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東坡買來了一頭牛，還有鋤頭、水桶、鐮刀之類的農具，那是一個農民的筆墨紙硯，收納着他的時光與命運。勞作時，蘇東坡頭戴竹笠，在田間揮汗。第一年種下的麥子在時光中發育，不斷抬高他的視線，讓他對未來的每一天都懷有樂觀的想象。孔孟老莊、四書五經，此時都沒了用場。他日復一日地觀賞着眼前的天然大書，對它在每個瞬間裏的細微變化深感癡迷。

　　人生如蟻，他不是“不為五斗米折腰”，而是天天要為五斗米折腰。

　　一

　　公元1082年，被稱為“天下行書第三”的《寒食帖》，在黃州，等着蘇軾書寫。

　　“天下行書第一”，是王羲之的《蘭亭集序》，寫於東晉永和九年（公元353年）。

　　四百年後，唐乾元元年（公元758年），顏真卿寫下“天下行書第二”——《祭侄文稿》。

　　在我看來，被稱作“天下行書第二”的，應該是李白《上陽&帖》。當然，這只是出於個人偏好。藝術沒有第一名，《蘭亭集序》的榜首位置，想必與唐太宗李世民的推崇有關，但假如它永遠第一，後來的藝術史就沒有價值了，後來的藝術家就都可以洗洗睡了。

　　當然我們也不必那麼較真，每一個人，都有自己心中的第一。

　　無論怎樣，《寒食帖》，這“天下行書第三”，要等到《祭侄文稿》三百多年之後，才在蘇軾的筆下，恣性揮灑。

　　王羲之《蘭亭集序》原稿已失，故宮博物院收藏的，是唐代虞世南、褚遂良的臨本和馮承素的摹本，&&故宮博物院亦藏有褚遂良臨絹本和定武本。

　　顏真卿《祭侄文稿》和蘇軾《寒食帖》，則都保存在&&故宮博物院。

　　在《祭侄文稿》和《寒食帖》之間，有五代楊凝式，以超逸的書美境界獲得了顯著的歷史地位；有梅妻鶴子的林逋，書法如秋水明月，乾淨透澈，一塵不染；有范仲淹，“落筆痛快沉着”。他們的作品，故宮博物院都有收存。其中范仲淹的楷書《道服讚》，筆法瘦硬方正，民國四公子之一的張伯駒先生説它“行筆瘦勁，風骨峭拔如其人”，《遠行帖》和《邊事帖》，一律粉花箋本，亦在清勁中見法度，一如他的人格，“莊嚴清澈，信如其品”。

　　但宋代書法的真正代表，卻是“蘇黃米蔡”。蘇軾《寒食帖》，則被認為是宋人美學的最佳範例。

　　這幅字，是在一個原本與蘇軾毫無干係的地方——黃州完成的。也是在這一年，蘇軾寫下了《念奴嬌·赤壁懷古》《赤壁賦》和《後赤壁賦》。

　　這字，這詞，這文，無不成為中國藝術史上的不朽經典。

　　將近一千年後，我在書房裏臨寫《寒食帖》，心裏想著，公元1082年究竟是怎樣的一個年份；在這一年，蘇軾的生命裏，到底發生了什麼？

　　二

　　11世紀，那個慷慨收留了蘇軾的黃州，實際上還是一片蕭索之地。這座位於大江之湄的小城，距武漢市僅需一個小時車程，如今早已是滿眼繁華，而在當時，卻十分寥落荒涼。

　　蘇軾在兒子蘇邁的陪伴下，一路風塵、踉踉蹌蹌地到了黃州——一個原本與他八竿子打不着的荒僻之地。那時的他，一身鮮血，遍體鱗傷。烏&詩獄，讓他領教了那個朝代的黑暗。所幸，他沒有被推上斷頭&。黃州雖遠，畢竟給了他一個喘息的機會，讓他慢慢適應眼前的黑暗。他的入獄，固然是小人們精誠合作的結果，但不能説與他自己沒有干系。那時的他，年輕氣盛，對劣行從不妥協，在他的心裏，一切都是黑白分明，但對於對方，他無可奈何，自己，卻落了一堆把柄，所謂殺敵一千，自損八百。他喜歡寫詩，喜歡在詩裏發牢騷，他不懂“墻裏鞦韆墻外道”的道理，説到底，是他的生命沒有成熟。那成熟不是圓滑，而是接納。黑暗與苦難，不是在旦夕之間可以掃除的，在消失之前，他要接納它們，承認它們的存在，甚至學會與它們共處。

