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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要盡職履責,盡自己最大的可能,通過加強國際合作來確保在海外我國公民的生命安全。
我們不能把今天的墊腳石變成明天的絆腳石。
腐敗是人民政府的天敵,我們要用法治的思維,用制度來管權、管錢。
只要我們相互尊重、管控分歧、互利互惠,碰出的應該是和諧的聲音,而不是刺耳的噪音。
中國經濟又有著巨大的潛能和韌性,我們有能力也有條件使今年經濟運行保持在合理區間。
我們要努力做到讓市場主體“法無禁止即可為”,讓政府部門“法無授權不可為”。
我們不片面追求GDP,但是我們還是需要貼近老百姓的GDP,提高質量效益、節能環保的GDP。
香港同胞歷來是有著敢拼能贏的精神,會在未來全球競爭中保持競爭優勢,保持繁榮。
所謂智者求同,愚者求異。中美雙方要擇寬處行,謀長久之利。
為了釋放改革紅利,尤其是讓廣大人民受惠,我們義無反顧。
兩岸關係中重要的內容是人員往來和經貿合作。
對房地産市場要抑制投機投資性需求,重在建立長效機制,促進房地産市場平穩健康發展。
我們説要向霧霾等污染宣戰,可不是説向老天爺宣戰,而是要向我們自身粗放的生産和生活方式來宣戰。
推介中國的産品,維護中國企業在海外的正當權益,這是作為中國總理份內的事。
今年要著重繼續做三件事,就是保基本、兜底線、促公平。
      馬航失聯飛機上有239名乘客,其中154名是中國同胞,他們的親人心急如焚,他們的生命安危牽挂了中國政府和億萬中國人的心,現在我們也在盼來有消息,哪怕是一丁點好消息。中國政府已經啟動了全面應急和搜救機制,現在到達相關海域的有8艘中國艦船,還有一艘正在駛向相關海域,而且我們還動用了十顆衛星進行信息技術支持,只要有任何疑點都不能放過。昨天我還和在前方的中國一艘搜救船船長通話,請他盡力再盡力。我們對衛星圖象上發現的一些疑點,也在盡力地進行辨認。這是一場國際大搜救,有諸多的國家參與了搜救,我們也要求有關方面加強協調,並且一定要查明原因,找到馬航的失聯航班,妥善處理相關各方面的事宜。只要有一絲希望,我們絕不放棄搜救!至于問到中國的開放政策會不會變?不會,會繼續開放,會有更多的中國公民走出國門,這會增加政府的責任。政府要盡職履責,盡自己最大的可能,通過加強國際合作來確保在海外我國公民的生命安全。對于中國的航班安全工作,我們一直不敢放松,人命關天啊!謝謝。
中國人民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執行院長毛壽龍教授:中國方面的信息是相當的及時和透明的,至于信息源出現的一些矛盾和混亂這個責任不在我們,中國反應是很快的,包括信息的發布。中國政府今後需要進一步加強投入,出現此類事件後,在當地國家能力比較弱的情況下,我們必須出動警力,通過國際合作,確保公民的安全。
      關于對中國經濟有風險,甚至還有些不看好的報道,最近我也看到了,類似的報道可以説似曾相識,去年就有對中國經濟下行的擔心,但是我們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頂住壓力完成了全年經濟主要預期目標。對金融和債務風險我們一直高度關注,去年在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的情況下,我們果斷決定全面審計政府性債務問題,這本身表明要勇于面對。審計的結果如實對外公布,表明債務風險是總體可控的,而且政府的債務率還在國際公認的警戒線以下。很多債務還是投資性的,但我們不能忽視其中存在的風險,正在加強規范性措施。下一步,包括採取逐步納入預算管理,開正門、堵偏門,規范融資平臺等措施。對于“影子銀行”等金融風險,我們也正在加強監管,已經排出時間表,推進實施巴賽爾協議III規定的監管措施。我兩會期間參加一個代表團的審議,有來自銀行界的代表問我,是不是資本充足率的要求偏高了一些?我們還是發展中國家,但是我們只能這樣做,我們不能把今天的墊腳石變成明天的絆腳石。至于你問我是不是願意看到一些金融産品違約的情況,我怎麼能夠願意看到呢?但是確實個別情況難以避免,我們必須加強監測,及時處置,確保不發生區域性、係統性金融風險。謝謝。
