼她，她就把頭抬得高高的，並大聲招呼學生。

　　她還帶學生組建合唱隊、排集體舞、建立團支部，讓他們擁有豐富的校園生活。

　　上世紀九十年代初，于文懷孕了。當時學校人手少，又沒有專業教師，她承擔了學校所有的活動。懷孕四五個月時，她組織運動會；六七個月時，她又組織跳繩比賽；七八個月時，她還在寒風中站在凳子上出板報……由于活動量過大，不足月份的孩子早産死亡，並留下了終生不育的遺憾。

　　但她從未後悔。

　　她説，這些學生，都是她的孩子。

　　感悟

　　智障孩子也是生命，所以我尊重他們、願意給他們愛。實際上，我從他們身上得到了更多，我學會了平等、尊重和理解。他們讓我的人生更寬廣、更有厚度，這比什麼都珍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