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出意外的話，暑假期間，重慶數萬名教師將冒著疫情風險，迎來額外的培訓——一些用了十幾年的教材，在2020年6月，忽然被更換掉了，按照要求，老師們應在開學前接受培訓，熟悉新教材。

　　更換之舉，正在被多家出版社反映至有關部門：文件正文強調不得更換教材，附件中卻悄然“頂替”教材；市教委文件標明“盲審”，卻讓區縣教委領導坐鎮，只收一套或部分教材；更換前，地方出版集團大員密集以調研、研討會形式接觸教委等單位；評選流程、公示時間違規……

　　而這一切，恰發生在當地首次以文件明確“紀檢監察部門全程監督”、提出“盲審”等具體操作要求後的20多天內。

　　因涉及百萬學子，且由財政資金購買，每冊雖然只有10元左右的教材，一直都是各方激戰之地。璧山區就曾被曝光同時購買了兩個版本教材，再在春、秋學期換來換去，令教師、家長、學生三方不滿。

　　“公平競爭是好事，但如此大規模、針對性強、手法露骨的操作，還是第一次見到。”北京市仁愛教育研究所告訴《中國經營報》記者，其“仁愛版”7~9年級英語教材在9個區縣被更換，變為由重慶出版集團代理的人教版本。

　　作為教育部審定通過名單中，唯一全部擁有自主智慧財産權的“仁愛版”7~9年級英語教材，曾在重慶使用長達16年之久，而北京市仁愛教育研究所則是國內第一家民營教材研究機構。

　　此外，記者核實，本次更換中，多個版本教材，均被人教版教材替換。截至發稿，針對此事，重慶市教委相關負責人未回復本報採訪。早前，重慶市教委曾向有關出版社稱，將進行行政復議。而區縣教委則向出版社回應稱，不存在問題。

　　7月3日，江北區教委主任馬培高向記者簡單回應稱“我們是按照程式辦的，按照規矩辦的，大家任何人沒有任何私心雜念。完全為學生著想，沒有任何錯誤！”重慶市出版集團相關負責人未回應本報採訪。

　　“頂替”文件自相矛盾

　　4月30日，重慶江北區的中小學收到一份文件，該文件正文第一條寫明“義務教育國家課程相關學科仍使用2019年秋季教材版本，不得更換其他版本。”但文件附件中，其列出的7~9年級英語教材目錄裏，卻悄然用“人教版”替換了自2004年起便一直使用的“仁愛版”。

　　記者核實，該文件名為《重慶市江北區教育委員會關于徵訂2020年秋季普通中小學教學用書的通知》，文件字號為“江北教【2020】3號”。但這是一份並未對外公開，只向轄區內學校下發的文件。

　　有趣的是，江北區教委在該文件下發之後仍公開進行了教材“評審”。2020年5月7日，其下發公開徵集教材樣書公告，要求出版社或代理商將“教材樣書一套”送往江北區教委408室。“供教材選用委員會評選”。

　　但該通知本身，便被指責已經違規——按照重慶市教委會、新聞出版局4月20日文件通知，“學科教材評審必須堅持‘盲審’制度”，且要求選用委員會對“學科組”提出的初選意見進行充分討論後，再投票決定選用結果，過程必須記錄在案。

　　如何“盲審”？教育部2012年下發相關文件中，明確要求送審教材樣書應為“10套”或“26套”，且“所報送的教材樣書為白皮書”，“送審教材樣書中不得出現有關教材編寫、出版單位和編寫人員資訊”。也即，候選的教材，應該重新包裝確保“不露姓名”地出現在“盲審”中。

　　只收一套，且未提“盲審”要求，江北區教委上述通知被指責同時，據了解，實際評選過程中，以7~9年級英語教材為例，三家版本共18冊教材，評審卻只用了不足三小時。

　　“每冊算下來只有10分鐘，學科專家組有時間看完目錄、體係結構和內容介紹嗎？更別提教材具體內容了。”相關人士質疑稱，江北區教委在上述“頂替”、“評審”行為之前，既沒有學校申請要更換教材，也沒根據教育部《中小學教科書選用管理暫行辦法》（以下簡稱“選用辦法”），向教師、學生、家屬徵求意見。

　　5月15日至5月21日，江北區教委對上述評選結果進行公示，質疑者借用《民事訴訟法》規定，指出其實際公示時間僅6日，違反了教育部不少于7日的規定。也違反了教育部選用辦法中“教科書選用工作一般應在當年4月底完成，為教科書的徵訂、出版、發行留有足夠時間”的規定。