人民日報高級編輯、原國際部主任吳長生先生:金融的核心問題實際就是違約問題。尤其是對互聯網金融也沒有很好的辦法,尤其是信托投資公司有那麼多錢,去年就有一家發生違約的問題。違約個案出現過多起,包括山東就有。總理講得不錯,總體可控,但是並不等于個別都可控,因為現在好多地方債是不平衡的,往往是窮的地方債務越高,而還債的能力越低,好多把地作為資産來抵押,如果地價下滑,那就資不抵債,所以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中國黨和政府反對腐敗的意志和決心是一貫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堅持有貪必反、有腐必懲,取得新成效,我們會堅持不懈地做下去。對于腐敗分子和腐敗行為,我們實行的是“零容忍”。中國是法治國家,不論是誰,不論職位高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只要是觸犯了黨紀國法,就要依法依紀嚴肅查處、懲治。腐敗是人民政府的天敵,我們要用法治的思維,用制度來管權、管錢。今年要繼續推進簡政放權,而且要加快推進“權力清單”公布,界定權力的邊界,防止濫用權力。對于社會公眾高度關注的一些領域,比如像土地出讓金收入、礦産權的轉讓等,我們要全面審計,要通過一係列的制度性措施,讓權力尋租行為、讓腐敗現象無藏身之地。謝謝。
中國人民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執行院長毛壽龍教授:腐敗問題國內比較關注,國外也關注。過去腐敗主要是出在幾個領域,一是土地問題,我看很多人發財致富比較有錢的,一説都是做房地産或者做工程。二是做礦的。行政審批制度改革,中紀委直接抓,一方面抓腐敗,另外一方面抓制度建設。
      中國是個發展中國家,實現現代化是13億人民的共同意志,這需要有和平穩定的周邊和國際環境。我記得去年記者會快結束的時候,我説過,中國走和平發展道路的決心是堅定不移的,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意志也是不可動搖的。兩者歸結起來還是要維護穩定,為發展創造良好環境。早在60年前,中國和一些周邊國家,就共同倡議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四鄰周邊有時候難免有磕磕碰碰的情況,但是只要我們相互尊重、管控分歧、互利互惠,碰出的應該是和諧的聲音,而不是刺耳的噪音。你的問題讓我回想起去年訪問東盟國家,比如到越南,我和越南領導人達成海上共同開發、陸上合作、金融合作三頭並進的原則共識以後,也想聽聽民間的反應。我就晚上趁工作之余,到了一家小店,那個女店主當時就認出我了,她説歡迎中國客人來,我想這也是給她帶來生意啊。我就問她你怎麼看鄰國的關係?她説還是和平友好吧。和平友好、和平共處,我想這是四鄰百姓的願望,我們需要一起努力,來擴大利益的交匯點,縮小矛盾點,這樣就可以和睦相處,也是造福民眾。謝謝。
人民日報高級編輯、原國際部主任吳長生先生:周邊關係給大家印象是這一兩年發生很多問題,這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而是有一個大背景,就是美國重返亞太的戰略。在這種情況下,一是要跟美國搞好新型的大國關係,另外是在美國明裏暗裏幹預的情況下,怎麼來和周邊處理歷史的遺留問題和發展中的一些新問題。樹欲靜而風不止,我覺得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堅持和平友好,但是有人他不讓你和平友好,因為一和平友好了之後,中國就贏得了機會。他不想跟你撕破臉皮,但是他又不想讓你平平穩穩的這麼走。所以我們還得做好應對各種復雜情況和新矛盾的準備。
