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子嘯站在養狗場前打電話聯繫業務。

村官趙高陽揭開蔬菜大棚的一角，讓記者看種植的苦菊。

通州移動公司為大興莊樹的草莓採摘園廣告宣傳牌。這是村官孫璐珺與通州區移動公司“談判”的成果。

　　題記：對于“上山下鄉去農村”的概念，我們這一代人最初從電視劇《孽債》和李春波所唱的《呼兒嘿呦》中知曉。而今我們的弟妹們帶著對農村“綠色柳條、長辮少女”的向往，選擇去農村當村官、體驗農村生活。他們再也不需像父輩們那樣，在田間地頭挑糞施肥，成天嚼著紅薯、啃著玉米棒子。但村官們能為農村做什麼，他們又收獲了什麼，三年後他們還能做什麼？隨著中央鼓勵大學生基層就業等一係列政策的出臺，這些問題值得深思。

　　“大冬天，我和鄭飛從鎮政府騎車半小時回到村裏，兩人對望後大笑開來。頭髮上蓋了一層雪，成了白頭翁。于是，我們高唱周傑倫的《發如雪》。”北京市大興區禮賢鎮賀北村主任助理吳家富回憶村官三年的點滴往事時，眼神變得非常柔和：“你瞧，在層層陰霾的市區見不到的星星，每晚八點就光顧我們的頭頂。”
　　2006年，北京市啟動了從北京地區高校招聘應屆大學畢業生到遠郊區縣工作的計劃，至今有8600多名大學生投身京郊新農村建設，吳家富是第一批北京大學生村官中的一名。三年農村生活彈指一揮間，在第一批村官的人生經歷中留下了或深或淺的印跡——有些人感到苦熬過了三年，有些人正書寫自己的精彩人生，有些人還在路上，有些人則選擇了安靜地走開。

　　吳家富：工作就是不斷重復地寫材料

　　晚上11點，一聲“滴答”音，吳家富的短信闖進了我的手機。短信中這樣寫道：“希望你採訪我們，看看北京村官三年來都奉獻了什麼、收獲了什麼、未來何去何從？”我回了短信約他見面，心裏一直猜想吳家富的模樣——什麼樣的村幹部？
　　與吳家富的見面打破了此前的猜想。下午四點半左右，一個1.6米左右、背著沉重的大書包、神色靦腆的男孩走進我的辦公室，他的額頭上滲出滴滴汗水。
　　“我找不到路，坐917路進城還倒了兩趟車、花了2個多小時才到。”吳家富説，他早已習慣了這段路程，為了讀完中央黨校政治經濟學的在職研究生，每周五他都扛著大書包坐車進城，周末再往回趕。
　　四川人吳家富，2006年從北京資訊工程學院電子資訊工程專業畢業，報名參加村官選拔後被分配到大興區禮賢鎮賀北村工作。按照聘用合同的承諾，兩年後即2008年，大興區組織部替他落了北京戶口。
　　兩個多小時的採訪，吳家富對自己的工作、生活談得甚少，提得更多的是“三年生活讓我認識到農村的現狀必須改變”。他説，自己試著用所學的經濟學知識去思考農村問題，“農民不能再從事低成本、低收益的種植業，一定要做特色農業，增加農産品的附加值……”第一次見面，吳家富這個“有抱負”的大學生村官激起了我對這個群體追蹤採訪的興趣。
