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節縣安坪鎮農民工返鄉創業園區，聚集了五十二家企業，劉桂元的企業就在其中。（奉節縣委宣傳部供圖）

  11月22日，劉桂元正在車間的流水線上檢查雨傘中棒質量。通訊員 張裕彬 攝/視覺重慶

  位於開州區的重慶紫建電子股份有限公司鋰電池裝配車間，帶動了當地群眾就近就業。（開州區鄉村振興局供圖）

  核心提示

  前不久，2023中國産業轉移發展對接活動（重慶）舉行。事實上，在我市現有的588個就業幫扶車間中，有相當一部分産業是從沿海地區轉移而來，其中許多車間都是由返鄉農民工所創，他們既帶回了在沿海發達地區積攢起來的技術、資金和市場等資源，又促進了穩崗就業，助力鄉村振興。

  588個車間中，奉節有115個，是全市就業幫扶車間發展最充分、聚集效應最明顯的區縣。而奉節安坪鎮有52家就業幫扶車間。

  重慶日報記者選取了當地最早返回且發展較好的一名創業者，試圖以他的個人經歷，從一個側面反映出中國農民就業從“人隨廠走”到“廠隨人遷”的轉變。

  時值農曆小雪，奉節安坪鎮的氣溫卻超過20攝氏度，宛如小陽春。此時正是奉節縣桂全金屬製品廠負責人劉桂元生意的淡季，安排好車間的工作後，他起了個大早，去了趟奉節縣城轉悠。路過長途客運站時，他看到了幾張正在候車的年輕面孔，背着行囊，臉上寫滿躊躇。

  這一幕，把他的思緒拉回到28年前。

  南下進廠

  “不窩在家頭了，我要出去闖一闖。”

  1995年，當23歲的劉桂元做出這個決定時，家裏幾乎沒有人看好他的前景。在家人眼中，瘦小的他怎麼都吃不消外出打工那些高強度工作，在鄉下雖然工資少點，但有地，再怎麼也餓不到肚子。

  劉桂元卻不這樣想。

  1990年，初中畢業後的他在家人的介紹下進了本地一家酒廠，負責蒸曲藥，一幹就是四年。

  1993年，家裏給年僅21歲的他説了個媳婦，同年底，他的大兒子出生。

  娶妻、生子、分戶、起房子，樣樣都要錢，劉桂元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經濟壓力。

  “當時我的哥哥已經去了廣東深圳，他每個月都會往家裏寄幾百塊錢，還來信説廣東發展快，到處都是機會，我就動心了。”回憶起當年的生活，劉桂元有點躊躇。

  1995年2月，告別了逐漸衰老的雙親和尚在襁褓中的兒子，劉桂元揣上了600元現金，和媳婦一起南下深圳。

  誰想這一去，竟是20多年。

  此時的深圳，不少老街正在拆改，華強北已然成型，469米高的深圳地王大廈即將封頂。

  除去車費，劉桂元的口袋裏只剩下464元，賓館是肯定住不起的，住招待所也捨不得。“我找了個老鄉，讓他偷着帶我們進他打工的廠房宿舍去住，”劉桂元回憶，“遇到晚上保安查房時，就給他塞幾根煙。”

  劉桂元與媳婦進的第一個廠是做手袋的。廠裏包食宿，但伙食很一般，且口味偏甜淡，不合劉桂元的胃口。

  儘管如此，他仍然拼了命地幹，第一個月就加班了186小時，平均每天要多上6個多小時。月底，兩口子一共掙了927元，留下100多元生活費後，全部寄回了家。

  或許是因為勤勞肯幹，半年後劉桂元就被老闆升為了管理人員，底薪提高到600元，加班費另算。

  3年後，劉桂元跳槽到一家做雨傘的台資企業，這家企業規模不小，廠子有3000多人。

  在雨傘廠的5年間，劉桂元依舊很拼，實現了從一線工人到採購員，再到業務主管的“三級跳”，工資也一路漲到4000元，年底還有2萬—3萬元的年終獎。“那時，這個廠就是我的全部，它在哪我就在哪。”他説。

  做一線工人時，他把中棒的製作流程練得駕輕就熟；做採購員時，他摸清了哪些地方的貨又好又便宜；當上業務主管後，他學會了成本控制，還接觸到了財務管理等“核心機密”。

  “一個3000人的企業，一年的毛利潤有七八千萬元，這讓我萌生了單幹的想法。”劉桂元説，“我在打工的時候就喜歡觀察老闆，我發現他們特別能吃苦，膽子很大敢冒險，而且商業意識很強。對照自己，我覺得這三點都具備，為什麼不能試試？”

