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助技術手段的見義智為，並沒有給愛心打折扣，而是增添了一份明智。當然，從長遠來説，我們還是應該提升道德水準，用法律法規和規則意識的普及，來重塑人與人之間的誠信。

　　近日，一名安徽籍男子在武漢街頭行走時，突發腦出血跌坐在地，5名路過的大學生錄影取證後救人。此舉在網絡上引發爭議。被救男子的妻子表示，醫生查明，其丈夫臨時腦出血，如果再晚幾分鐘來醫院的話，他可能性命不保。而對于5名大學生的做法，她表示“在保護自己的情況下再去救別人，完全可以理解”。

　　類似“先錄影再扶人”的場景，已不是首次出現。但在本事件中，被扶男子“晚幾分鐘可能性命不保”的特殊情形，又難免將公眾引向對這種做法合理性的討論：在摔倒者可能瀕危的情況下，拘泥于自我保護的形式，沒準兒就錯過了救人時機，等取證完了再去救，可能晚矣。

　　就此事看，當事人有當事人的顧慮，我們沒必要抱著“先知先覺”的視角對其苛責，而從結果看，也沒出現那種“救人時人已沒得救”的糟糕情形。

　　現實中，對于那種扶人前先取證的做法，社會也該多些理解：行善固然應更純粹，但我們不能苛求行善者罔顧可能面臨的現實成本。要知道，因“扶人”而引發的糾紛已經屢見不鮮。在這些糾紛裏，扶人者稱自己被冤枉，被扶者則説“就是他（她）給撞倒的”，隨之帶來的輿論“反轉”也很常見。

　　很多時候，警方借助路邊監控就能還原真相，不過一旦事發地段處于監控死角，就可能陷入“羅生門”。而又因為這些年發生的“扶人反被誣”事件確實存在，一些不夠理性的輿論，常常先入為主地對被扶者作“有罪推定”。

　　扶還是不扶？在人性上原本只是一個舉手之勞的善舉，在如今卻成為一個不太體面的尷尬存在。

　　所以説，“先錄影再扶人”雖然確實能反映出社會誠信的焦慮、道德的缺失，但在現實中暫時還沒有治本之策的語境下，也可以理解。

　　事實上，“先錄影再扶人”不但能滿足扶人者保護自己的需求，還是對執法部門、對公眾輿論負責——避免因為産生糾紛而浪費警力和輿論成本。而對一些糊涂的老人和摔倒時神志不清的被扶者來説，留存證據對他們也有好處，這能避免出現“非惡意地冤枉好人”。

　　從這個角度來説，“先錄影再扶人”，也可以理解為一種見義智為。如果説見義勇為是出自人性最本真、最不計個人得失的美好本能，那借助技術手段的見義智為，並沒有給愛心打折扣，而是增添了一份明智。

　　如果説扶是一份道義，那該用何種姿勢扶，也是不該被回避的問題。

　　當然，從長遠來説，我們還是應該提升道德水準，用法律法規和規則意識的普及，來重塑人與人之間的誠信。□馬滌明（媒體人）

【糾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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