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4月22日，“百名紅通人員”名單公布，猶如投向外逃腐敗分子的一顆炸彈，“平地起驚雷”。

　　兩年後，2017年4月27日，中央追逃辦首次以公告形式，曝光“百名紅通人員”中22名涉嫌職務犯罪和經濟犯罪的外逃人員藏匿線索，向外逃人員再擲“殺手锏”，實施“精準打擊”。

　　震懾效應加碼升級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對反腐敗國際追逃追贓工作作出重大決策部署，使之成為全面從嚴治黨和反腐敗鬥爭的重要一環。2014年，我國設立中央反腐敗協調小組國際追逃追贓工作辦公室。2015年開始，連續三年啟動“天網”行動，營造“天羅地網、無路可逃”的環境和氛圍……

　　通過集中曝光對外逃腐敗分子産生震懾效應和心理壓力，形成強大攻勢，在反腐敗國際追逃追贓工作中早有先例。

　　2015年4月22日，中央追逃辦集中曝光“百名紅通人員”名單，楊秀珠、喬建軍、程慕陽、閆永明等“名人”赫然在列。

　　發布“百名紅通人員”名單後，外逃人員在外生存空間更加狹窄，“紅色通緝令”的震懾效應直接體現在追逃追贓成果上，包括“百名紅通人員”在內的一大批外逃腐敗分子歸案，一筆筆流失海外的巨額贓款被追回，新增外逃人數逐年下降……

　　截至2017年3月31日，通過“天網行動”先後從90多個國家和地區追回外逃人員2873人，其中國家工作人員476人，“百名紅通人員”40人（截至4月底），追回贓款89.9億元，追逃追贓工作取得重要階段性勝利。

　　時隔兩年，中央追逃辦以公告的形式曝光部分在逃境外人員的藏匿線索，這在追逃追贓工作中尚屬首次。G20反腐敗追逃追贓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師范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院教授黃風認為，“公布部分外逃人員藏匿資訊是一種宣示，展現中國政府在反腐敗追逃追贓方面的堅定決心。”

　　與此同時，公開曝光也是一種強力震懾。“公布外逃人員境外可能居住地，有利于形成心理震懾，讓他們逃無可逃，成為過街老鼠。”北京大學廉政建設研究中心副主任、副研究員莊德水説。

　　談及公告發布對追逃追贓工作的意義，中國社會科學院紀檢組副組長、副研究員高波認為，“從獵狐行動、天網行動、集中公布‘百名紅通人員’名單，再到中央追逃辦發布公告，一步步走來，有利于形成政策的集束效應。”

　　相較于兩年前集中公布的“百名紅通人員”名單，此次公布的外逃人員藏匿線索資訊更加豐富具體。北京航空航太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任建明指出，“公布‘百名紅通人員’時，只有姓名、照片、外逃時間、涉嫌罪名等基本資訊，外逃去向並不精確。此次曝光的資訊詳細到具體的國家、城市甚至是街區，可以讓海外知情者有目的地關注，有效提高追逃追贓效率。”

　　事實上，尚未歸案的“百名紅通人員”仍有60人，為什麼選擇這22人公開其藏匿線索？國家預防腐敗局副局長、中央紀委國際合作局局長劉建超表示，“這22人追逃難度相對較大，或者正處在關鍵環節需要進一步施壓。”

　　長期關注並研究反腐敗國際追逃追贓工作的黃風，認為這22人中有些人已經在當地取得合法身份，對他們的追逃必須營造更強烈的國際合作氛圍。

　　情況明、數字準、底數清是做好工作的基礎。此次公告不僅公布追逃追贓工作一段時期以來取得的成果，曝光部分外逃人員藏匿線索，同時也首次公布了外逃人員的精準數字。據統計，截至2017年3月31日，尚有涉嫌貪污賄賂等職務犯罪的外逃出境的國家工作人員365人，失蹤不知去向的國家工作人員581人，共計946人。

　　尚未被曝光藏匿線索的外逃人員也別覺得僥倖躲過一劫，公告強調，將根據追逃追贓工作需要，通報更多外逃人員線索，追逃者的腳步已經越來越近了。

　　肖建明、程慕陽等外逃人員目前可能居住地被曝光

　　此次公布的部分外逃人員藏匿線索，涉及肖建明、蔣雷、程慕陽、虞泰年等人，共計22人。曝光的資訊中，最值得關注的，無疑是22人藏匿在哪個國家、哪個城市、哪個街區。

　　22人目前的可能居住地，藏匿在美國的最多，接近半數，共計10人，分別是肖建明、劉勖、劉常凱、王黎明、賀業軍、黃紅、邱耿敏、周建華、劉慎湘、徐雪偉；其次，居住在加拿大的有5人，包括肖斌、李文革、程慕陽、王清偉和賀儉；再次，新西蘭也有4人，分別是蔣雷、陳興銘、宣秀英、虞泰年。此外劉湘建居住在英國；吉東升藏匿澳大利亞；任標藏身于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