　　那段時間，蘇軾開始整理自己複雜的心緒。蔣勳説：“這段時間是蘇軾最難過、最辛苦、最悲劇的時候，同時也是他生命最領悟、最超越、最昇華的時候。”

　　人是有適應性的，他開始適應，而且必須適應這裡的生活。

　　從蘇軾寫給王慶源的信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在黃州最初的行跡：

　　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間。客至，多辭以不在，往來書疏如山，不復答也。此味甚佳，生來未曾有此適。

　　在給畢仲舉的信中，又説：

　　黃州濱江帶山，既適耳目之好，而生事百須，亦不難致，早寢晚起，又不知所謂禍福安在哉？

　　到了黃州，蘇軾父子一時無處落腳，只好在一處寺院裏暫居。那座寺院，叫定惠院，坐落在城中，東行五十步就是城墻的東門，雖幾度興廢，但至今仍在。院中有花木修竹，園池風景，一切都宛如蘇軾詩中所言。只是增加了後世仰慕者的題字匾額，其中最引人注目的，當是晚清名臣林則徐寫下的一副對聯：嶺海答傳書，七百年佛地因緣，不僅高樓鄰白傅；岷峨回遠夢，四千里仙蹤游戲，尚留名剎配黃州。

　　蘇軾寓居定惠院之東，抬眼，見雜花滿山，竟有海棠一株。海棠是蘇軾故鄉的名貴花卉，別地向無此花，像黃州這樣偏遠之地，沒有人知道它的名貴。看見那株海棠，蘇軾突然生出一種奇幻的感覺。他抬首望天，心想一定是天上的鴻鵠把花種帶到了黃州。那株茂盛而孤獨的繁華，讓他瞬間看到了自己。他慘然一笑，吟出一首詩：

　　江城地瘴蕃草木，唯有名花苦幽獨。嫣然一笑竹籬間，桃李漫山總粗俗。也知造物有深意，故遣佳人在空谷。自然富貴出天姿，不待金盤薦華屋。朱唇得酒暈生臉，翠袖卷紗紅映肉。林深霧暗曉光遲，日暖風輕春睡足。雨中有淚亦悽愴，月下無人更清淑。先生食飽無一事，散步逍遙自捫腹。不問人家與僧舍，拄杖敲門看修竹。忽逢絕艷照衰朽，嘆息無言揩病目。陋邦何處得此花，無乃好事移西蜀。寸根千里不易致，銜子飛來定鴻鵠。天涯流落俱可念，為飲一樽歌此曲。明朝酒醒還獨來，雪落紛紛那忍觸。

　　當年唐玄宗李隆基在沉香亭召見楊貴妃，貴妃宿醉未醒，玄宗見她“朱唇酒暈”，笑曰：“豈是妃子醉耶？真海棠睡未足耳。”唐玄宗以人比花，蘇軾則是以花自寓了。

　　初到黃州的日子裏，他沒事就抄寫這首詩，不知不覺之間，竟然抄寫了幾十本。

　　獨自走路，在這無人問候的小城，沒有朋友，沒有人知道他的來歷，只有一株遠遠的花樹，與他相依為伴。這個倉皇疲憊的旅者，願意像楊貴妃那樣，宿醉不醒。竹葉在定惠院綿密的風聲中晃動着，蘇軾沉沉地睡去，像他詩裏寫的：

　　畏蛇不下榻，睡足吾無求。

　　醒來時，窗外依舊是綿密的風聲，還夾雜着竹子的清香。於是他覺得，這巢穴雖小，卻是那樣地溫暖。蕭蕭的風聲中，他再次睡去，“昏昏覺還臥，輾轉無由足”，但沒有做夢。即使做夢，也不會夢到朝廷上的歲月，那歲月已經太遠，已被他甩在身後，丟在千里外的皇城中。

　　但有時也有夢。他會夢見故人，夢見自己的父親、弟弟，夢見司馬光、張方平，甚至夢見王安石。這讓他在夢醒時分感到一種徹骨的孤寂。這裡遠離朝闕，朋友都遠在他鄉，找不出一個可以交談的人，連敵人都沒有。

