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北京7月28日電 7月28日,《新華每日電訊》發表題為《抗戰，有這樣一位“提燈天使”》的報道。
他是中國現代醫學的推手之一，也是世界著名的生理學家、教育家。在北京協和醫學院，有一棟“可勝大樓”，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貴陽城郊的“中國紅十字會救護總隊圖雲關舊址”，則見證了他的另一個身份：中國紅十字會歷史上傑出的領導人，偉大的人道主義工作者，國際紅十字運動史上功勳卓著的戰地救護領導者。
他就是林可勝，中華民族不能遺忘的一個人。
“林可勝是最早為世界科學界推崇的中國科學家之一，他的科學實驗是鎮痛和阿斯匹林研究的裏程碑，他是協和初期主要的醫學教育家之一，是規劃了全中國軍醫培養體係的將軍。”學者饒毅評價説。
“林可勝可謂是中國抗日戰爭的‘提燈天使’。”海基會首任秘書長陳長文這樣説。
“林可勝及其領導的中國紅十字會救護總隊在抗戰中所取得的成就，是紅十字國際運動最偉大的戰地救援實踐。”紅十字國際學院副院長劉選國説。
如今，在圖雲關那處穿過歲月的舊址，林可勝的巨幅照片被布置在紀念館的正中，他叼著煙鬥，帥氣的面龐笑得燦爛。金色的獎章閃亮，上面鐫刻著“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紀念章”。一件件救援實物和珍貴留影，似乎在默默訴説著，在中華民族生死存亡之際，林可勝以及中國紅十字會救護總隊為抗戰救護立下的不朽功勳。
出身書香門第，戰時臨危受命
貴陽南郊，圖雲關森林公園，峰巒起伏，樹木蔥蘢，是貴陽市民爬山休閒的一處勝地。
中國紅十字會救護總隊貴陽圖雲關抗戰紀念館，便位于公園的一處山坡上。84年前，中國紅十字會救護總隊輾轉遷駐此地。當時，這裏匯集了全中國最強大的戰地救護力量，雲集了大量各國救護人員，並向各個戰區派出了眾多高水準的戰地醫療救護隊，指揮著全面戰地救護。上千噸世界援華醫療衛生物資集中到這裏，又源源不斷送往全國各地，其中包括八路軍、新四軍的抗日根據地，直至1945年抗戰勝利。
當年這個不起眼的圖雲關成了全國抗戰救護的“心臟”，而參加組建並時任紅十字救護總隊總隊長的林可勝則是救護隊的“靈魂”。
林可勝1897年生于新加坡一個書香門第。父親林文慶是著名革命家、醫學家、教育家，曾擔任孫中山的私人醫生、廈門大學創校校長；母親黃端瓊是著名愛國僑領黃乃裳長女，也是最早赴美留學的中國女性之一；姨父是中國著名公共衛生學家、華人世界首位諾貝爾獎候選人伍連德；岳父是被稱為“國民黨四大元老”之一的張靜江。
幼年求學于蘇格蘭的林可勝，中學畢業考入愛丁堡大學投身醫學，主攻生理學方向。其間一戰爆發，他應徵入伍，以英屬印度遠徵軍團軍醫身份在法國服役兩年，主要從事新兵戰地救護訓練工作，這一經歷也為他後來從事戰地救護工作積累了豐富經驗。
1924年，林可勝在美國獲得博士學位後回國，成為北京協和醫學院建院以來第一個華人教授，年僅27歲。在不少人的回憶中，此時的林可勝是個“工作狂”，他“富于思想，博學多藝，其能力之強，精力之旺，責任心之重，非常人可比”。其在國際生理學界的成就與影響力，被胡適譽為“第一流的生理學者”。
1926年春，林可勝發起創建了中國生理學會，並擔任第一任會長。
“林可勝是位學者，但絕不是兩耳不聞窗外事的書呆子。”長期從事中國紅十字運動研究的蘇州大學教授池子華説。
“九一八事變”後，日軍侵佔東北，窺視華北，戰火在長城腳下蔓延。林可勝便組織協和學生救護隊，開赴古北口前線實施戰地救護，並在協和醫學院組建軍醫官救護訓練隊，就此與中國紅十字會建立聯繫。之後林可勝還建議，派遣協和醫療隊赴南京待命，以便在戰爭爆發時為前線戰士提供救護。
