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我國內地宣布投建的7.5代以上液晶面板生産線已多達8條，預計總投資額將超過2000億元人民幣。兩到三年後液晶面板市場或將面臨産能過剩的考驗。（資料照片）

    供大於求在一定條件下，有相當的積極作用；供大於求只有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民營經濟大量發展的情況下才會産生。
　　對我們來説現在遇到的問題則是全新的，我們要認真研究我國産能過剩的原因和應採取的對策。

    如果用一句最簡單的語言説明當前的國內經濟問題新特點，那就是我們第一次面臨大範圍的“産能過剩”。
　　在傳統計劃經濟時期，商品總是短缺，當經濟增長高潮來臨時，有時是生活消費品，有時是能源、交通和原材料的供給制約着我國經濟的增長，有的經濟學家認為，社會主義經濟就是“短缺經濟”，經濟運行總是處於“緊運行”中。而本輪經濟增長高潮中卻出現了産品供大於求、産能過剩，從供給制約轉變成需求制約。

　　産能過剩是市場經濟的普遍難題

　　目前，我國鋼鐵、紡織、有色、船舶、建材、化工、汽車燈行業都存在産能過剩。2008年我國有色行業中電解鋁産能超過1800萬噸，國內消費1260萬噸。建材行業中水泥存在3億至4億噸過剩産能，目前仍有在建水泥生産線超過200多，新增産能超過2億噸。煤炭工業中焦炭過剩産能1億噸左右。以上僅是對我國工業主要行業粗略統計。據了解，當前我國主要産業産能利用率只達到60%到70%，正常情況應該在80%左右。
　　現在社會一般將“生産能力大於需求”或者用“供大於求”理解為“産能過剩”。“供大於求”有正面影響也有負面影響，只有當“供大於求”的負面影響超過正面影響時才是“産能過剩”。
　　“産能過剩”還應分為“即期産能過剩”和“預期産能過剩”。“即期産能過剩”是指當前的生産能力與需求量的比值超過了正常範圍，主要表現為設備利用率低、産成品庫存增加、價格下降甚至低於成本、企業虧損面大。“預期産能過剩”是指未來某時間內預期的生産能力與預期需求的比值超過正常的範圍，主要表現為在建項目投資增長過快。
　　産能過剩還有“相對産能過剩”和“絕對産能過剩”之分。“相對産能過剩”主要表現為供給過多而需求不足；“絕對産能過剩”則表現為需求已經開發得很充分，但還在不斷地擴大供給，造成絕對量的過剩。
　　産能過剩還與經濟周期密切相關，在經濟增長的低谷階段，産能過剩是比較普遍的現象。
　　産能過剩是市場經濟的常態，既有企業發展規劃的原因，也有經濟周期的因素。從企業來看，為避免喪失市場機會，不少企業的産能規劃一般都適度超前於市場需求，而市場需求會出現周期性的波動，這種波動的走向和幅度有時會大大超過企業的預測。
　　自1825年在英國發生第一次資本主義生産過剩經濟危機以來，在長達180多年中，西方市場經濟中的生産過剩危機，每個7、8年就會來一次。研究生産過剩的著作和理論汗牛充棟，20世紀30年代雖然出現了以凱恩斯為代表的西方宏觀需求調控理論與政策，也沒有有效避免生産過剩危機的周期性的出現。

　　産能過剩對我國經濟的影響

　　生産能力大於需求是市場經濟條件下經常出現的現象。當供過於求的産能數量超過維持市場良性競爭所必要的限度、企業以低於成本的價格進行競爭的時候，産能過剩就對經濟帶來負面問題。當前我國産能過剩帶來的問題是：
　　産品價格大幅下跌。
　　以鋼鐵産業為例，外需萎縮和産能過剩導致我國鋼鐵價格出現連續暴跌。2008年11月份，國內主要鋼材平均價格從當年6月份的最高點每噸6700元跌至3000元，下降50%多。
　　産品庫存量增多。
　　2008年下半年受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需求急劇萎縮，導致許多行業産能大量過剩，産品庫存量大幅增加。2008年11月份化肥業庫存達到590萬噸，同比增加130萬噸。
　　金融風險增加。
　　産能過剩行業的資金有相當部分來自銀行，這些産能過剩行業如不及時調整，就會增加銀行呆賬壞賬，增加金融風險。銀行在呆賬壞賬增加的情況下，信貸就會緊縮，這樣對經濟和整個社會都會産生不良影響。
　　貿易摩擦加大。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外國針對我國的貿易保護措施不斷增多，在外需嚴重萎縮的情況下，進一步影響了我國外貿出口。
　　浪費資源，污染環境。
　　對於行業的嚴重産能過剩，不僅會帶來設備閒置，而且因為資源價格和環境成本扭曲，還可能扭曲“優勝劣汰”的機制，浪費我國稀缺的礦産資源，污染環境。
　　影響就業和社會穩定。
　　例如，水泥行業2008年就有125萬人就業，43%的虧損面意味着幾十萬人的工作崗位和收入出現問題。
　　當我們告別商品短缺的喜悅還沒有多久的時候，又面臨着生産過剩的困擾。如果説西方政府和企業在180多年中在解決生産過剩問題積累了豐富的經驗的話，對我們來説現在遇到的問題則是全新的，我們要認真研究我國産能過剩的原因和應採取的對策。