　　“他們不講道理、無理取鬧，我們是按照程式辦的，按照規矩辦的，大家任何人沒有任何私心雜念。完全為學生著想，沒有任何錯誤！”7月3日，江北區教委主任馬培高向本報回應稱：“他那個教材反響都不好，人家幾年前就反映要換，不受歡迎，這是第一點；第二點，我們用人教版的教材，語文、數學、思體都是人教版，國家倡導用人教版，這個沒有錯，我們沒有人有任何私利行為。”

　　“仁愛版英語教材，是2001年7月教育部教材編寫課程標準出來後，我們去教育部立項，然後請外國專家來中國，與中國專家一起，研究編撰的。審核通過後，是目前教育部目錄中，7~9年級英語教材8個版本中，唯一國內100%持有自主知識版權的版本。”北京市仁愛教育研究所所長趙勇告訴記者，教材研發是一個前期投入巨大，需要漫長過程回收成本的行業，其相關部門審定後的定價僅為每冊八九元。

　　“過去16年，重慶26個區縣都在用仁愛版初中英語教材，足見我們的教材是經得起考驗，也歡迎公開、公平、透明的競爭的，但這樣直接發文替換、明著搞形式主義、假的‘盲審’，這我們受不了，太過分。”趙勇稱。

　　國企“調研”玄機待解

　　如果説江北區的“頂替”文件和評審，尚難以看出為何是“人教版”替代了其他版本，那麼北碚區泄露的內部資訊，則説的很直白——重慶出版集團作為地方國企，正是“人教版”的代理商。

　　“@所有人 各位經理：重慶市教委、市新聞出版局《關于做好2020年普通中小學教學用書工作的通知》已下發各區縣教委。根據文件精神，我市高中起始各學科（除統編教材外），有可能由各區縣教委根據相關文件規定重新選定版本。為此，重慶出版集團近期由他們領導帶隊分別到各區縣走訪調研，聽取對人教版等教材教輔工作的意見和建議。”

　　4月份，重慶市新華書店領導，向各區縣新華書店經理下發上述資訊，並稱“希望各店經理高度重視：一是，積極參與，熱情接待，共同維護人教版在本地的市場份額。二是，密切注意各地配套教輔選用情況，據理力爭，確保《同步解析與測評》等重點品種的選用，擴大市場份額。謝謝！”

　　公開資訊，及相關人員往來資訊顯示，4月26日，在重慶出版集團總經理李某向北碚區有關部門發文請求協調後，次日，北碚區相關部門即牽頭聯繫了北碚區教委、作協、文聯等單位，以“教材出版及文化服務合作”調研、研討形式舉行活動，該活動曾被媒體報道。

　　此後，在5月8日北碚區評選7~9年級英語教材活動中，評選委員會中出現了北碚區教委主任楊平和副主任饒英。而根據教育部選用辦法，“教科書選用委員會應當由課程教材專家、教研員、中小學校長和教師等組成，其中一線教師不少于1/2。”

　　相關人員認為，楊平、饒英作為教育行政部門最高長官，親自坐鎮評選現場，有幹預評選結果之嫌，且評選過程也未實施真正的“盲選”。記者曾聯繫到楊平、饒英，但截至發稿，二每人平均未做出回應。

　　“北碚區教委僅要求送審一套正式出版教材作為樣書，學科組評選時間不足1.5小時，每冊耗時更是不足5分鐘。”相關人員稱，其教材選用公告有效時間更是只有短短1.5工作日。

　　此外，忠縣、開州區、巫溪縣、梁平區、城口縣、渝北區、璧山區均被反映出現相似情形：重慶市教委要求的“盲審”並未施行，區縣教育行政部門最高長官坐鎮評選現場，評選人員構成中一線教師不足1/2，評選時間過短，徵集、公示等全流程均存在明顯違規或不規范行為。

　　“西南師大版小學數學教材，在璧山區、渝北區已經使用了十幾年，評審前，沒有通知大家是‘盲審’，但我們是按照‘盲審’要求去送教材的，但他們只收一年級教材。這怎麼體現教材的連貫性？”西南師范大學出版社基礎教育行銷部主任吳歡告訴記者，其西南師大版本的一年級數學教材，在最近的“評審”中，也被人教版替代，其中存在上述類似違規情形。

