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成都8月16日電（記者田光雨、曹祎銘）成都世運會期間，本地人羅霄和彭宇買了團隊飛盤項目全部10個場次的比賽門票，每天結伴坐一個多小時地鐵，跨越城市，到成都體育大學三岔湖校區觀看比賽。

  她們是2022年走上飛盤場千千萬萬人中的兩個人。那一年，仿佛一夜之間，飛盤火遍大街小巷，成為都市年輕人的社交密碼。但此後不到一年，社交&&上飛盤的熱度驟然消退。

  這項曾經的“網紅”運動其實早在2001年就作為正式比賽項目加入世界運動會。此次成都世運會中國團隊飛盤隊的亮相，讓飛盤運動重歸大眾視野。當熱潮消退，飛盤還能再飛一會嗎？

退潮之後

  在疫情下的特殊時期，戶外進行的飛盤滿足了年輕人社交娛樂的需求，社交媒體的病毒式傳播助推這個小眾運動成為年輕群體的運動“頂流”。在《2022年輕人新潮運動報告》中，飛盤高居榜首，近六成人渴望通過飛盤結交新朋友。

  但不過一年，2023年，羅霄就發現加入活動的新人越來越少，“每次去現場一看，都是熟人。”她和彭宇成了留下的人。

  隨着人員固定，她們所在俱樂部的訓練更加成體系，賽事成為維繫留存愛好者的重要黏合劑。

  場外，飛盤搭子延伸成為生活搭子。羅霄和彭宇與俱樂部的“盤友”經常一起聚餐、看比賽——飛盤的社交屬性沒有減弱，而是從生人社交轉向了熟人社交。

  而周安琪不但留了下來，還成為了國內最頂尖的女子選手。她曾是北京大學跳高特長生，畢業後在上海一家運動品牌公司工作。擁有絕佳運動能力的她一上手便對飛盤運動着迷，很快加入了當地競技水平最高的滬蛙俱樂部，接受較為系統的團隊飛盤訓練，並在前年通過選拔進入國家隊。

  周安琪努力在工作與訓練間保持平衡，平時利用下班和周末時間參加訓練和比賽，遇到集訓她只能向公司請長假，然後在訓練間隙線上完成一些工作。

  公司的支持讓她心懷感激：“必須要感謝我的老闆，給了假期讓我參加國家隊集訓和世運會比賽，這份理解也是我堅持的動力。”

  同樣堅守的還有吳宇翔。曾是一名體育老師的他在2022年“下海”開辦了一家飛盤公司，彼時飛盤市場飛速發展，相關公司和俱樂部如雨後春筍般涌現。

  創業不到一年，飛盤參與人數驟減，超80%俱樂部解散，利潤率萎縮九成以上。“有半年時間沒什麼收入，一直在虧錢，感覺要做不下去了。”吳宇翔説。

  困境倒逼破局。他積極&&政府、學校，把青少年普及作為突破口。經過不懈努力，吳宇翔的飛盤課程已經進入成都30所學校，感興趣的孩子還會繼續報名校外培訓課程。俱樂部有了收入基本盤，運營重新走上了正軌。

  讓他高興的是，世運會前成都打聽、參與飛盤活動的人又多了起來。“與之前跟風的一窩蜂涌入不同，現在加入的人會把飛盤當做一項認真的運動。”吳宇翔説。

  熱潮消退後，那些沉澱下來的愛好者，支撐中國飛盤走得更遠。截至2024年底，全國飛盤運動註冊協會超過100家，飛盤社群和俱樂部超過900個，覆蓋近200個城市，其中高校飛盤社團年均增長率超過40%。

讓飛盤飛

  與眾多對抗激烈的團隊項目相比，團隊飛盤禁止身體接觸的規則極大拉近了男女競技差距，尤為適合男女混合組隊。本屆世運會團隊飛盤項目僅設男女混合一個小項。

  飛盤最初吸引周安琪的原因就是打破性別壁壘，“在同一片場地共享、爭奪一片飛盤，真的太酷了。”

  彭宇也將男女搭配的運動氛圍看作飛盤的獨特吸引力，“都是男生玩的項目難免有點火氣，玩飛盤的話我們女生會&&男生把火氣壓一壓。即便是比賽中，雙方也都是一個比較和諧的氛圍。”

  團隊飛盤的魅力還源自其另一特質——自我裁決。比賽沒有裁判，場上所有爭議由雙方運動員協商解決，承認不利於己方的事實才被認為是飛盤精神的實踐。

  “飛盤玩家為什麼關係那麼好，因為飛盤帶給他們的不只是運動、不只是輸贏，還是一種友好的關係、一種合作的友誼。”吳宇翔説。

  成都世運會中國隊與日本隊比賽結束後，進行了一個團隊飛盤項目特有的儀式：兩隊隊員間隔站立，肩搭肩圍成一個圈，分享比賽感受。

  “這個儀式叫‘Spirit Circle’（精神圈），主要是互相表達對對手的欣賞與肯定，同時也在飛盤精神層面互相指出需要調整的地方，最後我們感謝日本隊來到中國跟我們交流。”周安琪向記者介紹。

  用內化自律取代裁判約束，是飛盤精神為“更團結”寫下的另一種注腳。可惜的是，自我裁決的比賽形式也成為飛盤“入奧”的最大障礙。爭金奪銀的奧運賽場上，飛盤精神的“初心”能否戰勝“勝負心”，被打上了一個大大的問號。

  周安琪盼望團隊飛盤項目早日站上更大的舞&，“如果飛盤需要改變才能‘入奧’的話，我覺得是可以加入裁判的，但全世界裁判要有執裁尺度一致性。入奧是第一步，關鍵是要讓更多人了解飛盤精神，感受飛盤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