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1日，旅客們從鄭州火車站的地下出站口出站。新華社記者 王頌 攝

    編者按：近年來，我國城鎮化進程的加快在極大激發我國經濟活力的同時，也給城市的管理與發展提出了嚴峻挑戰，由此伴生的一係列問題如流動人口管理、戶籍制度、城鄉結合部等也逐步成為我國城市管理與發展的新課題甚至新難題，處置不當，甚至可能成為社會矛盾的爆發點、激發點。本報特組織記者分赴京、滬、粵、皖、魯、蘇、川等省份的多個城市，對相關問題進行了一係列調研，從今天起連續刊發，以饗讀者。

　　35歲的陳志明是山東菏澤人，目前租住在廣州市海珠區。剛到廣州時給人開計程車，有了一定積蓄後，開始自己做水産生意。近些年陳志明的生意越來越好，把老婆孩子也接到廣州住，陳志明的願望就是“當城市人”。為此，他工作之余竭力融入廣州，努力學講廣東話。
　　《經濟參考報》記者在一些大城市採訪時發現，越來越多的流動人口觀念更新，與以前一心想著“打工”、“流動”不一樣的心態，現今許多流動人口已經不再頻繁流動，導致近年來我國流動人口在布局上開始呈現嚴重的不平衡性。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一些大城市聚集了更多的社會資源，形成對流動人口吸引的“盆地效應”。目前，超量的外來人口，使這些城市土地、環境、水資源難以承受，社會穩定壓力極大。

　　外來人口大量涌入大城市不堪重負

　　北京市公安局戶籍處宣傳科副科長關璽華感慨地説：“現在北京的大街快成了全國最大的停車場了。”

　　近年來，流動人口過度集中在大城市的問題非常突出，不少城市已感到不堪重負。《經濟參考報》記者近日在深圳市採訪時了解到，深圳土地面積只有1952.8平方公里，但是建市不到三十年的時間，實有人口已經從幾十萬迅速增長到1200多萬(其中流動人口佔85%)，迅速步入全球特大城市的行列，人口密度位居全球第五、全國第一。目前全市已面臨土地、空間資源、水資源和環境資源等四個難以為繼的局面。深圳市副市長李鋒説：“深圳已背上了沉重的人口包袱，成為制約深圳經濟建設和城市發展的突出‘瓶頸’”。
　　北京市近年來也面臨外來人口的巨大壓力。北京市流管辦流動人口指導協調處處長劉玉成介紹，近幾年，北京市外來人口迅速增加。據北京市統計局統計，截至2009年末，北京市常住人口達到1755萬人，比2008年增加60萬人，北京市已連續三年每年增加常駐人口50萬人以上，已大大突破了北京市政府提出的“2010年將常住人口控制為1600萬左右的目標。”
　　目前，北京市土地、水源、環境、交通等資源承受重壓。歐洲太空總署公布的衛星數據曾顯示，北京汽車廢氣污染一度居世界之最，是“全球最大的汽車廢氣污染沉積中心”。北京市公安局戶籍處宣傳科副科長關璽華感慨地説：“現在北京的大街快成了全國最大的停車場了。”
　　據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調查，北京市加上南水北調的供應量，未來自有水資源供水能力約為35.6億至37.1億立方米。而以現在人口增長趨勢看，未來十年內，北京市每人平均水資源量將不足300立方米，而300立方米是國際上公認的不應突破的底線。
　　上海、廣州等大城市的外來人口壓力也是不堪重負。據上海市旅遊局分析，內外環線之間是上海的人口新集結地區，人口密度在急劇上升；特別是居住半年以上的外來人口數以百萬計，他們在參與城市建設的同時，與戶籍人口共用城市設施。目前，中心城區交通阻塞、管線老化、社會經濟高密度、緊運作，使得上海市民中約有20%的人處于心理亞健康狀態。據廣東省流動人口管理辦公室介紹，廣州全市流動人員已接近600萬，幾乎與戶籍人口773.48萬人相當。外來人口的增多，城市人口的極大擴容，給廣州帶來了繁榮，也帶來了一係列隱患。

