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開羅9月24日電（記者張猛 劉曦）因權力分配矛盾引爆戰火，蘇丹武裝衝突自2023年4月持續至今，地緣政治博弈導致局勢更為複雜，這個內憂外患的國家深陷困局。隨着難民潮席m卷鄰國，地區極端組織乘機做大，蘇丹內戰的影響正在外溢，威脅地區穩定。

  權力爭奪激化矛盾

  蘇丹曾是非洲國土面積最大的國家，也一度是非洲增長速度最快的經濟體之一。然而，自1956年獨立以來，蘇丹飽受政變與內戰困擾。尤其是2019年4月，統治長達30年的巴希爾被迫下&後，蘇丹政權歷經更迭、紛爭不斷，始終未能建立有效文官政府和中央權威，反而陷入持續動蕩之中。

  蘇丹現有約570個部落，分為57個民族，使用114種語言。殖民時期，英國將蘇丹部落政治化，通過授予頭銜與特權籠絡部落首領，賦予部落法律權力，推行間接統治。蘇丹武裝部落視戰爭為生活常態與經濟手段，既可從中獲利，也能提升社會地位。儘管教育普及削弱了部落的部分權威，但以民族、出身和土地所有權為核心的部落認同至今仍主導蘇丹人的心態。

  蘇丹一直以首都喀土穆為中心、由尼羅河沿岸少數精英掌權，西部達爾富爾等邊緣地區缺少政治代表權和資源掌控，因而引發兩次南北內戰、達爾富爾衝突等。

  分析人士認為，2023年4月爆發的武裝衝突既非左翼與右翼的對抗，也不是政黨間的激烈交鋒，更無關宗教矛盾，其本質是權力分配的矛盾。

  蘇丹武裝部隊由布爾漢領導，快速支援部隊則由達加洛指揮。兩支武裝曾一起鎮壓叛軍，並於2019年聯合推翻巴希爾政權，開啟蘇丹新的政治進程。之後，布爾漢與達加洛政見不合，因軍隊整編和權力分配的矛盾激化，從“戰友”變為“勁敵”。

  同時，蘇丹實行多黨制，全國至少有80個合法登記的政黨。軍隊、反對派武裝、民族和宗教團體等多方勢力交織，為解決蘇丹武裝衝突帶來挑戰。

  外部干預加劇困局

  除內部矛盾外，蘇丹還備受外部干預困擾。蘇丹位於紅海、薩赫勒地區和非洲之角交匯處，地緣戰略位置重要，礦産資源豐富，也成為大國爭奪的焦點。

  蘇丹本輪衝突爆發後，交戰雙方均指責對方有外國勢力撐腰。

  衝突初期，蘇丹武裝部隊陷於守勢，向西方求助的聲音被忽視。布爾漢隨即調整外交方向，緊急恢復或加強與俄羅斯、伊朗、埃及、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等傳統盟友的關係。蘇丹快速支援部隊據信則與阿聯酋關係密切。

  長期以來，蘇丹政府在不同場合多次指責阿聯酋支持蘇丹快速支援部隊，阿聯酋均予以否認。2023年12月，兩國曾相互驅逐外交人員。今年3月，蘇丹向國際法院起訴阿聯酋，指控其參與“種族滅絕”。5月，蘇丹安全和國防委員會發表聲明，宣布與阿聯酋斷絕外交關係並撤回其駐阿外交使團。8月，蘇丹外交部發表聲明，指責阿聯酋招募哥倫比亞籍雇傭兵為蘇丹快速支援部隊作戰，阿聯酋否認這一指責。

  風險外溢威脅穩定

  蘇丹持續武裝衝突的外溢影響日益顯現，主要體現在兩方面。

  一是難民出逃加劇鄰國人道主義危機。聯合國數據顯示，蘇丹有410多萬人越境進入埃及、乍得、南蘇丹等國。大規模難民涌入導致接收國資源緊張，使自身安全和發展本就面臨挑戰的東道國面臨額外的人道主義負擔。

  以乍得為例，國際危機組織稱，該國東部已接收近90萬蘇丹難民，大多被安置在瓦達伊省。隨着蘇丹衝突持續，這一數字可能繼續上升。瓦達伊省本就深陷貧困率高、基礎設施匱乏、族群矛盾嚴重這三重困境，而蘇丹難民擠佔當地資源、國際人道援助嚴重不足使得原有矛盾進一步激化。當地食品價格飆升，就業競爭愈加激烈，大量乍得青年為求生計加入蘇丹武裝團體，形成惡性循環。

  二是非洲之角的地緣政治競爭加劇。該區域各國衝突相互關聯，蘇丹的動蕩可能激化整個區域的不穩定。摩洛哥新南方政策中心認為，蘇丹地理位置極為特殊，域外和地區大國圍繞非洲之角展開激烈角逐，蘇丹內戰有淪為“代理人”戰爭的風險。

  與此同時，蘇丹局勢動蕩還給非洲之角和薩赫勒地區的極端組織提供了可乘之機。它們迅速擴大組織網絡，擴張跨境活動範圍，構成新的安全威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