　　一周之後，在賀北村村民活動站，我又見到了吳家富。
　　開車下了高速、上了國道、向南轉到鄉間小道，從市區走了1個多小時才找到了賀北村村民活動站。遠遠地望見吳家富站在門口，笑著朝我們招手。
　　“我們村的條件在鎮裏還算不錯，有健身器材供我們運動，房子前面是食堂，村裏專門安排了一個大師傅替我們做飯，後面是我們的宿舍。”在自己的地盤上，吳家富儼然一副“地主”模樣，熱情大方地介紹活動站裏的一切。見有記者來了，隔壁房間內住的另外兩位村官也進來與我們寒暄。也許是因為在自家放松的環境裏，也許是周圍有同感的夥伴們，吳家富與我的對話更進了一層。
　　“剛來時，村幹部問我‘我們想要學農的，你專業不對口，來做什麼？’他們都認為，我們到農村工作是因為大學生太多了，要緩解就業壓力。村裏人都説，我們搞人際關係沒經驗，不能帶領農民致富，到這裏來能幹嘛？”他説，自己曾設想在農村要大幹一番事業，提出了一些計劃，但現在看來都成了泡影。在賀北村幹了三年，除了村裏選舉、填報各種資訊外，所有的工作就是不斷重復地寫材料、寫文件。莊稼地裏的那些生菜倒是認識，可對種植溫度、病蟲等知識一概不知。
　　“平時，與村裏農民接觸不多，也沒有什麼可聊的話題，村裏休息時間也沒有什麼娛樂活動。我們都躲在活動站裏，上上網、看看書，打發無聊的時光。因此，我想既然有空就念個研究生吧，不要虛度光陰。”吳家富説。
　　至于三年村官後出路在何方，“我不可能留在村裏”。吳家富淒然一笑：“學校老師為了提高一時的就業率，把我們推向了農村，我們當年一起分到這個鎮裏當村官的就有二十多人。”面對如今鎮裏僅有的一到兩個留任指標，他對自己的未來憂心忡忡：“可如今，我們又將要回到三年前，準備簡歷、面試、不遺余力地與我們的師弟師妹們競爭就業崗位。遺憾的是，三年村官經歷在找工作方面沒有什麼優勢，一些公司、企業都認為這不算工作經驗。”
　　“其實，我們挺想做事的，可沒有人拿活給我幹。拿著政府每個月給我的薪水，有時我感到挺對不住我們村的。我認為，村官應參加村民的選舉，謀取一個有實權的職位後，説話有分量，就能實現自己的想法了。如果不行，也能讓我們村官成立個村官自治協會，村裏提供基本的辦公條件，按各自的專業劃分，在農業與市場對接上幫助農民致富。”吳家富説，這些想法悶在自己心裏很久，卻一直不敢向村鎮幹部提及。
　　吳家富的言談中不斷使用“我們村”的字眼，能夠看出三年的村官生活已讓他將自己當成了村裏的一員。然而，村鎮幹部對村官的態度讓人捉摸不透。大興區禮賢鎮賀北村黨支部書記孟繼先也不止一次肯定了村官們運用電腦的技術和打字技能，但卻沒有提出任何關于村官未來發展的想法。

