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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徽因與抗日空軍戰士的一段奇緣

2017年01月11日 09:21:20 來源: 解放軍報

    文藝女神的一段奇緣

    關于“文藝女神”林徽因,我本來不打算寫文章,因為近年來一波一波的“發現”熱潮已經讓很多讀者對她的故事爛熟于心了。幾年前看電視劇《血戰長空》,裏面有個女性人物叫雋芬,是一位飛行員的遺孀,後來為另一位弟弟級的會拉小提琴的飛行員劉毅夫所愛,並成為一班航校學生的“名譽家長”。雋芬這個人物在《血戰長空》中不是主角,也不太出色。但後來讀《梁思成傳》時,我驚訝地發現,梁思成夫婦在抗戰中曾與航校學員結下深厚友誼,並充當他們的“名譽家長”。《血戰長空》中雋芬的原型,看來是部分地來源于林徽因了。雋芬是一個富于母性的女人,這一點林徽因與她明顯不同。但單是飛行員們的“名譽家長”身份落到年輕的林徽因身上,就夠匪夷所思的了。更多資料顯示,林徽因的抗戰歲月確實與一群年輕的空軍飛行員緊密相連,林徽因的三弟林恒也是其中一員。林徽因與抗戰時期的空中戰士的故事,很少有人知道,所以我想寫出來。

    1937年11月,日寇轟炸長沙,暫居長沙的梁思成、林徽因一家險些遇難,只得乘汽車取道湘西,逃往昆明。行至晃縣,已經無車可乘,林徽因又患上急性肺炎,高燒40度。晃縣小城裏到處是難民,他們不過是這難民大軍中的普通一家。林徽因的兒子梁從誡回憶:為了投宿,父母抱著我們姐弟,攙著外婆,沿街探問旅店。走完了幾條街巷,也沒能找到一個床位。就在那走投無路的時刻,竟發生了一個“奇跡”:從雨夜中傳來一陣陣優美的小提琴聲,全都是西方古典名曲。令人頗有“如聽仙樂耳暫明”之感。誰會在這邊城僻地奏出這麼動人的音樂?父親想:這位拉琴的一定是一位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或許能找他幫一點忙?他闖進了漆黑的雨地,“循聲暗問彈者誰”,貿然地敲開了傳出琴聲的客棧房門。樂曲戛然而止。父親驚訝地發現,自己面對的,竟然是一群身著空軍學員制服的年輕人,十來雙疑問的眼睛正望著他。父親難為情地作了自我介紹並説明來意。青年們卻出乎意料地熱心,立即騰出一個房間,並幫忙把母親攙上那軋軋作響的小樓。(梁從誡:《悼中國空軍抗日英烈》)

    梁從誡在另一場合也説:就在雨夜中,聽到有人拉小提琴,而且拉的是世界名曲,我父親説這樣的人肯定是一個外省人,可能還能夠找到一點共同語言。憑琴聲相認,這是逃難途中難得的浪漫。在彼時中國的窮鄉僻壤,小提琴、世界名曲,當屬文明的異質符號,那其實是一種文明與文明之間的相認。

    1938年1月,經過39天的跋涉,梁家終于抵達昆明,與北平的好朋友金岳霖等重新聚首西南聯大。晃縣遇到的空軍學員也來到昆明,經常三五成群來到梁家,加入他們的周末聚會。作家蕭乾回憶到他們在昆明的聚會,説徽因就像往時談論文學作品那樣,充滿激情地談論著空軍英雄們的事跡。不久,林徽因的弟弟林恒也進入空軍學校,那些學員與梁家的友誼因此更加密切了。他們把梁和林當作兄、姊看待,無話不談,包括傾訴他們的委屈和痛苦。有時他們還一起去郊遊、游泳、唱歌、拉琴。1939年的林徽因才35歲,比這些飛行員其實大不了多少,何況她又是那樣的“不老女神”。