      要説去年最大的挑戰,那還是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的挑戰。一度中國的中央財政收入出現負增長,金融領域還有所謂“錢荒”,銀行間隔夜拆借利率超過了13%,而且用電量、貨運量的增幅也大幅回落。國際上也出現了一些輿論,説中國經濟可能要硬著陸,還給出了指標,説增長可能只有3%到4%。而對我們來説,財政和貨幣政策運用空間又很有限,宏觀調控確實面臨多難選擇。怎麼辦?遇萬難還須放膽。當然破困局要用智慧,我們保持定力,創新宏觀調控的思路和方式,明確了經濟運行的合理區間,就是增長和就業不能越出下限,通脹不能突破上限,而且著力促改革、調結構,讓市場發力。正是在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領導下,經過全國人民的共同奮鬥,我們頂住壓力,實現了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預期目標。現在我們看得更多的是困難和問題。今年挑戰依然嚴峻,而且可能會更加復雜。我們既要穩增長、保就業,又要防通脹、控風險,還要提質增效,治理污染,多重目標的實現需要找一個合理的平衡點,這可以説是高難度的動作。但凡事不患難,但患無備。所謂磨好了斧子才能劈開柴。我想只要我們正視困難、直面挑戰、趨利避害,就是遇事克難的成功之道。我們有去年應對經濟下行的經歷,中國經濟又有著巨大的潛能和韌性,我們有能力也有條件使今年經濟運行保持在合理區間。謝謝。
李克強總理提到貨運量和用電量,這是“克強指標”。2010年的時候英國《經濟學人》總結出來的“克強指數”,他用三個數字來分析這個經濟的運行狀況,還有一個是銀行貸款的發放量。
吳長生:提高宏觀調控水平就是增加彈性。所謂的合理區間,一個是增長幅度在一個什麼樣的區間裏頭是可以容忍的,上限是防止通脹,下限是防止就業的緊張。再有一個就是通脹的指數,它也有一個上下限,我覺得這樣的話,它就不是非此即彼,就有了比較大的回旋余地。
      去年,中央政府把簡政放權作為改革的先手棋,我們確實下了不少的力氣,到現在一年的時間,僅中央政府下放取消的審批事項就有416項。更重要的是它釋放了一個強烈的信號,給企業松綁、讓市場發力。結果企業找政府的少了,地方跑北京的少了,有個統計數字也可以表明這激發了市場的活力。去年新注冊企業增加了27.6%,其中私營企業新增30%,這是十多年來最高的。這也表明簡政放權是激發市場活力、調動社會創造力的利器,是減少權力尋租、鏟除腐敗的釜底抽薪之策。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要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我想簡政放權是重要的突破口、切入點。當然,放並不是説政府就不管了,我們講的是放管結合。要讓政府有更多的精力來完善和創新宏觀調控,尤其是加強事中事後的監管。對一些搞坑蒙拐騙、假冒偽劣、侵犯知識産權、蓄意污染環境,違背市場公平競爭原則的行為,那就要嚴加監管、嚴厲懲處。放管結合都要體現公平原則。當然,我們在推進簡政放權當中,也確實遇到了像避重就輕、中間梗阻、最後一公裏不通暢等問題。開了弓哪還有回頭箭?我們只能是一抓到底、一往無前。我們還要繼續去啃“硬骨頭”,至于説到什麼程度滿意,那就是正確地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係,市場經濟也是法治經濟,我們要努力做到讓市場主體“法無禁止即可為”,讓政府部門“法無授權不可為”,調動千千萬萬人的積極性,為中國經濟的發展不斷地注入新動力。謝謝。
中國人民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執行院長毛壽龍:講到簡政放權,去年一年基本上集中在投資領域,也就是説對企業的很多東西放了。西方國家一般來講更多重視市場的力量,李克強總理也特別重視市場的力量。行政管理一個非常大的困境,就是你管和不管的問題。管了吧,責任都是你的,你管不好。不管吧,最後責任還是你的。但是法律就解決了這個問題,法律就説是該你管的,你管不好的,那是你的責任,但是不該你管的,責任也不是你的。
      這使我想到上個月23號,G20,也就是20國集團的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發布了一個公報,提出要在原有政策的基礎上,把GDP在5年內再提高2個百分點,以增加就業。在我的印象當中,G20這麼説可能還是第一次,這表明主要經濟體更加看重增長和就業的關係。沒有就業就沒有收入,也難以增加社會財富。我在基層曾經訪問過一些“零就業”家庭,一個家庭沒有一個人就業,真是毫無生氣,沒有希望。現在我們全國每年要新增城鎮勞動力就業1000萬人以上,還要給六七百萬新增的農村勞動力進城務工留有一定的空間,所以要有合理的GDP增速。當然,我們既然説GDP增長的預期目標是7.5%左右。左右嘛,就是有彈性的,高一點,低一點,我們是有容忍度的。至于你説可以接受的下限是什麼,那就是這個GDP必須保證比較充分的就業,使居民收入有增長。我們不片面追求GDP,但是我們還是需要貼近老百姓的GDP,提高質量效益、節能環保的GDP。謝謝。