　　李子嘯：養狗養成了“事業”

　　李子嘯在通州區宋莊鎮的村鎮幹部和村官中可算一個名人。聽説我們要去採訪他，不少人都向我們描摹他的輪廓——養犬經營戶、致富能手、自己掙錢買了一輛POLO、一個什麼都想去嘗新的人……
　　早上不到9點，一個外表陽光的北京男孩在大鄧各莊村村委會外的馬路上等著我們，他就是李子嘯。“歡迎你們來到大鄧各莊村犬業基地，這是我以前的名片，新名片還在印刷中。”李子嘯一邊説著話，一邊遞給我們名片，名片上寫著“北京大鄧犬業專業合作社經理李子嘯”。
　　一個村官怎麼搖身當了經理？
　　從北京計劃勞動管理幹部學院商務英語係畢業後，李子嘯沒有找到合適的工作，正好碰上2006年北京市招村官的考試。抱著僥倖的心理，他去參加了筆試和面試。沒想到最後自己竟然通過了層層把關，李子嘯被分配到宋莊鎮富豪村做村官。
　　“2006年10月，我去富豪村上班，除了打字、寫文件外無事可做，把我憋壞了。”李子嘯説，自己那陣太無聊了，不過2007年調換到大鄧各莊村後，情況大有改觀。雖然幹的還是以前醫保、司機、打字員等瑣碎活，但因為有了事業，他頓時覺得天空明亮起來——每天忙忙碌碌、電話不斷、沒一分鐘能閒下來。
　　李子嘯所説的“事業”就是養狗。他熱愛養狗，説起養狗來就像是一個行家。沒料到，大學時的這一愛好讓他在宋莊鎮的村官生活如魚得水。
　　“我大一開始養狗，可家裏人反對。于是，我偷偷地攢了4000多塊買了自己的第一條狗，從喂狗糧、買狗衣服、給狗看病到狗下崽，每一環節我都沒落下。一年後，我的狗生了一窩小狗，我把它們全賣了，掙了6000多塊。”這可把李子嘯樂壞了，沒想到養狗還能賺錢！從那以後，他一邊讀書學英語，一邊開始養狗賺錢，買了那輛銀灰色的POLO。
　　富豪村的鬱悶日子讓李子嘯想尋找新生活。一個偶然的機會，他聽説鎮裏大鄧各莊村狗生意做得遠近聞名。“我突然興奮起來了，抓緊時間找到大鄧各莊村黨支部書記談心，聊自己的養狗經驗和想法。書記正缺幫手，以前的村官對狗沒有興趣，幫不上忙。”兩人一拍即合，在書記的強烈要求下，李子嘯被調到了大鄧各莊村。
　　從上世紀80年代發展犬業經濟開始，大鄧各莊村犬業蓬勃發展——全村109戶農民中108戶養犬，寵物犬、賽級犬俱全，還招商引資來了IGO國際寵物俱樂部。2006年，村裏成立犬業專業合作社後，每戶平均年收入都在10萬元以上，有些農戶甚至每年能收入五六十萬元。
　　“但農民的宣傳意識太落後，沒有提高狗的附加值。”李子嘯説，自己剛進村時，每家農戶雖然都在經營狗，但傳統的模式是大門緊鎖，只能聽到裏面群狗齊叫，買主看不見狗、也分辨不出狗的品種。不少買主一看這種情景，不好意思去逐戶敲門，開車掉頭走了。因此他建議，每家門口最好用一副挂圖標示狗的照片、品種和主人的聯繫電話。經過與書記探討，村民自治委員會同意了他的提議。
　　這一宣傳工作完成後，狗生意紅火起來了，河北、山東等地人都來買狗。李子嘯的不少創新點子給村民帶來了實惠，村民們開始喜歡上了這個小夥子，一遇到有狗的難題紛紛找他解疑釋惑。
　　由于英語好，他經常瀏覽國外養犬網站，學習國外經營犬業的經驗。“國際上犬業發展已有幾百年的歷史，可我國僅二三十年。隨著空巢現象、老齡化等社會情況的出現，犬業前景被看好。最近，我在修改村裏開辦的中國名犬交易網。專門安排攝影師為狗拍照片，然後將它們的配種、出生、防疫、餵養等情況全放在網上。這樣，原本1000元左右的狗能賣到3000元，大大提高了附加值。”李子嘯説，買主們足不出戶，只要輕點滑鼠，狗資訊一目了然，直接付款到賬後，狗就通過特殊的寵物快遞被送到全國各地的客戶手中了。
　　一邊幫著村裏發展養犬，一邊籌集了100多萬元在村裏建了自己的養犬場。李子嘯還想與村裏合資修建一個寵物醫院，並將以成本價對村民服務。
　　“靠著自己的本領，一步一個腳印走到今天，媽媽看了高興至極，不再反對我養狗了。”李子嘯露出了孩童般的笑容。
　　對于村官三年後的出路，李子嘯沒有吳家富的那份沉重。“我不愁，有很多選擇，村裏想留我，IGO國際寵物俱樂部也想雇我，我還有自己的養狗場……”