　　寂寞中的孤獨者，是他此時唯一確定的身份。

　　在定惠院寓居，他寫下一首《卜算子》：

　　缺月挂疏桐，漏斷人初靜。誰見幽人獨往來，縹緲孤鴻影。驚起卻回頭，有恨無人省。揀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洲冷。

　　他會在萬籟俱寂時刻，漫步於修竹古木之間，諦聽風聲雨聲蟲鳴聲，也有時去江邊，撿上一堆石子，獨自在江面上打水漂。還有時，他乾脆跑到田間、水畔、山野、集市，追着農民、漁父、樵夫、商販談天説笑，偶爾碰上不善言辭的人，無話可説，他就央告人家給他講個鬼故事，那人或許還要推辭，搖頭説：“沒有鬼故事。”蘇軾則説：“瞎編一個也行！”

　　話落處，揚起一片笑聲。

　　三

　　花開花落，風月無邊，可以撫慰腦子，卻不能安撫肚子。蘇軾的俸祿，此時已微薄得可憐。身為謫放官員，朝廷只提供一點微薄的實物配給，正常的俸祿都停止了。而蘇軾雖然為官已二十多年，但如他自己所説，“俸入所得，隨手輒盡”，是名副其實的“月光族”，並無多少積蓄。按照黃州當時的物價水平，一斗米大約二十文錢，一匹絹大約一千二百文錢，再加上各種雜七雜八的花銷，一個月下來也得四千多文錢。對於蘇軾來説，無疑是一筆鉅款。更何況，他的家眷也來到黃州相聚，全家團圓的興奮過後，一個無比殘酷的現實橫在他們面前：這麼多張嘴，拿什麼糊口？

　　為了把日子過下去，蘇軾決定實行計劃經濟：月初，他拿出四千五百錢分作三十份，一份份地懸挂在房樑上。每天早晨，他用叉子挑一份下來，然後藏起叉子，即便一百五十錢不夠用，也不再取。一旦有節余，便放進一隻竹筒。等到竹筒裏的錢足夠多時，他就邀約朋友，或是和夫人王閏之以及侍妾王朝雲沽酒共飲。

　　即使維持着這種最低標準的生活，蘇軾帶到黃州的錢款，大概也只能支撐一年。一年以後該怎麼辦？妻子憂心忡忡，朋友也跟着着急，只有蘇軾淡定如常，説：“至時，別作經畫，水到渠成，不須預慮。”意思是，等錢用光了再作籌劃，正所謂水到渠成，無須提前發愁，更不需要提前預支煩惱。

　　等到第二年，家中的銀子即將用盡的時候，生計的問題真的有了解決的辦法。那時，已經是春暖時節，山谷裏的杜鵑花一簇一簇開得耀眼，蘇軾穿着單薄的春衫，一眼看見了黃州城東那片荒蕪的坡地。

　　馬夢得最先發現了那片荒蕪的山坡。他是蘇軾在汴京時最好的朋友之一，曾在太學裏做官，只因蘇軾在他書齋的墻壁上題了一首杜甫的詩《秋雨嘆》，受到圍攻，一氣之下他辭了官，鐵心追隨蘇軾。蘇軾到黃州，他也千里迢迢趕來，與蘇軾同甘共苦。

　　馬夢得向官府請領了這塊地，蘇軾從此像魯濱遜一樣，開始荒野求生。

　　那是一片被荒置的野地，大約百餘步長短，很久以前，這裡曾經做過營地。幾十年後，曾經拜相（參知政事）的南宋詩人范成大來黃州拜謁東坡，後來在《吳船錄》裏，他描述了東坡的景象：

　　郡東山壟重復，中有平地，四向皆有小岡環之。

　　那片被荒棄的土地，蘇軾卻對它一見傾心，就像一個飢餓的人，不會對食物太過挑剔。這本是一塊無名高地，因為它位於城東，讓蘇軾想起他心儀的詩人白居易當年貶謫到忠州做刺史時，也居住在城東，寫了《東坡種花二首》，還寫了一首《步東坡》，所以，蘇軾乾脆把這塊地，稱為“東坡”。