    一年之後,飛行員們從空軍軍官學校畢業時,由于沒有親屬在昆明,他們邀請梁、林夫婦作為他們的“名譽家長”出席畢業典禮並致詞。抗戰時期中國空軍飛行員匱乏,他們一畢業就要飛向藍天,對日作戰。按照慣例,他們每個人出徵前都要留下親人的聯繫地址,以備身後之用。這些年輕人的家多在敵佔區,不便聯繫,後方沒有親屬,他們就留下了梁家的地址。中日空軍力量懸殊,他們很快就在慘烈的空戰中一個一個為國捐軀了。是梁家,在他們生命的最後階段給了他們快樂、溫暖的情誼,這可貴的人間正能量。梁家開始一次又一次收到部隊寄來的陣亡通知書,以及他們的日記本、鋼筆、照片、喜愛的西洋唱片和留聲機等私人遺物。接到第一個犧牲的陳桂民的陣亡通知書和遺物時,梁家還沒有意識到,這將成為一種常規做法。對于易感的林徽因,這是多大的心虐!想想徐志摩因空難而死,更可以理解林徽因對于飛行員之死的痛楚,那一定是近乎恐懼了。每一次接到遺物,作為“名譽家長”的林徽因都捧著它們,泣不成聲,心都“炸成了窟窿”。最後一個犧牲的是梁思成夫婦視如親弟弟的林耀,他的死給梁家帶來更沉重的悲傷。林耀與梁家的感情本來就更深,梁家是他的情感寄托,林徽因是他的知心姐姐,加上他當時是梁家的飛行員親人中唯一的幸存者了,他們之間自然更有一種相依相惜。

    至此,林徽因在晃縣結識的弟弟們全都戰死了。而此時正是林徽因同父異母的三弟林恒殉難3周年,他在3年前即1941年3月14日的空戰中犧牲,那對她自然是一次慘烈的打擊。當時林徽因病在床上,是梁思成去料理的後事。此時,依然在病中的林徽因寫下了長詩《哭三弟恒》。在詩中,林徽因哀悼的當然不只是自己的弟弟,是弟弟們,包括那些把她當名譽家長的飛行員:你已給了你所有的,同你去的弟兄/也是一樣。大義上她明白為國捐軀是時代的要求,可是:我既完全明白,為何我還為著你哭?/只因你是個孩子卻沒有留什麼給自己。她哀傷心慟的是“你走得太早!”

    1940年冬,為避日軍轟炸,梁家隨營造學社遷往四川宜賓附近的李莊。梁從誡回憶,來到李莊以後,“我們同這批空軍朋友已難于直接來往,只有一些通信聯繫。然而,空軍部隊卻仍在堅持他們的慣例。不久‘小提琴家’黃棟權的遺物也寄到了李莊……我們全家對于黃棟權的死特別悲痛,因為當初正是他的琴聲才使我們同這批飛行員結下了友誼之緣的。”(梁從誡:《悼中國空軍抗日英烈》)“黃棟權,就是拉提琴的那個,是比較早犧牲的一位,他是在這裏,在昆明空戰中間犧牲的,而且他犧牲得特別慘,他被擊落以後,屍體都找不全,我記得,很多都是我父親去收屍的,因為他是名譽家長啊。”

    《血戰長空》中的劉毅夫的原型就是黃棟權。飛行隊長高雲天在空軍報名處聽到了一位報名者劉毅夫在門口拉小提琴,得知劉毅夫及其同伴都是大學生,來參加空軍報國抗日的,高雲天就給他們留下了地址和名字,讓他們去空軍接待站。雋芬終究沒有勇氣回應劉毅夫的愛,劉毅夫仍然選擇把自己的陣亡通知書寄給雋芬,並留下遺言:雋芬和孩子是他唯一的撫恤繼承人。這是電視劇的演義,跟林徽因和飛行員的故事自然出入很大。

    早期中國空軍處于嚴重劣勢,有些飛行員尚未開火甚至未及升空就犧牲了,等“飛虎隊”活躍起來,中國空軍重新奪回西南地區的制空權,“新一代”飛行員成為報紙上的英雄“神氣”起來時,梁家結識的那批老飛行員幾乎已全部殉國,自然也被淡忘了。他們埋骨他鄉,親人不知,所以,梁從誡説,“紀念著他們的,也許只有我們一家。”“自從陳桂民犧牲後,每年七月七日‘盧溝橋事變’紀念日中午十二點,父親都要帶領全家,在飯桌旁起立默哀三分鐘,來悼念一切我們認識的和不認識的抗日烈士。”(梁從誡:《悼中國空軍抗日英烈》)

    林徽因一家與空軍飛行員們的故事,發生在特殊年代的特殊人群之間,確乎是一段佳話,其背後亦可見英魂之悲壯、國族之頑強……(李美皆)

【糾錯】 [責任編輯: 王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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