“七七事變”後，中斷休假的林可勝臨危受命，著手組建全國性醫療救護體係，並出任中國紅十字總會總幹事兼總會救護總隊長。為了免除後顧之憂，他把妻子兒女送到新加坡，孤身一人投入到抗戰救護之中。
1937年10月，救護總隊在漢口成立，隨後輾轉長沙、祁陽，直到遷至貴陽市郊圖雲關。
“在中國部隊所能到的地方，中國紅十字會救護人員也應該能到。”在圖雲關，林可勝首次將其“流動救護隊”的救護理念應用于中國戰場，擴展了紅十字會的救護規模，填補了軍醫救護的不足。在他的苦心經營下，醫務隊擴充至114隊，醫護人員達3420人。他還組建戰時衛生人員訓練總所，培訓軍醫15000多人，極大地支援了抗戰軍醫救護工作。
“具豐富情感，抱犧牲志願，本博愛襟懷，獻科學身手，作精密準備，求迅速效率，保傷兵安全，增人類幸福。”紀念館裏，林可勝當年為救護總隊確定的“救死扶傷、博愛恤兵”的救護信條被懸挂在醒目的位置，當年的救護細節則呈現在一張張泛黃的黑白照片中。
1940年夏，林可勝親自率領醫師深入到各戰區考察軍醫設施。當時有許多地區不通公路，全靠步行。照片裏，烈日下，他光著上身，頭包白布，走在前頭。
在行走70天後，他們回到貴陽擬定了一個“水與污物管制計劃”，針對水致傳染病與腸胃病的預防，先在長沙前線試行，後又推廣到各戰區，從而減少了軍隊的傳染病。
林可勝認為，部隊駐扎鄉村，不僅部隊本身的環境衛生要搞好，還要訓練部隊改善鄉村的環境衛生，將來勝利後，大批士兵復員回到自己的家鄉，便可把農村的衛生搞好。他説：“現在的工作即可為將來戰後重建的公共衛生打好基礎。”
第三次長沙會戰之後，美國《時代》周刊有一篇文章這樣寫道：“在中國對抗日本帝國的血腥戰爭中，有許多的醫生和護士走向戰場，在戰壕裏為受傷官兵裹傷。請記住兩個偉大的名字，中國的林可勝先生和加拿大人諾爾曼·白求恩先生。”
“等于是讓一個軍有十二個師”
在中國紅十字會救護總隊貴陽圖雲關抗戰紀念館一處沙盤前，人們可以清晰地看到“戰時圖雲關地形地貌實景再現”。始建于宋嘉泰元年的圖雲關，有“黔南首關”之稱。這裏連接著川黔、湘黔、滇黔和黔桂四條公路幹線，是當時重慶連接大後方的必經之路。山坳之上，峰巒起伏，樹木蔥蘢，隱蔽性強，非常適合做野戰醫院。
救護總隊位于檢查哨和羽高橋山坡公路之間，設有戰時衛生人員訓練所、基地醫院、骨科病房、疫苗工廠、假肢廠、小學等，可以進行細菌檢測、制作安裝假肢、被服及繃帶口罩加工、生産藥品等。由于物質條件差，所有建築都十分簡陋，屋頂都是稻草蓋的。
雖然住的是草棚，吃的是糙米雜糧混有沙粒的飯，穿的是破了洞的“二尺五”灰布軍服，但從上到下大家和諧相處、平等相待，猶如一個戰時大家庭。
救護總隊成員沈新路曾回憶，因為所有房屋建在山坡上，有次一場大雨將宿舍廁所內的流水衝向食堂的蓄水池，大家吃了幾頓尿湯飯也毫無怨言，這種精神被大家信奉為“圖雲關精神”。
大多數工作人員家在淪陷區，大家心懷共同目標，投身到人道主義救死扶傷的行列，經常連續工作十幾個小時。他們用募捐來的全套生産疫苗和血清的設備，很快辦起了血清疫苗制造廠；不到一個月，就開始生産霍亂疫苗、傷寒和副傷寒疫苗及破傷風類毒素，供各地抗日部隊備用。
“活動在戰地的醫護人員條件更差，有的轉戰晉陜高原，有的遍走不毛之地，有的穿行疫情禁區，但大家始終堅持工作。外籍醫生也一樣，並無特殊照顧，終日同甘共苦並肩戰鬥。”沈新路回憶道。
面對戰爭的煎熬和艱苦的生活，圖雲關上成立了書報供應社、歌咏社等組織，豐富文化生活，緩解大家的緊張情緒。
只聽這邊唱：“流浪，流浪，整日就在關內流浪，哪年、哪月才能夠回到我那可愛的故鄉……”
那邊接唱：“沒有吃、沒有穿，敵人給我們送上前；沒有槍、沒有炮，敵人給我們造！”