　　融入大城市的願望強烈

　　很多打工者表示“不會拿掙的錢到老家蓋房”，而是準備在當地買便宜的房子，他們手裏的錢有更多的選擇：一是置業；二是做生意。

　　記者在一些大城市調研發現，大城市優質的社會公共資源對流動人口形成了強大的吸引力，一些流動人員到大城市後就不願離開，融入大城市的願望強烈。這使得大城市人口流動形成盆地聚集效應。
　　記者在一些大城市採訪時發現，越來越多的流動人口觀念更新，與以前一心想著“打工”、“流動”不一樣的心態，現今許多流動人口已經不再頻繁流動，而是追求與現居住地的文化融合，他們打工所得不再一味寄回家。
　　據專家分析，大城市在經濟、文化、醫療、教育、公共設施等各種社會資源方面具有明顯優勢，對流動人口的吸引力不言而喻。衛生部部長陳竺在今年的一次新聞發布會上坦言，中國目前的醫療資源配置不合理，優質醫療資源過多集中在大城市。目前北京市各大醫院普遍存在患者住院難的現象，醫院的床位非常緊張。患者在病情允許的情況下，一般只能在醫院住半個月左右。
　　同樣，大城市的教育資源集聚也更加突出。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聚集了全國最優質的教育資源，一旦擁有這些城市的戶口，就可享受到這些優惠。山東高考生數量是北京的6倍，而北大、清華下達給北京市的招生指標卻是山東的五六倍。北京約一百多名考生中就有1人有機會上北大、清華，而在山東，4000多名考生中才有1個人有此機會，機會相差30多倍。山東一些教育界人士感嘆：“這難怪很多外地人擠破頭也要去北京！”

　　對外來人口的控制是一大難題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張惟英教授認為，“通過政府政策控制人口規模，非常必要。”

　　北京、上海、廣州等一些大城市的公安和人口管理部門表示，大量外來人口不僅造成了資源壓力，而且給社會穩定帶來了巨大壓力。特別是人口流動帶來的犯罪問題十分突出。目前，北京市70%的犯罪是外來人口，違法犯罪被侵害人中有70%是外地人口。上海有72%以上的犯罪為非本地戶籍人口所為，杭州已經突破了90%，而深圳近10年來抓獲的犯罪嫌疑人和被犯罪侵害的對象中，非深圳戶籍的分別佔到98%、95%以上，作案人員和受害對象“兩頭在外”的特點非常突出。
　　據深圳市公安局介紹，近幾年，深圳形成眾多以內地一些地區“老鄉”為紐帶的聚居地，屬于“同鄉村”概念的群體有643個近200萬人。這些“同鄉村”中，不時發生群體性、暴力性、突發性的事件，給社會管理帶來很大衝擊。
　　採訪中，一些大城市管理部門普遍感覺對外來人口的控制是一大難題。北京市公安局關璽華説：“現在我們還沒有找到很好的管控辦法，如果實行限制外地人進京的政策，恐怕會面臨巨大的社會輿論壓力。”一些城市的人口管理部門表示，人口控制管理手段主要是行政和經濟手段，戶籍是過去主要使用的行政手段，現在作用已不大，而暫住證目前也沒有強制執行了；至于經濟手段，對于低收入人群而言，似乎也不靈驗，還需要探索新的方式。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張惟英教授認為，目前北京甚至全國的市場調節機制還不完善，沒有足夠的能力解決人口過多和資源稀缺之間的矛盾。“這種情況下，通過政府政策控制人口規模，非常必要。”
　　專家建議，控制大城市外來人口可採取兩個方面的措施，一是大力提高中小城市的吸納力，為大城市減壓分流；另一方面，可通過經濟杠桿來減少大城市的人口壓力，如價格手段，水資源缺乏，可以提高水價。水價提高後，自然會有很多解決緊缺的方法，比如海水淡化、南水北調等。堵車的問題，也可以通過提高私家車上路的成本解決。

    流動趨勢多元化　結構性矛盾凸顯

    記者在調查中發現，當前流動人口的利益訴求正在發生變化，表現在流動性上呈兩極分化態勢，部分就業和收入穩固的群體，移民化傾向明顯，出現“流動人口不流動現象”。另一部分收入水準較低且不穩定的群體，呈現加速流動趨勢。

    專家建議：適當限制大城市人口無限流入

    長期以來，受傳統的二元制戶籍制度制約，我國對流動人口的管理仍然只偏重于“管理”，“服務”意識比較淡漠，遠不適應新形勢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