　　他也從此自稱“東坡居士”。

　　中國文學史和藝術史裏大名鼎鼎的蘇軾，此時才算正式出場。

　　四

　　蘇東坡不會忘記那一年——宋神宗元豐三年（公元1080年），他在那塊名叫東坡的土地上開始嘗試做一個農民。

　　蘇東坡開始農業生産的第一個動作，應該是“煽風點火”，因為那些枯草，枝枝柯柯，彎彎曲曲，纏繞在土地上，拒絕着莊稼生長，蘇東坡覺得既刺手，又棘手。於是，蘇東坡在荒原上點了一把火。今天我們想象他當時呼喊與奔跑的樣子，內心都會感到暢快。因為他不只燒去了地上的雜草，也燒去了他心裏的雜草。自那一刻起，他不再患得患失，而是開始務實地面對自己生命中的所有困頓，他懂得了自己無論站立在哪，都應當從腳下的土壤中汲取營養。火在荒原上燃起來，像有一支畫筆，塗改了大地上的景物。大火將盡時，露出來的不僅是滿目瓦礫，竟然還有一口暗井。那是來自上天的犒賞，幫助他解決了灌溉的問題。這讓蘇東坡大喜過望，説：“一飽未敢期，瓢飲已可必！”那意思是，吃飽肚子還是奢望，但是至少，不必為水源發愁了。

　　蘇東坡買來了一頭牛，還有鋤頭、水桶、鐮刀之類的農具，那是一個農民的筆墨紙硯，收納着他的時光與命運。勞作時，蘇東坡頭戴竹笠，在田間揮汗。第一年種下的麥子在時光中發育，不斷抬高他的視線，讓他對未來的每一天都懷有樂觀的想象。孔孟老莊、四書五經，此時都沒了用場。他日復一日地觀賞着眼前的天然大書，對它在每個瞬間裏的細微變化深感癡迷。

　　我們沒有必要把蘇東坡的那段耕作生涯過於審美化，像陶淵明所寫，“晨興理荒穢，戴月荷鋤歸”，因為對於蘇東坡本人來説，他的所有努力都不是為了審美，而是為了求生。我從小在城市里長大，不曾體驗過稼穡之苦，也沒有在廣闊天地裏練過紅心，但我相信，農民是世界上最艱苦的職業之一。對蘇東坡而言，這艱辛是具體的，甚至比官場還要牢固地控制着他的身體。他不是“不為五斗米折腰”，而是天天要為五斗米折腰，折得他想直都直不起來。

　　但他是對土地折腰，不是對官場折腰。相比之下，還是對土地折腰好些——當他從田野裏直起身，他的腰身可以站得像樹榦一樣筆直，而在官場上，他的腰每時每刻都是彎的，即使睡覺、做夢，那腰也是彎的。李公麟《孝經圖》卷中的這個細節，就是對這一身體命運的生動記錄。一個人生下來，原本是健康的，但官場會把他培養成殘疾人——身體與精神的雙重殘疾，死無全屍，因為在死後，他的靈魂也是彎曲的。

　　土地是講理的，它至少會承認一個人的付出，一分耕耘，幾分收穫。

　　他的勞動生涯再苦再累，他的心是自由的。土地徵用了他的身體，卻使他的精神得到了自由。在這裡，他無須蠅營狗茍、茍且偷安。官場培養表演藝術家，他們臉上可以變換出無數種表情，但沒有一種表情是屬於他們自己的。他們都是演技派，而蘇東坡是本色派，他不會裝，也裝不像——他的表演課永遠及不了格。官場上絕大多數官員都會認為，這世界上什麼都可以丟，唯獨官位不能丟；而對於蘇東坡來説則剛好相反，如果這個世界一定要從他身上剝奪什麼，那就把官位拿去吧，剩下的一切，他都捨不得丟掉。

　　蘇東坡站在烈日下的麥田裏，成了麥田裏的守望者，日復一日地經受着風吹和日曬，人變得又黑又瘦。他的臂膀和雙腿，從來也沒有像這樣酸脹，從酸脹轉為腫痛，又從腫痛轉為了麻木。而他的情緒，也由屈辱、悲憤，轉化為平淡，甚至喜悅。那喜悅是麥田帶給他的——那一年，湖北大旱，幸運的是，蘇東坡種的麥子，長勢旺盛，芒種一過，麥子就已成熟。