　　趙高陽：性格開朗了許多

　　“一到我們村，就開英語培訓班，村裏小孩和家長趙老師長、趙老師短地叫著。”通州區宋莊鎮北窯上村副書記譚雪琪盯著趙高陽，笑著也叫了聲“趙老師”。趙高陽的臉刷地紅了。
　　通州區宋莊鎮北窯上村書記助理趙高陽2006年畢業于北京第二外國語大學英語係。個頭不高的她挺有主見，不願到離南邊大興父母家近的地方，而選擇了北京最東頭的通州當村官。
　　“剛來時什麼都不懂，只能幹文秘活。我周末也不願回大興家裏，在村裏沒事做，就打算開個英語輔導班，培訓村裏小孩的英語。”趙高陽説，英語輔導班的通知一張貼出去，沒想到周末竟然來了20多個小孩，還有他們的父母。“我也沒多想，第一堂課被幾十人盯著講完。家長們卻反應很好，每周都讓孩子們來學習。這樣一來二去沒幾個月的工夫，就同村民們打成了一片。誰家裏做了好吃的，還給我送來；晚上無聊了，去誰家裏都能一塊玩。”
　　“她同村民的關係比我還好，村民有啥事都愛找她説。”譚雪琪説。
　　“我們村的經濟以種植業為主，有名的品種是生菜。農業最關鍵的問題是技術和訂單。”發現這一點之後，趙高陽將自己的工作重點轉移到蔬菜合作社。在村鎮領導的支援下，她從區裏農業推廣站請來專家，為農民們講解最新的農業知識；又組織村民去培訓生菜知識。“生菜是喜涼作物，適合于冬天生長。一年有兩茬，分別在10月至11月底和3月底至5月。所以，菜出來前就要趕緊把訂單拿到。”趙高陽説，在他們的努力下，從超市、大飯店等具備一定消費規模的地方，幫助找銷路。現在很多農民不用發愁銷路，“菜還沒有長出來，對方的訂單早已經開出了。”
　　聊至盡興處，趙高陽要帶我們去看蔬菜合作社的大棚。中午時分，烈日當頭，守大棚的農民回家歇息了。她拉開大棚的邊角塑膠布，指給我們瞧地裏的菜，“這是苦菊、那是紫甘藍，都是附加值高的跨季節菜”。聽到趙高陽説得頭頭是道，大家都笑稱“你成了一個老農民”。
　　趙高陽説，農村生活改變了我，現在的她與過去判若兩人。自己以前挺靦腆、不愛與人接觸，村官這份工作迫使自己必須與人溝通和交流，性格開朗了許多。
　　沒有吳家富的沉重，沒有李子嘯的灑脫，趙高陽選擇了平凡務實的道路——一切從“趙老師”開始，組織專家對蔬菜合作社農戶進行培訓、教育，充當著蔬菜種植戶與外界交流的紐帶。
　　“我還想在村裏繼續幹下去。”趙高陽説，自己在村裏與大家相處得很好。“我就惦記著在這裏扎根。但鎮裏傳達了上面的精神，2006年第一批21名村官，只能留3人。上周，鎮裏組織了考試，我還不知道能否通過。”她説。

　　她：選擇安靜地走開

　　在單調、寂寞的農村生活中，吳家富等人選擇了勇敢地留下來，李子嘯則幹得紅紅火火，而還有一些人則安靜地走開。我們通過各種方式都未能聯繫上那些辭職的村官們，只能從旁人嘴裏聽到了關于他們的只言片語。
　　“我們這批人中，就她一人走了。”大興區禮賢鎮禮二村書記助理王堯説，“有一位北京籍的大學生分來當村官不到一年，就離職走了，好像家裏幫她找了份銀行的工作。工作體面，她也挺高興。”
　　女孩臨走前與王堯談心説，實在忍受不了農村的生活，村官的工作與自己想像的差距太大了。女孩的離開對周圍的村官們有一定的觸動，但為了北京戶口或其他緣故，不少村官還是選擇了勇敢地留下來。

　　鄭飛：“如果再選擇，肯定不來當村官”

　　“快熬到三年了。”面對記者的提問，2007年從北京石油化工學院石油專業畢業、現任大興區禮賢鎮西北疃村村官的鄭飛堅定地説：“如果再選擇，我肯定不來當村官。”直率的他一點都不隱瞞自己內心的想法。“我們周圍的村官，沒有一個人覺得三年過得有價值。”
　　而吳家富他們三年後的出路至今仍不明朗也讓他倍感迷茫。
　　“家富他們考公務員沒成，筆試過了，面試並沒因我們的村官經歷而加分；找其他工作，沒有應屆生的優勢，很多公司還瞧不上你的三年村官經歷；繼續深造考研究生可能性不大，書本丟了這麼多年，再拾起來比較難；工作沒有著落，年齡也過25歲了，還得考慮個人婚姻問題。怎麼所有的一切都集中到了一起？”鄭飛一口氣地點出了自己的種種困惑後，陷入了沉思中，半晌沒説話。
　　“聽説，有的地方村官做得非常好、帶領農民致富，我們挺想能夠大家在一起交流、學習經驗。但也沒人給我們提供這樣的機會。”

聽聽村鎮幹部怎麼説

　　我們最希望他們都是學農的

　　通州區宋莊鎮北窯上村副書記譚雪琪：

　　最希望分配下來的村官是學農的大學生，但遺憾的是分配下來的都沒學農的。

　　大興區禮賢鎮賀北村黨支部書記孟繼先：

　　最想要學農的學生，能夠更好地在農村發揮作用。村裏的經濟主要以農業種植業為主，如果村官們是學農業專業出身，果樹有什麼病，能想法去殺蟲；蔬菜大棚有問題，還能想法重新搭建。幫助農民想辦法解決問題，給農民帶來實實在在的幫助。學醫的、學師范的也行，幫農民看病、教小孩子念書也行。可我了解到，從2006年至今，鎮裏這三個專業方向的村官少之又少，“分來的都是電腦、貿易、石油、行政管理這些專業”。