救護總隊的組織體係為“一室四股”，包括總隊長辦公室、醫務股、材料股、運輸股、總務股。醫務股是救護總隊的主體和核心，材料股、運輸股則是救護總隊的血液和血管。當時醫療物資大量依賴援助，材料股負責醫療物資的簽收、管理和分發，運輸股下轄汽車隊的同時設有加油站和修理站，另外設有騾馬隊、人力輸卒隊等。
運輸股是救護總隊重要的組織機構，輸送救護人員和藥品器材、運送傷兵，連接起了圖雲關大本營與全國戰場。
“抗戰時期，汽油匱乏，配件短缺，道路險峻，路途中還時常遭遇日軍飛機襲擊，運輸股隊員出沒于炮火之中，將醫療資源輸送至各個神經末端，成為實現科學高效救護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圖雲關抗戰紀念館負責人商夢嬌説。
在圖雲關最盛時期，工作人員達上千人，其中來自協和醫學院的人最多，救護總隊也被稱為“小協和”，這種“學緣”關係也成為林可勝有效管理救護隊的重要法寶。
戰爭在繼續，傷兵日益增多，後方醫院人滿為患。除了戰地救護，林可勝同時兼顧軍醫訓練工作，此時的圖雲關已經成為“軍醫的搖籃”。
歷史上，瘟疫與戰爭都是無法切割的。抗戰期間，軍中瘧疾四起，疥瘡普遍。
救護總隊在圖雲關設有專門的疫苗工廠，接種疫苗是救護總隊日常工作的一部分，無論是軍中士兵還是駐地民眾，救護隊員都一視同仁，極大地緩解了傳染病的擴散。同時，救護總隊還給民眾治病、接生。以貴陽為例，救護總隊就在圖雲關和大西門社會服務處開設了診療所。
救護總隊廣泛開展滅虱、治疥、抗瘧，推進洗淋浴、飲用水消毒等一係列衛生工作。在圖雲關紀念館，依據歷史檔案復原了其中一種滅虱爐，展示了如何通過高溫蒸汽對士兵衣物進行消毒。
1940年，馮玉祥到圖雲關視察，對林可勝領導的救護總隊開展的“滅虱、洗澡、治疥”工作給予充分肯定。
在圖雲關，抗日傷病官兵得到救治，傳染病得到遏制，保證了抗戰力量。在後人的回憶錄中，記載了林可勝這樣一句話：“我們在這裏的工作，等于是讓一個軍有十二個師。”
救護總隊裏的紅色力量
在紀念館裏，一處紅色展板非常引人，上面一張張青春的面孔英氣逼人，泛黃的老照片上寫滿了當年活躍在救護隊的中共黨員的血色浪漫。
“林可勝既是一個愛國主義者，也是一名人道主義工作者，他對所有抗戰軍隊一視同仁。”商夢嬌介紹。救護隊在成立之初，武漢八路軍辦事處就與林可勝取得聯繫，他非常讚同中國共産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並接受武漢八路軍辦事處在救護總隊內宣傳抗日救亡思想的建議。
當時，共産黨員毛華強、馮驥（又名方紀）、黃群被編入救護總隊第58隊，得到了林可勝的支援。
1937年底，應周恩來的請求，林可勝派出首批三支醫療隊奔赴陜北和山西，協助八路軍開展醫療救護。醫療隊受到延安軍民熱烈歡迎，兩個醫療隊分別被安排在當時“中國最大的山洞醫院”寶塔山邊區醫院、甘谷驛兵站醫院工作。
在延安，由于沒有正規的手術室，醫療隊便將空置的窯洞除塵殺菌後改造為手術室，他們把白布挂在窯洞壁及頂上，用來防塵和增加亮度。沒有電，手術就趕在白天做。醫療器械缺乏，他們便自制或找代用品。為了提高診療準確率，救護隊特意請求西安分部派人送來一臺X光機。
其中，中國紅十字會救護總隊第23醫療隊在陜北的近800天中，完成各類手術3000余例，無一死亡病例。
1940年元旦，八路軍第二兵院第三收容所全體工作人員、休兵傷員，特向第54救護隊贈送錦旗一面，讚曰：“中國紅十字總會第五十四隊全體同志存念，‘不避艱苦，發揮了醫人救國的熱忱’。”
中國紅十字會救護總隊除了“人力”支援八路軍抗日根據地，“物力”的援助也是經常性的。1939年冬，以英國牛津大學教授巴吉爾為首的英國援華團，攜帶約10噸貴重醫療器材和藥品，自貴陽圖雲關出發。林可勝以救護總隊長的名義，委派西北視導員、共産黨員郭紹興在陜西漢中接待，轉運至西安交第十八集團軍辦事處。幾經周折，這批物資大部分運抵延安。