2013官方測算,要新增就業人口1200萬人,失業率4%左右,需要經濟增長率是7.2%。今年大學畢業生727萬人畢業,前所未有的多,就業壓力對GDP壓力很大。
中國人民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執行院長毛壽龍:總理基本上還是講宏觀政策的就業指標,也就是説,就業充分,老百姓收入能增長,經濟發展的規模是可以接受的,可以容忍的。實際上政府就是提供一個公共平臺,讓大家都去充分就業,你給每個人更多的空間,他是可以創造財富的。
      這幾年,世界經濟可以説是跌宕起伏,在這種嚴峻復雜的環境下,香港能夠站住腳跟,保持繁榮,本身就表明香港經濟有競爭力。香港在祖國內地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中,作出了重要貢獻,我們現在全面深化改革,促進經濟升級,也給香港發展帶來更大的空間。中央對港澳的政策是一貫的、明確的,中央政府也會繼續支持香港,保持並且提升國際金融貿易航運中心的地位。內地在進一步擴大開放服務業,香港在這方面是有專業優勢的,近水樓臺可以先得月,我相信香港同胞歷來是有著敢拼能贏的精神,會在未來全球競爭中保持競爭優勢,保持繁榮。謝謝。
人民日報高級編輯、原國際部主任吳長生:香港的深層次矛盾還是存在的,當然中國這個大的經濟不變,它就有活力。香港企業最近幾十年的快速發展,實際上是享受了中國內地改革開放紅利,所以養成了一種慣性思維,就是賺快錢,這是非常大的問題。從長遠角度上來講,你沒有後備的産業後手很容易後勁不足,所以連續好幾年他們老擔心香港的優勢弱化問題,實際這個也反映他們的一種心態。但是怎麼來強化這個?我覺得李克強講得很對,就是説你的服務業是你很大的優勢,原來你是制造業,現在你應當發揮服務業的優勢。
      中美關係實質上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最大的發達國家之間的關係。去年習近平主席和奧巴馬總統在加州莊園會晤達成構建新型大國關係的重要共識,那就是互不衝突、互利共贏。當然,中美因為歷史文化背景不同,發展階段不同,對一些問題存在分歧,這是客觀的,在合作當中有摩擦也是事實,但這是合作中的“煩惱”。我們只要相互尊重,尊重對方的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管控好分歧,平等磋商,尤其是注意擴大中美的共同利益,就可以提升中美關係的水平。中美的共同利益可以説是遠遠大于分歧,去年我們雙邊貿易額達到5200多億美元,粗略算的話,每一個工作小時,中美之間可能有1億美元的生意已經做成了。何況我們現在還正在進行中美投資協定的談判,中美合作的潛力巨大,要在增強互補性上多做文章。所謂智者求同,愚者求異,變是向有利于中美雙方、有利于兩國關係穩定的方向去走,還是要擇寬處行,謀長久之利。謝謝。
中美關係也是每次必問的關係,當然可能根據國際背景不同具體問的內容也不同。今年還是構建新型大國關係,這是去年提出的,搞了一年多之後,到底有什麼進展,最大的障礙是什麼都很令人關注。
人民日報高級編輯、原國際部主任吳長生:在外交部長的記者會上也問到這個問題,我記得王毅部長講了兩個字,就是“尊重”。剛才克強同志也是講到這個問題,就是承認各自的核心利益。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要全面深化改革,也就是要把改革貫穿到經濟社會發展的各個領域、各個環節。我回想了一下,去年以來國務院開了40次常務會議,其中有30次是研究改革相關的議題,即使是其他議題我們也是在用改革的精神研究和推進的。其基本取向那就是讓市場發力、激活社會的創造力,政府盡應盡的責任,讓人民受惠。這也使我回想起30多年前,我在農村做村幹部,那時候起早貪黑,恨不得把每個勞動力當天幹什麼都給定下來,結果呢?到頭來就是吃不飽肚子。後來搞承包制,放開搞活,農民自己決定幹什麼、怎麼種,幾年時間溫飽問題就解決了。