　　當初，22人的外逃目的地覆蓋6個國家，其中美、加、澳、新、英5國是外逃人員心目中的“避罪天堂”，共同特點在于，中國尚未與之締結引渡條約，或者締結了尚未生效。但是從近年來反腐敗國際追逃追贓的實踐看，盡管與這些國家之間存在引渡條約缺位的問題，我們通過遣返、勸返、異地追訴等多種方式也取得了不少追逃追贓的戰果。例如從美國追回楊秀珠、黃玉榮、楊進軍、朱海平、張大偉等人；從加拿大追回常徵、巴連孝、曾子恒、蔣謙等人；從新西蘭追回閆永明和雲健；從澳大利亞追回周世勤、唐冬玫、郭廖武；從英國追回陳祎娟……

　　相較于美、加、澳、新等腐敗分子的“外逃理想國”，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一個位處加勒比海的島國無疑屬于小眾選擇。值得注意的是，藏匿于此的任標擁有當地永久居住證。

　　據了解，加勒比地區一些國家如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護照含金量高，前往世界很多國家無需簽證。中央追逃辦相關負責人介紹，“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擁有投資移民計劃，外逃人員借此擁有新的國籍後，給我們的追逃工作帶來了很多不便。一來，他們的身份名字改變，追逃難度更大，同時流竄起來也更加方便。即便藏匿在這些國家，有的我們尚未與之建交，也很難追回來。”

　　但是，沒有建交就意味著絕對“安全”嗎？答案並非如此。

　　“百名紅通人員”39號付耀波和41號張清曌也曾將外逃目的地圈定在加勒比海地區，一個中國尚未與之建交的島國聖文森及格瑞那丁。2016年2月，在中央追逃辦統一部署下，在外交部、公安部及我駐巴巴多斯、格林納達等駐外使館的大力協助下，遼寧省追逃辦成功將兩人抓獲歸案。

　　反腐敗國際追逃追贓工作中，外逃時間和追逃難度直接掛鉤。逃得越久的越難追，那些剛剛外逃在境外立根未穩的相對容易。22人中，外逃時間最長的是黃紅，1998年5月16日逃到美國；時間最短的是任標，2014年1月23日非法出境。具體看，外逃1-5年的有6人，5-10年的有3人，10-15年的有7人，15-20年的6人，外逃10年以上的超過半數。

　　22人中，年齡最大的是虞泰年，1942年出生，已過古稀之年。和虞泰年一樣，年逾70仍逃亡境外、顛沛流離的還有肖建明和劉慎湘。年齡最小的是劉勖，1984年出生，2013年逃至美國。

　　從涉嫌的犯罪類型看，22人中，涉嫌受賄、貪污、挪用公款罪的佔半數以上，其他人員涉嫌組織他人偷越國境、詐騙、職務侵佔、合同詐騙、集資詐騙、徇私舞弊、隱瞞境外存款、掩飾隱瞞犯罪所得、抽逃出資等多種罪名。

　　既是強大震懾 也是強大壓力

　　“點名道姓公開曝光百名外逃人員，一方面是對外逃腐敗分子進行強烈震懾，另一方面也是自我加壓，促使我們集中優勢兵力，全力突破重點案件，以點帶面推動追逃追贓工作。”

　　和兩年前公布“百名紅通人員”相似，發布公告，曝光部分外逃人員藏匿線索是一柄“雙刃劍”，既對22名上榜人員形成強大震懾，同時也給中央追逃辦和相關省級追逃辦的工作帶來了巨大壓力。

　　2015年“百名紅通人員”名單公布後，中央追逃辦全面建立挂牌督辦制度。按照“誰主管、誰負責”的原則，追逃辦將“百名紅通人員”分解到相關省區市進行挂牌督辦，將責任壓到各省區市，形成倒逼機制。

　　此次公布藏匿線索的22名外逃人員，共由11個省級追逃辦負責挂牌督辦。其中河北和北京任務艱巨，河北省挂牌督辦的有5人，包括程慕陽、賀業軍、黃紅、虞泰年和賀儉，北京市挂牌督辦蔣雷、劉勖、陳興銘和劉常凱4起重點案件。此外，雲南、浙江、山東、江蘇分別督辦2起案件，湖南、黑龍江、海南、河南、廣東各督辦1起案件。

　　反腐敗國際追逃追贓工作開展以來，既全面撒網，也重點捕撈，突破一批重點案件。省級追逃辦也在追逃追贓的過程中不斷積累和豐富經驗，總結成熟的戰術打法。23個挂牌督辦“百名紅通人員”案件的省區市，幾乎都實現了“零突破”。其中湖北、遼寧分別追回4名“百名紅通人員”，北京、福建、山東和廣東等4個省區市各追回3名百名紅通人員。

　　“發布公告是內向施壓、自我施壓的重要標誌，某種程度上就是軍令狀，形成責任倒逼，展現了追逃追贓的績效意識。”高波説。

　　2017年是反腐敗國際追逃追贓工作全面深化之年，3月剛剛啟動“天網2017”專項行動，4月追逃追贓再度加碼，公布部分外逃人員藏匿線索。“天網”正越織越牢越織越密，再怎麼處心積慮地逃竄，到頭來只會是竹籃打水一場空。（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 李鵑）

【糾錯】

責任編輯： 畢秋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