　　“都是事前沒有徵求教師、家長、學生意見，也似乎完全不在意疫情中，這麼替換會帶來多少問題，就是簡單直白地指定替換，完全沒有把法律法規、相關文件放眼裏。從結果看，最大的獲益方，就是重慶出版集團，因為替換進去的，都是他們代理的教材。”趙勇認為，結合早前李某調研、研討等活動，以及各方傳出的短信、微信內容，替換背後的邏輯已經很明顯。

　　記者了解到，除北京市仁愛教育研究所的仁愛版英語教材外，西南師大版的小學數學教材也被替換。而“頂替者”，則多為重慶出版集團代理版本。“最直接的是，我們去送評審用的教材，璧山區直接只收7年級上冊和7年級下冊，其他的都不收。太直白了，擺明不給你參與的機會。”北京市仁愛教育研究所工作人員提供的“璧山區初中英語教材報送清單”顯示，璧山區教委退回了8年級和9年級報送教材。

　　曾“偷換”百萬教材

　　本次在收取評審材料時被指“太直白”的璧山區，在2017年曾上演過一場精彩的教材版本“偷換”：當地徵訂了仁愛版、西南師大版本教材後，並未發放給學生使用，而是另行又購買了人教版教材，發給學生使用。

　　據媒體2017年9月報道，當年，在重慶市教委明文規定不更改相應科目教材後，璧山區中小學卻偷偷更換了一年級上冊數學、二年級上冊數學和七年級上冊英語教科書。由原來的仁愛版、西南師大版，更換為人教版。據知情人士測算，這種重復購買，涉及浪費國家財政資金近百萬元。

　　此事在2017年遭媒體曝光後，並未見任何最終查處結果，有趣的是，2018年春季學期，壁山區中小學所有七年級下冊英語和小學一年級下冊數學、二年級下冊數學又從人教版更換為仁愛版和西南師大版。也即，短短一年時間內，兩度更換了教材。

　　“每個版本的教材，在研發、編寫過程中，是具有高度的連貫性，且自成體係的，舉個簡單的例子，這個版本的教材中，可能上學期就教了這個知識點，並且在下個學期會將該知識點延伸應用更多，但另一個版本中，可能這個知識點是在下學期才出現的。”北京市仁愛教育研究所人員稱：“如果突然換掉教材，且不説所有授課教師要全部重新組織教材培訓，最重要的是，學生會對這個課程産生適應性問題，甚至可能出現丟知識點、重復知識點，進度錯亂等問題。”

　　延伸起來，教材更換還會影響到對應的教輔資料等。記者注意到，就在上述“頂替”發生前20天，2020年4月20日，重慶市教委、重慶市新聞出版局聯合下發“渝教基發【2020】13號”文件《關于做好2020年普通中小學教學用書選用工作的通知》（以下簡稱“13號文件”）。

　　13號文件相比于以往同類通知，最為明顯的，即其“有關要求”下第四項增加了較長的一段文字：“教材選用應遵循公開、公平、公正的原則，保證選用過程規范、有序。區縣（自治縣）應建立健全教科書選用委員會，教科書選用工作接受教育紀檢監察部門的全程監督；區縣（自治縣）教育部門應在規定時間內完成擬更換學科教材版本的公告徵集；學科專家組由教育紀檢監察部門在學科專家庫中隨機抽樣産生，學科教材評審必須堅持‘盲審’制度；……”

　　該項內容，基本是對教育部相關要求和法規中內容的具體引用，並進行了強調和具體化。

　　“但他們顯然是頂風而來，一是頂著這個上級文件，不搞‘盲選’，在方方面面不遵守規則，明著破壞規則；另一方面，他們頂著疫情調研、研討，也準備頂著疫情，不顧忌教師、學生們的意願，進行教材更換和後續數萬名一線授課教師的教材培訓。”相關人士稱。

　　相關文件顯示，有出版方已將各區縣具體情況反映至重慶市教委，但截至發稿時，各區縣各自回復資訊稱，其行為不構成違規、違法，但均未對具體被反映行為作進一步解釋。而重慶市教委，則向西南師范大學出版社發文稱，將進行行政復議。

　　截至發稿，重慶市教委、江北區教委、北碚區教委相關負責每人平均未對採訪做出更多回應。重慶出版集團李某未接受本報採訪。（記者 郝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