當然,我們現在推進全面深化改革,實現目標要有個過程,但古人説“吾道一以貫之”,只要我們鍥而不舍,假以時日,必有成效。我們要全面深化改革,但是也要抓牽牛鼻子的改革,在重點領域要有所突破。今年我們還要繼續推進簡政放權,讓市場發力,有效規范地發揮作用;還要把財稅金融改革作為重頭戲,包括給小微企業減免稅費方面有新的舉措,給市場助力;以結構改革推進結構調整,深化國企改革,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放寬市場準入,尤其是在服務業領域,像醫療、養老、金融等,讓市場增強競爭力。諸多的改革我在政府工作報告當中都説了,這裏就不再贅述了,關鍵還在于推進落實。當然,改革會觸動利益、會動“奶酪”,你放權,有些人的權就少了。放寬市場準入,增強市場競爭力,現有的一些企業就會感到壓力。但是為了釋放改革紅利,尤其是讓廣大人民受惠,我們義無反顧。謝謝。
毛壽龍:改革邏輯基本是這樣的,一個是現實邏輯,一個是思維邏輯。思維邏輯是該怎麼做就怎麼做,但現實邏輯往往是發現問題然後去改。所以一方面説是先發展市場,市場發展以後讓政府的一些問題先暴露出來,然後再來改革政府,再進一步促進市場的發展。李克強總理講要改革傳統上政府管的一些東西,也要改革經濟學裏面認為最好由政府來管的一些事情,他給市場的空間應該是非常、非常大,一直到財政、金融、民生領域都是這樣。
      兩岸是手足同胞,一家人,此話可以説常講常新。你剛才列舉了兩岸關係進展的一些事實,我也想講一件很有趣的事。去年兩岸的媒體共同把“進”字作為兩岸年度漢字。這個字可以説反映了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趨勢,也反映了兩岸民眾的期待,我也期待著在新的一年兩岸關係有新的進展,再進一步。我認為兩岸關係中重要的內容是人員往來和經貿合作。去年兩岸人員往來已經突破800萬人次,創歷史新高,希望繼續保持這樣一個好勢頭。兩岸還在就ECFA後續協議進行商談,希望早出成果,造福兩岸的民眾和有關企業。借此機會也請你轉達我對臺灣同胞新的一年的祝福。謝謝。
吳長生:這個“進”字應該是大家共同的期待,因為這幾年的基礎已經打得很好了,但是現在有點焦灼,究竟怎麼來進一步突破,確實是需要兩岸的智慧和勇氣。在這方面我覺得中央新的領導階層態度一直是積極主動的,包括李克強總理剛才提到兩岸主管部門負責人的見面,這也確實是一種突破。但是具體再進一步怎麼走,我覺得還是需要突破阻力。
      房地産問題是個大問題,它直接關係到居民住房問題。讓人民群眾住有所居,這應該是政府奮鬥的目標。我們需要根據不同人群的需求,不同城市的情況,分類施策、分城施策。政府還是要用更多的精力、更大的力度來解決好群眾的基本住房需求問題。現在我們國家城鎮集中連片的棚戶區還居住著上億人,可以説不具備基本的生存條件。幾百個人一個旱廁,特別是北方,到了冬天居民入睡要戴著棉帽、穿著棉衣,這可以説是政府心頭之痛。所以今年我們要繼續加大棚戶區改造的力度,至少要再改造470萬套以上。當然,我們也要推進公租房等保障房建設,並且實行公平分配,讓新就業的年輕人和長期進城務工的人員緩解住房困難。在這方面,我認為幹一寸勝過説一尺。對于合理的自住需求,也要有相應的政策支持,包括增加普通商品房供應。對房地産市場則是要因城因地分類進行調控,抑制投機投資性需求,重在建立長效機制,促進房地産市場平穩健康發展。謝謝。
吳長生:“分類指導”這是李克強特別強調的。原來的調控是全國統一調控,結果效果並不理想。現在分類指導,這應該説是一種進步。另外思維上有一個調整,民有所居不是説必須得有産權,所以他加大了棚戶區改造和公租房的建設,就是政府的歸政府,市場的歸市場,這樣劃分清楚。如果全部推入市場,沒錢的人沒辦法。
      我説要向霧霾等污染宣戰,這是因為這是社會關注的焦點問題。許多人早晨一起來,就打開手機查看PM2.5的數值,這已經成為重大的民生問題。我們説要向霧霾等污染宣戰,可不是説向老天爺宣戰,而是要向我們自身粗放的生産和生活方式來宣戰。我們去年出臺了國務院治理大氣污染的十條措施,在161個城市進行PM2.5數值的監測,這在發展中國家是最多的。這不僅是要讓人民群眾提高自身防護的意識,更是給政府增加責任。今年我們主動加壓,加大降耗力度,也就是確定能源消耗強度要下降3.9%,而去年實際完成是下降3.7%,這意味著要減少2.2億噸煤炭消耗。對包括霧霾在內的污染宣戰,就要鐵腕治污加鐵規治污,對那些違法偷排、傷天害人的行為,政府絕不手軟,要堅決予以懲處。對那些熟視無睹、監管不到位的監管者要嚴肅追查責任。當然,霧霾的形成有復雜的原因,治理也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但是我們不能等風盼雨,還是要主動出擊,希望全社會,政府、企業、社會成員,大家一起努力,持續不懈地奮鬥,來打這場攻堅戰。謝謝。