　　供大於求在一定條件有積極作用

　　我國最早出現某些産品的産能過剩問題是在我國市場經濟最先發展的地區。上世紀90年代，當時國家有關部門對某省為生産某種商品出現了上千家生産企業提出批評，認為是“一哄而起”，造成産品供大於求，形成積壓，浪費了社會寶貴的資源和設備。
　　當地主管經濟工作的官員卻對記者談了截然相反的觀點，正是因為供大於求，才能形成競爭，才逼迫企業提高産品質量、降低成本、加強管理、千方百計生産市場適銷對路的商品。正是這種競爭，最終使當地産生出全國著名企業。
　　“形成幾家著名企業畢竟是少數，成百上千的企業將在競爭中倒閉，這是否是對社會資源的浪費？”
　　當地官員回答説，當地投資辦企業絕大多數是民營資本，追求財富是他們的本能。多數企業在産品供大於求局面形成之前已經把本和利潤賺到手了。這些資本對市場變化反應敏銳，當他們發現自己現在生産的産品競爭不過別的企業，少賺和不賺錢後，又會捕捉新的商機。當地成衣、空調、冰箱、摩托車就是這樣逐漸發展起來的。當然也確有一些企業在競爭中破産、倒閉。但整個地區經濟卻繁榮和發展起來了。
　　當時的採訪，給作者一個深刻的印象：供大於求在一定條件下，有相當的積極作用；供大於求只有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民營經濟大量發展的情況下才會産生。

　　産能過剩和産權制度、分配製度改革的關係

　　對我國産能過剩最早發出警告的經濟學家王建認為，我國目前大範圍的産能過剩是和我國産權制度和分配製度改革的深化相&&。
　　在傳統計劃經濟條件下，因為産權不明晰和收入分配的嚴重平均主義，社會大眾缺乏必要的社會壓力和追求財富積累的動力，導致社會公共資源使用效率低下。人們的收入除了消費之外，幾乎沒有其他投資渠道，除了存銀行獲得利息外，根本沒有合法的投資和財産性收入，人們的生産積極性受到壓抑。因此，總供求格局的長期態勢是需求大於供給。
　　上世紀90年代，中國進行了産權制度改革。産權制度改革和收入分配製度的改革不僅具有調動各方面積極性的巨大作用，而且使經濟發展的動力機制産生了深刻的變化，個人和家庭收入不再只是“消費資金”，而是成為了儲蓄和投資的主要資金來源。
　　這次改革是具有決定性意義的一場改革，中國工業的許多産業出現了世界工業史上最激烈的競爭現象。企業為了在競爭中取勝，盡可能地調動各種可以獲得的優勢因素：低價格的土地、能源、礦産等，低報酬的勞動力，低成本的資金，低環境標準。這種激烈的競爭産生了明顯的副作用，至今仍遭到人們的批評。但正是這場改革，我國才能夠在短短20多年的時間內消除計劃經濟“短缺經濟”的特徵，使我國工業生産能力和規模大幅度提高，有了迎接經濟全球化的競爭實力。
　　我國産權制度和分配製度改革，導致基本經濟運行機制的改變，也改變了中國經濟運行的基本特徵，就是從社會總供給小於總需求轉變為供大於求，我國經濟增長中的供給制約轉變成需求制約，這種轉變主要是發生在本輪經濟增長的高潮中。
　　以往的經濟增長高潮中，由於主要生産資料和消費品國內供給不足，總會引發大量進口和貿易逆差，以及國家外匯儲備的明顯下降，但在本輪經濟增長高潮過程中，卻始終保持着貿易順差明顯擴大與外匯儲備猛增的趨勢。
　　以往的經濟增長高潮中，GDP增長率上升到10%、工業增長率上升到20%後只能維持2年左右時間，在本輪經濟增長高潮中，兩者在這個水平上運行了5年時間。
　　在本輪經濟增長高潮以前，能源、交通和原材料的瓶頸制約是常態，在經濟增長高潮到來時會更加突出，而在本輪經濟增長高潮中，這些瓶頸雖然也出現過，但很快就被突破。例如到2005年初鋼材價格就開始下降，到2006年電力供應緊張也全面緩解，主要瓶頸部門都在兩年左右時間內，就從供應緊張轉向供求平衡，並開始出現較明顯的産能過剩了。
　　這些經濟運行特徵的變化，都是中國經濟的總供求格局從供小於求向供大於求轉變的反映。由於分配結構的變化，導致儲蓄傾向上升而消費傾向下降，使投資可以獲得充足的來源，就可以迅速突破經濟增長中的産業瓶頸。2000年至2005年，我國投資率逐年上升：36.4%、38%、39.2%、42.2%、44.2%和44%。由於儲蓄增長速度超過了投資增長速度，社會的剩餘産品大量增加，不僅可以充分滿足投資需求，還可以有大量産品提供出口，使投資與貿易順差增長保持“雙高速”。從另一方面看，則是消費率不斷下降。與投資率逐年上升相對應，最終消費率逐年下降，自2000年開始：61.1%、59.8%、58.2%、55.4%、53%和52%，到2008年只有38.9%。
　　因此，目前我國的産能過剩是産權制度改革導致分配關係開始發生變化，分配差距拉大導致儲蓄率大幅度上升，儲蓄過剩導致投資高增長和不斷下降的消費率才形成的。
　　另外，我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刺激了一些行業生産能力的大規模擴張，由於我國體制機制不完善、經濟增長方式粗放，部分行業存在盲目投資、低水平擴張的問題。部分行業産能過剩，還在於生産要素成本價格扭曲，如資源價格被低估、環境成本沒有估計足，而導致存在大量的技術水平低、工業落後的高耗能型企業。

(作者為新華社世界問題研究中心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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