　　難以同農民打成一片

　　孟繼先：

　　從村官到村裏報到的第一天開始，我就給村官們下達了“半年計劃”，希望村官通過這一計劃與村民們打成一片。即用半年的時間，到村委員、村幹部、所有普通村民家中去進行交流，了解農村知識和農民的需求。可城裏來的大學生們卻露出為難的神情告訴我：“有的人家下地了，找不到人；有的人家家裏有狗，我害怕。”三年來，村官踏進的農戶家的數字屈指可數，他們對農村問題又能了解多少呢？
　　“接觸少、溝通少、了解少”，根本不能同農民打成一片。也許是他們扣著村“官”的帽子，一些村民都不敢跟他們説話。

　　孩子們帶來了新思路

　　通州區大鄧各莊村黨支部書記李勇傑：

　　中國農村問題最復雜了，這些孩子們到這裏當村官帶來了很多新思路。拿李子嘯來説吧，他點子多、英語好，能給我們帶來很多超前的想法和實惠。經過大家認證是合理的，我們就支援他繼續走下去。
　　我經常給孩子們談，農村基層的工作把握好了，將來去哪都能成一把好手。

　　通州區宋莊鎮師姑莊村村委員會委員張昌喜：

　　我在大隊幹了29年，村官們來的這兩年，確實給沉悶的農村生活帶來了生機。

　　村鎮領導思路決定村官命運

　　通州區宋莊鎮組織委員申鍵：

　　村官的發展關鍵在于村書記或主任對他們的培養。
　　我們見到，在不同的村莊，由于村幹部的發展思路不同，村官們的發展各不相同。我對鎮裏所有村官都比較了解。鎮組織部門在下派村官時也花費了不少腦筋，我們仔細研究了他們的個人情況和特點。既要讓他們的專業適合本村的胃口，又要不斷地調整村幹部的思路——告訴他們村官除了寫文件，還能為農村合作社發揮作用、幫助農民致富。

　　留在農村不現實

　　張昌喜：

　　我也想把他們留下來，但從工資待遇、個人發展等方面來看，讓他們留在農村太不現實了。

　　申鍵：

　　村官都有自己的目的，這左右了他們的發展。有些人為了一張北京戶口，有些人找不到好工作而被迫來此，還有些人想在農村做一番事業。三年後，我們發現，那些目的最單純的村官，他們幹得最好。因此淘汰一批人很有必要，不是任何人都會成為合格的村官的。
　　從個人發展的長遠角度來看，很多大學生都不會滿足農村給他們提供的舞臺。我認為，村官的三年生活應該是大學生人生中的一種經歷和鍛煉過程。在農村合作社等一些農村經濟體中的工作經驗，能為他們未來自主創業提供幫助。
　　1、 李子嘯站在養狗場前打電話聯繫業務。
　　2、 通州區移動公司為大興莊樹的草莓採摘園廣告宣傳牌。這是村官孫璐珺與通州區移動公司“談判”的成果。
　　3、 村官趙高陽揭開蔬菜大棚的一角，讓記者看種植的苦菊。

連結

　　中辦、國辦2008年印發《引導和鼓勵高校畢業生面向基層就業的意見》

　　——畢業後自願到艱苦地區、艱苦行業工作，服務達到一定年限的學生，其在校期間的國家助學貸款本息由國家代為償還。
　　——到艱苦邊遠地區和國家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就業的，可提前執行轉正定級工資，高定1至2檔工資標準。

　　北京市《關于引導和鼓勵高校畢業生到農村基層就業創業實現村村有大學生目標的實施方案》

　　被聘用任為村黨支部書記助理、村委會主任助理的高校本科畢業生
　　——各區縣有關鄉鎮政府與其簽訂勞動合同，合同期為3年。期滿後可根據工作需要和本人意願續簽合同。
　　——對非北京生源北京高校畢業生聘用兩年連續考核合格者，按接收非北京生源高校畢業生的有關規定與程式上報市人事局批準後，檔案、戶口轉至工作區縣人才服務機構集體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