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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返鄉創業者的歸巢之旅

  奉節縣安坪鎮農民工返鄉創業園區,聚集了五十二家企業,劉桂元的企業就在其中。(奉節縣委宣傳部供圖)

  11月22日,劉桂元正在車間的流水線上檢查雨傘中棒品質。通訊員 張裕彬 攝/視覺重慶

  位于開州區的重慶紫建電子股份有限公司鋰電池裝配車間,帶動了當地群眾就近就業。(開州區鄉村振興局供圖)

  核心提示

  前不久,2023中國産業轉移發展對接活動(重慶)舉行。事實上,在我市現有的588個就業幫扶車間中,有相當一部分産業是從沿海地區轉移而來,其中許多車間都是由返鄉農民工所創,他們既帶回了在沿海發達地區積攢起來的技術、資金和市場等資源,又促進了穩崗就業,助力鄉村振興。

  588個車間中,奉節有115個,是全市就業幫扶車間發展最充分、聚集效應最明顯的區縣。而奉節安坪鎮有52家就業幫扶車間。

  重慶日報記者選取了當地最早返回且發展較好的一名創業者,試圖以他的個人經歷,從一個側面反映出中國農民就業從“人隨廠走”到“廠隨人遷”的轉變。

  時值農歷小雪,奉節安坪鎮的氣溫卻超過20攝氏度,宛如小陽春。此時正是奉節縣桂全金屬制品廠負責人劉桂元生意的淡季,安排好車間的工作後,他起了個大早,去了趟奉節縣城轉悠。路過長途客運站時,他看到了幾張正在候車的年輕面孔,背著行囊,臉上寫滿躊躇。

  這一幕,把他的思緒拉回到28年前。

  南下進廠

  “不窩在家頭了,我要出去闖一闖。”

  1995年,當23歲的劉桂元做出這個決定時,家裏幾乎沒有人看好他的前景。在家人眼中,瘦小的他怎麼都吃不消外出打工那些高強度工作,在鄉下雖然工資少點,但有地,再怎麼也餓不到肚子。

  劉桂元卻不這樣想。

  1990年,初中畢業後的他在家人的介紹下進了本地一家酒廠,負責蒸曲藥,一幹就是四年。

  1993年,家裏給年僅21歲的他説了個媳婦,同年底,他的大兒子出生。

  娶妻、生子、分戶、起房子,樣樣都要錢,劉桂元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經濟壓力。

  “當時我的哥哥已經去了廣東深圳,他每個月都會往家裏寄幾百塊錢,還來信説廣東發展快,到處都是機會,我就動心了。”回憶起當年的生活,劉桂元有點躊躇。

  1995年2月,告別了逐漸衰老的雙親和尚在襁褓中的兒子,劉桂元揣上了600元現金,和媳婦一起南下深圳。

  誰想這一去,竟是20多年。

  此時的深圳,不少老街正在拆改,華強北已然成型,469米高的深圳地王大廈即將封頂。

  除去車費,劉桂元的口袋裏只剩下464元,賓館是肯定住不起的,住招待所也舍不得。“我找了個老鄉,讓他偷著帶我們進他打工的廠房宿舍去住,”劉桂元回憶,“遇到晚上保安查房時,就給他塞幾根煙。”

  劉桂元與媳婦進的第一個廠是做手袋的。廠裏包食宿,但夥食很一般,且口味偏甜淡,不合劉桂元的胃口。

  盡管如此,他仍然拼了命地幹,第一個月就加班了186小時,平均每天要多上6個多小時。月底,兩口子一共掙了927元,留下100多元生活費後,全部寄回了家。

  或許是因為勤勞肯幹,半年後劉桂元就被老板升為了管理人員,底薪提高到600元,加班費另算。

  3年後,劉桂元跳槽到一家做雨傘的臺資企業,這家企業規模不小,廠子有3000多人。

  在雨傘廠的5年間,劉桂元依舊很拼,實現了從一線工人到採購員,再到業務主管的“三級跳”,工資也一路漲到4000元,年底還有2萬—3萬元的年終獎。“那時,這個廠就是我的全部,它在哪我就在哪。”他説。

  做一線工人時,他把中棒的制作流程練得駕輕就熟;做採購員時,他摸清了哪些地方的貨又好又便宜;當上業務主管後,他學會了成本控制,還接觸到了財務管理等“核心機密”。

  “一個3000人的企業,一年的毛利潤有七八千萬元,這讓我萌生了單幹的想法。”劉桂元説,“我在打工的時候就喜歡觀察老板,我發現他們特別能吃苦,膽子很大敢冒險,而且商業意識很強。對照自己,我覺得這三點都具備,為什麼不能試試?”