  這一年，正好是劉桂元到深圳的第十年。

  自立門戶

  下定決心後，膽大而心細的劉桂元開始籌備：機械設備從哪買，原材料從哪進，廠房需要多大，工資成本怎麼核算……

  算了又算，計算器上的數字始終沒下過70萬元。劉桂元拿出多年積攢的17萬元，哥哥出了10萬元，卻連一半都沒湊得上。

  沒法子，只能找家裏開口。

  奉節是一個農業大縣，“工字不出頭”是這裡廣為流傳的一句俗語，意思是打工不能打一輩子。

  這一次，家裏很支持，父親到處找親戚朋友借了100萬元交給他——2004年10月，劉家兄弟合辦的興銘建五金行在深圳正式成立。

  “當時空有一腔熱血，把創業想得太簡單。”劉桂元説，忙前忙後把前期工作都做完後，終於意識到在經商路上人脈關係的重要性。“全世界的傘具95%産自中國，其中深圳是全國最大的基地之一，而深圳的傘具産業又集中在幾家企業手裏，他們的‘自留地’自然容不下我這個來自重慶的打工仔。”

  他只好開始了“極限”自救：一方面，以高於市場價5—8%的價格進貨，還以現金方式結算。另一方面，壓低産品售價，一打鋁中棒的出貨價比市價低2元。最重要的是，交易一定要隱蔽、再隱蔽，不讓那幾家大企業知曉。

  憑藉着壓縮到極致的成本，他們總算突出了“包圍圈”，在深圳龍崗有了立足之地。

  第二個難關很快到來。2006年下半年，興銘建五金行的産能提升到每月2萬打。進貨量增加，工資開銷增大，回款不及時等原因讓廠子的現金流告急。

  廠裏的工人吳永平至今還記得那一天的情景，幾十個跟隨劉桂元一起創業的農民工被召集到廠外的一塊壩子上“開會”。坐在一群眼巴巴望著他的人中間，劉桂元顯得心事重重。

  “廠裏賬上沒錢了，大家願不願意接着幹？”一向直言快語的劉桂元從來沒有像那樣吞吞吐吐。

  鬧哄哄的會場因為這個糟糕的消息安靜下來。人們開始沉默，大口大口地喝茶，或者埋着頭抽悶煙，沒有一個人表態。而裏面抽煙抽得最兇的就是劉桂元，“我那幾天晚上都沒睡着覺，坐在門檻上，基本上每晚上3包煙。”他説那是他人生中最艱難的時期。

  最終，大夥決定相信他！劉桂元把出貨商增加到8家，其中對要貨量比較大的4家，他再次降低售價，但要求對方付現金，為的是周轉資金。就這樣，他們又一次從“死亡線”上掙扎了過來。

  “後面就是連續幾年的好日子了。”他説，深圳進行産業轉型升級，他們兩兄弟索性將廠子遷往惠州，再加上當地一些企業的退出，正好讓他填補了市場空白。至2010年，劉桂元的産能繼續提高，一年的純利潤達到200萬元，“100萬元借款也是在這個時期還清的”。

  這時候已被稱為“劉總”的他，應酬變得非常多。“要和上下游廠家常聯絡，和當地部門打交道，接待少不了。”劉桂元説，畢竟自己是個外來戶，沒有多少社會上的人脈關係。

  “候鳥”歸巢

  劉桂元不是沒想過落戶的事。他在惠州買了房，兒子在小學四年級時轉學到惠州，女兒2005年在那邊出生並長大。

  故土雖遠，鄉音難改，他和妻子自始至終説不來“白話”。更重要的是，父親在2016年去世，家裏就母親一人。雖然兩兄弟在家中裝上了攝像頭，但年事已高的母親一不出現在攝像鏡頭裏，他們還是有些擔心。

  此時，沿海的生意急轉直下。一方面市場競爭愈發激烈，另一方面招不到工人。

  劉桂元跟隨別人去江西考察過，不是太滿意，後來又去了越南、柬埔寨，也不盡如人意。

  2017年，他回到奉節老家時，看到了不少人在家裏閒着，如獲至寶，當地政府也向他發出了誠懇邀請。

  劉桂元面臨選擇：是繼續漂泊還是返鄉創業。思來想去，他決定把廠子“搬”回家鄉，他帶回了南下積攢的資金和技術，把落腳點放在了家鄉，開始從廣東拉材料到奉節縣安坪鎮加工，並把成品運回廣東銷售，做起了“兩頭在外”的加工製造業。