　　這是田野上最動人的時刻，蘇東坡一家在風起雲涌的麥田裏，搶收麥子。他讓妻子用小麥與小米摻雜，將生米做成熟飯。他吃得香，只是孩子們覺得難以下咽，説是在“嚼虱子”，夫人王閏之則把它稱作“新鮮二紅飯”。

　　但蘇東坡心中的自我滿足是無法形容的，因為他經歷了一次神奇的萃取，用他艱辛而誠實的勞動，把大自然的精華萃取出來。

　　一個黃昏裏，他從田裏返回住處。吱呀一聲，沉重的門被推開了。樸素的農舍裏沒有太多的東西，只有簡易的床榻，有吃飯和讀書兼顧的桌子，有長長的木櫃放在地上，上面或許擺放着一面女人用來梳粧的鏡子——那是唯一可以美化他們的事物。太陽的余光從屋檐的齒邊斜射進窗格，一些灰塵的微粒在方形的光中飄動，證明屋子裏的空氣不是絕對靜止。生活是那樣自然而然，他好像與生俱來，就生活在這樣一個場景中。繁華的汴京、皇宮、朝廷，好像都是不切實際的夢。這裡似乎只有季節，卻看不見具體的日子。但他並不失望，因為季節的輪迴裏，就蘊藏着未來的希望，這是至關重要的。

　　獨自啜飲幾杯薄酒，晃動的燈影，映照出一張瘦長的臉。

　　蘇東坡提起筆，將筆尖在硯&上掭得越來越細，然後神態安然地，給朋友們寫信。這段時間，為他留下最多文字的就是書信尺牘。他説：“我現在在東坡種稻，雖然勞苦，卻也有快樂。我有屋五間，果樹和蔬菜十余畦，桑樹一百餘棵，我耕田妻養蠶，靠自己的勞動過日子。”

　　後來，老友李常任淮南西路提刑，居官安徽霍山，聽説蘇東坡在耕田糊口，就給他帶來了一批柑橘樹苗。這讓他沉醉在《楚辭》“青黃雜糅，文章爛兮”的燦爛辭句裏。他在詩裏自嘲：“饑寒未知免，已作太飽計。”

　　假如我們能夠於公元1082年在黃州與蘇東坡相遇，這個男人的面容一定會讓我們吃驚——他不再是二十年前初入汴京的那個單純俊美的少年，也不像三年前離開御史&監獄時那樣面色憔悴蒼白，此時的蘇東坡，瘦硬如雕塑，面色如銅，兩鬢皆白，以至於假若他在夢裏還鄉，從前的髮妻都會認不出他來，此時的他，早已“塵滿面，鬢如霜”。

　　有一天夜晚，蘇東坡坐在燈下，看見墻壁上的瘦影，自己竟悚然一驚。他沒有想到自己已經瘦成這個樣子。他趕忙叫人來畫，只要他畫輪廓，不要畫五官。畫稿完成時，每個人都説像，只看輪廓，就知道這是蘇東坡。

　　五

　　似乎一切都回到了原點。蘇東坡原本就出身於農家，假如他不曾離家，不曾入朝，不曾少年得志，在官場與文場兩條戰線上盡得風流，他或許會在故鄉眉州繼承祖業，去經營自家的土地，最多成為一個有文化的勞動者。此時，他在官場上轉了一圈，結局還是回到土地上，做一介農夫。

　　好像一切都不曾開始，就已結束。

　　但他不是一個普通的農夫。對於一個農夫來説，田野家園，構成了他全部的精神世界，而對蘇東坡來説，田野即使大面積地控制了他的視線，在他的心裏也只佔了一個角落。他的心裏還有詩，有夢，有一個更加深厚和廣闊的精神空間等待他去完成。他的精神半徑是無限的。

　　我想那時，不安和痛苦仍然會時時襲來。那是文墨荒疏帶來的荒涼感，對於蘇東坡這樣的文人，“會引起一種特殊的飢餓感”。每當夜裏，蘇東坡一個人靜下來，他的心底便會幽幽地想起一個人。他從來沒有見過那個人，但在蘇東坡的案頭，那人的詩集翻開着，蘇東坡偶爾閒暇，便會讀上幾句。讀詩與寫詩，其實都是一個選定自我的過程。一個人，喜歡什麼樣的詩，他自己就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公元4世紀的東晉，有一個詩人，曾經當過江州祭酒、建威參軍、鎮軍參軍、彭澤縣令。但這一串威赫的名聲拴不住他的心，終於，他當彭澤縣令八十多天，便棄職而去，歸隱在鄱陽湖邊一個名叫斜川的地方，寫下《歸園田居》這些詩歌，和《桃花源記》《五柳先生傳》《歸去來兮辭》這些不朽的散文。