2013年,霧霾波及25個省份、100多個城市,霧霾天氣令人觸目驚心。網民花在購買口罩、空氣凈化器、室內跑步機等物品上的錢,即網民為霾買單8.7億元。
毛壽龍:霧霾主要還是燒煤的問題,現在發展電力主要是靠燒煤,北京還好一點,像南京,南方的一些大城市一年四、五千萬噸煤,北京兩千萬多噸煤,河北有三個鋼鐵廠,還有陶瓷廠,還有制藥廠,全是霧霾。
      推介中國的産品,維護中國企業在海外的正當權益,這是作為中國總理份內的事。我去年訪問中東歐的時候,曾經跟他們的領導人説,如果你要建高鐵、核電,在同等質量下,用中國的裝備可能是建設最快、成本最低的,我有這個底氣。中國的經濟要升級,出口産品也要升級,我們不能總是賣鞋襪、衣帽、玩具,當然這也需要,但中國裝備走出去可以在世界市場上接受競爭的檢驗,提質升級。而且這樣做也有利于各方,因為我們裝備的很多零件是全球採購的,一些技術也是購買來的,中歐和相關方面,就裝備走出去進行合作可以實現互利共贏。不過我還想通過各位向中國企業轉達一句話:你們可是要盡力啊,我們對中國裝備質量等做了承諾,可不要讓這個承諾落空啊。請中外記者給予監督。至于你説到去年的光伏案,中歐作為最大的貿易夥伴,規模很大,摩擦難免發生,但是只要我們相互尊重,妥善地協商,是可以解決問題的。像最後光伏案的解決,可以説是成功的案例。我可不希望因為個案,而且比例很小,來丟掉“中歐是最大貿易夥伴”的帽子。説到中歐關係,我還要説,中歐都主張世界多極化,也主張投資便利化。中歐企業相互進入、相互投資,這是大趨勢。我們現在正在進行中歐投資協定談判,相信在中歐投資協定談判的進程當中,只要我們對等、公平、便利地推進,為企業創造條件,中歐的相互投資額會不斷地攀升,經濟的融合度也會不斷地加深。謝謝。
吳長生:實際總理這裏面講的“融合”是很重要的。去年他之所以能夠把光伏問題解決的比較好,一個客觀原因就是德國很多企業實際上是受惠于中國的這些光伏企業産品,所以反的只是個別的,如果沒有這個背景,只是説中國一家在那兒傾銷,德國全部受害的話,這也會不靈的,所以我覺得他講融合也是講到點子上了。
      社會關注的熱點問題,尤其是民生問題,應該是政府工作的重點。今年要著重繼續做三件事,就是保基本、兜底線、促公平。第一是保基本。也就是説要在義務教育、基本醫療、基本養老、住房等諸多方面來構建一個完整的社會保障安全網。我們現在基本醫保已經總體覆蓋全民了,基本養老的參與人數也超過8億人。但是群眾還有反映,比如接續難、轉移難這些問題,我們要繼續鞏固和擴大這些基本的社會保障。今年適當時候要提高基本養老金的標準,而且要解決或者説逐步解決碎片化的問題,整合城鄉醫保,推進養老保險並軌,構建統籌城鄉的社會保障網。第二是兜底線。因為國力所限,我們基本保障的標準還是低水平的,總會有一部分人因病、因災等特殊原因陷入生活的窘境,基本保障兜不住,還要進行社會救助。我們絕不能讓無家可歸、因貧棄醫等現象頻發。將心比心啊,政府工作人員應該以百姓之心為心。所以前不久我們出臺了新的社會救助管理辦法,就是要讓這些特殊困難群眾求助有門。第三是促公平。我們保基本、兜底線,還是要為了解除人民群眾就業、創業的後顧之憂,還是要採取措施,尤其在一些領域要有更有效的辦法,讓就業、求職機會公平,讓創業有公平競爭的環境,特別要注重起點公平,也就是教育公平。我們要繼續增加農村貧困地區的學生上重點高校的人數,今年要增加10%以上,並且要加大農村貧困地區薄弱學校改造的力度。政府就是應該創造條件,讓每個人都通過自己的奮鬥有公平發展的機會,我們要把公正貫徹到社會的最底層。謝謝。
建立健全包括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員供養、受災人員救助以及醫療、失業、義務教育、住房、臨時救助等專項救助在內的社會救助制度,對促進社會公正,使全體人民共享改革發展果實,意義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