  2018年6月10日，兩兄弟的奉節縣桂全金屬製品廠正式啟動，是當地最早的返鄉創業者，在全縣也是最早的一批。

  和兩兄弟一起回來的吳永平、王會俊，都是安坪鎮人，跟劉桂元一起打拼多年，回來後都升任了管理人員，月工資分別為6000元和5600元。

  家鄉不缺人。廠裏第一次招聘就來了300人，裏面有許多劉桂元的熟面孔。他只需要40人，只好按照先來後到的順序錄取了前40名。

  一系列優惠政策接踵而至：

  政府用東西協作資金幫建廠房，前三年租金免兩年，租金僅為3元/平方米；

  工人中脫貧戶比例達到30%且工資達到2300元/月，就可申請扶貧車間（後改為就業幫扶車間），一次性獲得3萬元補貼；

  帶動脫貧戶、低保戶、殘疾人戶三類人員穩定就業，政府給企業提供每人每月500元的穩崗就業補貼；

  ……

  這一切，都讓劉桂元覺得，回來是正確的選擇。

  煩心事當然也不少。

  家鄉的人力成本低一些，勞動力素質也要低一些，産品的成品率要差一截。劉桂元第一次接回來的50萬元訂單，有20萬元直接報廢，這種情況差不多持續了一年左右。

  産品不合格，在沿海可以追責和罰款，但在家鄉這個“人情社會”行不通，“最多口頭上説兩句”。

  此外，原來較多的俄羅斯訂單，因為俄烏戰爭的爆發而驟減，基本上處於斷線狀態。劉桂元沒想到，遠在歐洲的戰事，竟影響到了他這間地處秦巴山深處的小工廠。

  與此同時，廣東的工廠仍然存續，但生産業務已不多，其主要作用是&&客戶和研發新品，與奉節廠的關係，類似於“前店後廠”，奉節還是大本營。

  而維護客戶關係的核心人物是劉家兩兄弟，每月他們都要如候鳥般去一趟廣東，在人來客往中接訂單、找貨源。

  再過幾天，劉桂元又將前往長途客運站，為奉節廠帶回新的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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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市588個就業幫扶車間超六成為返鄉人員創辦

  11月23日，重慶日報記者從市鄉村振興局獲悉，截至10月底我市就業幫扶車間已達588個，其中六成以上為返鄉人員創辦，集中在紡織服裝、商品印刷、包裝製品、生活日用品生産、農副産品加工等領域。

  市鄉村振興局有關負責人&&，就業幫扶車間是搶抓産業轉移機遇，承接東部地區的部分生産環節和訂單的一個載體，既帶回了沿海的資金、資源和市場，又可帶動就近就地就業，促進農民持續增收，推進鄉村全面振興。

  據介紹，目前全市588個就業幫扶車間中，有320個以上為返鄉人員所創辦並正常運營，佔比達60%以上，有效破解了脫貧地區創業人才不足的難題。例如，位於巫溪縣文峰鎮的重慶何航鞋業有限公司，其創始人何財明在江蘇打工近20年後回鄉辦廠，目前已發展成具有一定規模的勞動密集型企業，帶動當地105人就業。重慶盈進服裝有限公司位於開州區大德鎮，公司負責人王楚元年輕時外出務工，從事服裝行業多年，2019年返回家鄉辦廠，幫助60名群眾實現就近就業。

  “下一步，我們將繼續遴選項目和返鄉創業人員，讓兩者有效結合，打造更多優質的就業幫扶車間，讓其成為農村家庭收入的‘穩定器’和‘倍增器’。”該負責人&&。

  記者手記>>>

  就業幫扶車間不能“一引了之”

  今年來，重慶就業幫扶車間的數量有一些波動起伏。具體數據是，從高點的628個回落到560個，又逐漸增長至目前的588個。

  其原因有二：一是部分車間沒有達到帶動脫貧人口的人數要求，於是被取締；二是部分車間經營不善。

  就業幫扶車間是實現産業轉移、帶動農民就近就業的重要載體。如何助其實現良性發展？

  一是要嚴把“入口關”，不能“撿到籃子裏都是菜”。

  誠然，就業幫扶車間在拉動經濟、增加稅收、帶動就業等方面起到了不小的作用，但好事不能“任性”。記者在區縣採訪時曾看見，一些就業幫扶車間存在垃圾隨意丟棄，施工污水直接排放等問題，雖是個別現象，但需要重視。多數脫貧地區環境優美，但生態相當脆弱，如果得一時收益卻破壞了環境，顯然不是發展應有之義。

  二是要優化“生態圈”，健全其成長運行的空間。

  多名曾在沿海務工經商的返鄉創業者&&，目前重慶的人工成本總體上為沿海的80%左右，但因為原料和市場“兩頭在外”，算上物流費用，兩地的成本基本持平，而勞動力素質尚有差距。因此，現階段相關部門應以更加靈活的方式扶持關聯企業，幫助企業打通産銷上下游，提升抵禦市場風險的能力。

  三是要提升“含金量”，不斷促進其轉型升級。

  全面推進鄉村振興，更需要就業幫扶車間從“特”和“優”出發，利用本地人力資源優勢，發展技術門檻較低的勞動密集型産業，促進小産業與大市場的對接。同時進一步整合洗牌，促使就業幫扶車間不斷提高質量。相關部門也應轉變認識，就業幫扶車間不是關不得、停不得，經得起市場考驗，才可能行穩致遠。（顏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