  這一年,正好是劉桂元到深圳的第十年。

  自立門戶

  下定決心後,膽大而心細的劉桂元開始籌備:機械設備從哪裏買,原材料從哪裏進,廠房需要多大,工資成本怎麼核算……

  算了又算,計算器上的數字始終沒下過70萬元。劉桂元拿出多年積攢的17萬元,哥哥出了10萬元,卻連一半都沒湊得上。

  沒法子,只能找家裏開口。

  奉節是一個農業大縣,“工字不出頭”是這裏廣為流傳的一句俗語,意思是打工不能打一輩子。

  這一次,家裏很支援,父親到處找親戚朋友借了100萬元交給他——2004年10月,劉家兄弟合辦的興銘建五金行在深圳正式成立。

  “當時空有一腔熱血,把創業想得太簡單。”劉桂元説,忙前忙後把前期工作都做完後,終于意識到在經商路上人脈關係的重要性。“全世界的傘具95%産自中國,其中深圳是全國最大的基地之一,而深圳的傘具産業又集中在幾家企業手裏,他們的‘自留地’自然容不下我這個來自重慶的打工仔。”

  他只好開始了“極限”自救:一方面,以高于市場價5—8%的價格進貨,還以現金方式結算。另一方面,壓低産品售價,一打鋁中棒的出貨價比市價低2元。最重要的是,交易一定要隱蔽、再隱蔽,不讓那幾家大企業知曉。

  憑借著壓縮到極致的成本,他們總算突出了“包圍圈”,在深圳龍崗有了立足之地。

  第二個難關很快到來。2006年下半年,興銘建五金行的産能提升到每月2萬打。進貨量增加,工資開銷增大,回款不及時等原因讓廠子的現金流告急。

  廠裏的工人吳永平至今還記得那一天的情景,幾十個跟隨劉桂元一起創業的農民工被召集到廠外的一塊壩子上“開會”。坐在一群眼巴巴望著他的人中間,劉桂元顯得心事重重。

  “廠裏賬上沒錢了,大家願不願意接著幹?”一向直言快語的劉桂元從來沒有像那樣吞吞吐吐。

  鬧哄哄的會場因為這個糟糕的消息安靜下來。人們開始沉默,大口大口地喝茶,或者埋著頭抽悶煙,沒有一個人表態。而裏面抽煙抽得最兇的就是劉桂元,“我那幾天晚上都沒睡著覺,坐在門檻上,基本上每晚上3包煙。”他説那是他人生中最艱難的時期。

  最終,大夥決定相信他!劉桂元把出貨商增加到8家,其中對要貨量比較大的4家,他再次降低售價,但要求對方付現金,為的是周轉資金。就這樣,他們又一次從“死亡線”上掙扎了過來。

  “後面就是連續幾年的好日子了。”他説,深圳進行産業轉型升級,他們兩兄弟索性將廠子遷往惠州,再加上當地一些企業的退出,正好讓他填補了市場空白。至2010年,劉桂元的産能繼續提高,一年的純利潤達到200萬元,“100萬元借款也是在這個時期還清的”。

  這時候已被稱為“劉總”的他,應酬變得非常多。“要和上下遊廠家常聯絡,和當地部門打交道,接待少不了。”劉桂元説,畢竟自己是個外來戶,沒有多少社會上的人脈關係。

  “候鳥”歸巢

  劉桂元不是沒想過落戶的事。他在惠州買了房,兒子在小學四年級時轉學到惠州,女兒2005年在那邊出生並長大。

  故土雖遠,鄉音難改,他和妻子自始至終説不來“白話”。更重要的是,父親在2016年去世,家裏就母親一人。雖然兩兄弟在家中裝上了攝像頭,但年事已高的母親一不出現在攝像鏡頭裏,他們還是有些擔心。

  此時,沿海的生意急轉直下。一方面市場競爭愈發激烈,另一方面招不到工人。

  劉桂元跟隨別人去江西考察過,不是太滿意,後來又去了越南、柬埔寨,也不盡如人意。

  2017年,他回到奉節老家時,看到了不少人在家裏閒著,如獲至寶,當地政府也向他發出了誠懇邀請。

  劉桂元面臨選擇:是繼續漂泊還是返鄉創業。思來想去,他決定把廠子“搬”回家鄉,他帶回了南下積攢的資金和技術,把落腳點放在了家鄉,開始從廣東拉材料到奉節縣安坪鎮加工,並把成品運回廣東銷售,做起了“兩頭在外”的加工制造業。

  2018年6月10日,兩兄弟的奉節縣桂全金屬制品廠正式啟動,是當地最早的返鄉創業者,在全縣也是最早的一批。

  和兩兄弟一起回來的吳永平、王會俊,都是安坪鎮人,跟劉桂元一起打拼多年,回來後都升任了管理人員,月工資分別為6000元和5600元。

  家鄉不缺人。廠裏第一次招聘就來了300人,裏面有許多劉桂元的熟面孔。他只需要40人,只好按照先來後到的順序錄取了前40名。

  一係列優惠政策接踵而至:

  政府用東西協作資金幫建廠房,前三年租金免兩年,租金僅為3元/平方米;

  工人中脫貧戶比例達到30%且工資達到2300元/月,就可申請扶貧車間(後改為就業幫扶車間),一次性獲得3萬元補貼;

  帶動脫貧戶、低保戶、殘疾人戶三類人員穩定就業,政府給企業提供每人每月500元的穩崗就業補貼;

  ……

  這一切,都讓劉桂元覺得,回來是正確的選擇。

  煩心事當然也不少。

  家鄉的人力成本低一些,勞動力素質也要低一些,産品的成品率要差一截。劉桂元第一次接回來的50萬元訂單,有20萬元直接報廢,這種情況差不多持續了一年左右。

  産品不合格,在沿海可以追責和罰款,但在家鄉這個“人情社會”行不通,“最多口頭上説兩句”。

  此外,原來較多的俄羅斯訂單,因為俄烏戰爭的爆發而驟減,基本上處于斷線狀態。劉桂元沒想到,遠在歐洲的戰事,竟影響到了他這間地處秦巴山深處的小工廠。

  與此同時,廣東的工廠仍然存續,但生産業務已不多,其主要作用是聯繫客戶和研發新品,與奉節廠的關係,類似于“前店後廠”,奉節還是大本營。

  而維護客戶關係的核心人物是劉家兩兄弟,每月他們都要如候鳥般去一趟廣東,在人來客往中接訂單、找貨源。

  再過幾天,劉桂元又將前往長途客運站,為奉節廠帶回新的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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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市588個就業幫扶車間超六成為返鄉人員創辦

  11月23日,重慶日報記者從市鄉村振興局獲悉,截至10月底我市就業幫扶車間已達588個,其中六成以上為返鄉人員創辦,集中在紡織服裝、商品印刷、包裝制品、生活日用品生産、農副産品加工等領域。

  市鄉村振興局有關負責人表示,就業幫扶車間是搶抓産業轉移機遇,承接東部地區的部分生産環節和訂單的一個載體,既帶回了沿海的資金、資源和市場,又可帶動就近就地就業,促進農民持續增收,推進鄉村全面振興。

  據介紹,目前全市588個就業幫扶車間中,有320個以上為返鄉人員所創辦並正常運營,佔比達60%以上,有效破解了脫貧地區創業人才不足的難題。例如,位于巫溪縣文峰鎮的重慶何航鞋業有限公司,其創始人何財明在江蘇打工近20年後回鄉辦廠,目前已發展成具有一定規模的勞動密集型企業,帶動當地105人就業。重慶盈進服裝有限公司位于開州區大德鎮,公司負責人王楚元年輕時外出務工,從事服裝行業多年,2019年返回家鄉辦廠,幫助60名群眾實現就近就業。

  “下一步,我們將繼續遴選項目和返鄉創業人員,讓兩者有效結合,打造更多優質的就業幫扶車間,讓其成為農村家庭收入的‘穩定器’和‘倍增器’。”該負責人表示。

  記者手記>>>

  就業幫扶車間不能“一引了之”

  今年來,重慶就業幫扶車間的數量有一些波動起伏。具體數據是,從高點的628個回落到560個,又逐漸增長至目前的588個。

  其原因有二:一是部分車間沒有達到帶動脫貧人口的人數要求,于是被取締;二是部分車間經營不善。

  就業幫扶車間是實現産業轉移、帶動農民就近就業的重要載體。如何助其實現良性發展?

  一是要嚴把“入口關”,不能“撿到籃子裏都是菜”。

  誠然,就業幫扶車間在拉動經濟、增加稅收、帶動就業等方面起到了不小的作用,但好事不能“任性”。記者在區縣採訪時曾看見,一些就業幫扶車間存在垃圾隨意丟棄,施工污水直接排放等問題,雖是個別現象,但需要重視。多數脫貧地區環境優美,但生態相當脆弱,如果得一時收益卻破壞了環境,顯然不是發展應有之義。

  二是要優化“生態圈”,健全其成長運作的空間。

  多名曾在沿海務工經商的返鄉創業者表示,目前重慶的人工成本總體上為沿海的80%左右,但因為原料和市場“兩頭在外”,算上物流費用,兩地的成本基本持平,而勞動力素質尚有差距。因此,現階段相關部門應以更加靈活的方式扶持關聯企業,幫助企業打通産銷上下遊,提升抵禦市場風險的能力。

  三是要提升“含金量”,不斷促進其轉型升級。

  全面推進鄉村振興,更需要就業幫扶車間從“特”和“優”出發,利用本地人力資源優勢,發展技術門檻較低的勞動密集型産業,促進小産業與大市場的對接。同時進一步整合洗牌,促使就業幫扶車間不斷提高品質。相關部門也應轉變認識,就業幫扶車間不是關不得、停不得,經得起市場考驗,才可能行穩致遠。(顏安)

編輯: 陶玉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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