中國紅十字會救護總隊還先後派出醫療隊到新四軍的抗日戰場進行救護工作，並送去藥品和器械。新四軍軍醫處處長沈其震是林可勝在北平醫學院時期的學生，林可勝也曾派遣副總隊長湯蠡舟到訪新四軍總部，帶去大量的藥品和醫療器械。
中國紅十字會救護總隊運輸股大隊長章文晉是早年留學德國的中國共産黨員，他將許多運輸隊員都發展成了共産黨員，在往返延安和重慶運輸藥品時，總會把紅色宣傳資料帶回圖雲關。
林可勝在走訪各地紅十字會救護總隊小隊時，曾專程去過延安，並且受到了毛澤東的接見。資料顯示，僅延安及陜甘寧邊區等地，先後有20多支醫務隊和不計其數的醫療物資輾轉送達。他們還動員和組織了一批進步青年醫務人員和一些外國醫生到八路軍、新四軍工作，陸續運送了大批醫藥器材到共産黨領導下的抗日根據地。
在紀念館內，可以看到救護隊員在窯洞內做手術的照片。在保存依然完好的檔案裏，可以看到提貨地點位于貴陽城門外發往八路軍的藥品提貨單。
“林可勝如此支援和援助中共領導的抗日軍隊，是頂著很大壓力的。”曾寫過《抗戰救護隊》的作家楊義堂告訴記者，從一開始向八路軍、新四軍提供救護援助起，就有各種閒言碎語。隨著國共兩黨關係的變化，對林可勝的懷疑、指責和排斥不斷升級，以至于蔣介石與他面談，責怪“左傾頗甚，陰助延安”，並派人進駐救護總隊，成立“政治部”，專事“整頓”和“清洗”，導致正常工作無法開展。在這種形勢下，林可勝被迫辭職。
1942年，應中國遠徵軍請求，中國紅十字會總會要派一支救護隊隨軍服務。此時，解職不久的林可勝，剛剛當選美國科學院外籍院士，並收到美國某大學聘書，同事和學生都勸他去美國就任，但他執意要求去緬甸。于是，林可勝率領50名醫生、10名司機到緬甸開展戰場救護、建傷病醫院、轉運傷員等工作。其間迫于形勢，林可勝甚至臨時學會了開火車。
仁安羌大捷後，林可勝和其他救護隊員護送400多名傷病員，冒著槍林彈雨，越過恐怖險惡的野人山，進入印度境內，又承擔起中國駐印軍的軍醫訓練工作，直到回國接受新的任務。
1944年，林可勝協助救護總隊組成15個救護隊和10個運輸隊參加了中國遠徵軍收復滇西和駐印軍反攻緬甸的一係列作戰，救治轉運傷病員數以萬計，僅治愈重傷官兵就達7000余人。
林可勝多次前往海外募捐，憑借其聲望得到眾多海外團體及愛國華僑的廣泛支援，大量醫療物資、資金及車輛通過他送到圖雲關，再發往前線。在林可勝的帶領下，圖雲關成為全國戰地救護中樞，包括一支來自德國、英國、波蘭、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奧地利、匈牙利、美國、加拿大等國的30余名“西班牙醫生”志願者集合在這裏，通過救護總隊參與抗戰救護。他們被林可勝混合編入各醫療隊中，與中國同仁一道開赴前線，守護中國抗日軍民的生命與健康。
抗戰勝利後，林可勝將各軍事醫學院校及衛生人員訓練所改組為國防醫學院，出任首任院長。1948年，林可勝被委任為國民政府衛生部部長，但他沒有從命，而選擇去美國繼續他的生理學研究，1956年當選美國科學院院士。
在林可勝身邊工作多年的周美玉曾回憶，“雖然戰前戰後林可勝替國家籌募到為數眾多的捐款及藥品器材，但他本人卻兩袖清風，以至于赴美前，夫婦兩人旅費都成問題。沒辦法只好賣東西，連襪子都拿出來賣，那是別人送給他的新襪，其經濟拮據可見一斑。”
1969年7月8日，因食道癌，林可勝在牙買加逝世，享年72歲。
如今，在圖雲關的蒼松翠柏中，聳立著中國紅十字會救護總隊的紀念碑，兩旁的人物雕塑代表了以林可勝總隊長為核心的救護總隊群體。不遠處，“英國女醫生高田宜之墓”靜靜立在圖雲關的蒼翠森林中。
它們見證了抗日戰爭那段崢嶸歲月，成為這段血與火歷史的難忘注腳。（記者 強曉玲 李驚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