　　陶淵明的名字，對中國人來説早就如雷貫耳，在蘇東坡的時代亦不例外。那段時光裏，陶淵明成了蘇東坡最好的對話者。他説：“淵明詩初視若散緩，熟讀有奇趣。如‘曖曖遠人村，依依墟裏煙。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又曰：‘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大率才高意遠，則所寓得奇妙，遂能如此，如大匠運斤，無斧鑿痕，不知者則疲精力，至死不悟。”

　　時間把這兩位不同時代的詩人越推越遠，但在蘇東坡的心裏，他們越來越近。或許，只有在黃州，在此際，蘇東坡才能如此深入地進入陶淵明的內心。蘇東坡喜歡陶淵明，是因為他並不純然為了避世才遁入山林，而是抱着一種審美的態度，來重塑自己的人生。他不是消極的，而是積極的。他也不是避世，而是入世，只不過這個“世”，不同於那個“世”。在陶淵明心裏，這個“世”更加真實、豐沛和生動，風日流麗、魚躍鳶飛、一窗梅影、一棹扁舟，都蘊含着人生中不能錯過的美。生命就像樹枝上一枚已熟軟的杏子，剝開果皮，果肉流動的汁液鮮活芳香，散發着陽光的熱度。陶淵明要把它吃下去，而不是永遠看著它，事不關己，高高挂起。這位田野裏質樸無華的農民，不僅開闢了中國山水文學之美，也成就了中國士大夫人生與人格之美，讓自然、生活與人，彼此相合。

　　七個世紀以後，在黃州，在人間最孤寂的角落，蘇東坡真正讀懂了陶淵明，就像兩片隔了無數個季節的葉子，隔着幾百年的風雨，卻脈絡相通，紋路相合。張煒説：“他們都是&&‘叢林’（指官場叢林）之人，都是身處絕境之人，都是痛不欲生之人，都是矛盾重重之人，都是愛酒、愛詩、愛書、愛友人、愛自然之人。”蘇東坡一遍遍地抄寫《歸去來兮辭》。時至今日，我在&&故宮博物院打量這件手稿原跡，仍見濕潤沖淡之氣在往昔書墨之間流動回轉。那是他在書寫自己的前世——他在詞裏説：“夢中了了醉中醒，只淵明，是前生。”寫字的時候，他就成了陶淵明，而黃州東坡，就是昔日的斜川。

　　清末民初大學者王國維在《文學小言》中寫道：

　　三代以下之詩人，無過於屈子、淵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若無文學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故無高尚偉大之人格，而有高尚偉大文章者，殆未之有也。

　　天才者，或數十年而一出，或數百年而一出，而又須濟之以學問，帥之以德性，始能産生真正之大文學。此屈子、淵明、子美、子瞻等所以曠世而不一遇也。

　　自夏商周三代以下，浩瀚數千年，王國維只篩選出四個人，分別是：屈原、陶淵明、杜甫、蘇東坡。而這四個人，幾乎全部集中在上一個一千年，也就是公元前340年（屈原出生）到公元1101年（蘇東坡去世），此後近一千年（12世紀到20世紀），一個名額也沒佔上。

　　假如從這四者中再選，我獨選蘇東坡，因為蘇東坡身處的宋代，中國歷史正處於一場前所未有的變遷中，機遇更多，困境也更多，尤其對於蘇東坡這樣的人，幾乎是冰炭同爐。蘇東坡就是宋代這只爐子裏冶煉出來的金丹，他在精神世界裏創造的奇蹟，既空前，也絕後。但他不是橫空出世的，有人以自己的生命和藝術實踐為他做了歷史的輔墊，那個人就是陶淵明。

　　（本文摘自《在故宮尋找蘇東坡》，祝勇著，浦睿文化出品，湖南美術出版社2017年7月第一版，定價：78.00元）

　　（本版文字由燕嬋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