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成都8月16日電（記者高萌、馬思嘉、許仕豪）成都世運會上，許多“兼職”選手引起了人們的關注。

  世運會項目大多是非奧和小眾項目，商業化程度低，絕大部分選手無法以此謀生，因此通常擁有自己的本職工作，做運動員才是“兼職”。

  雖然也是運動員，但他們與網球等職業運動中的職業運動員、奧運會上的國家隊專業運動員，有很大區別。

  他們往往因愛好某項運動而加入俱樂部或社群，並通過賽事體系逐步走上世運會的舞&。

  前體操名將商春松在成都世運會收穫跑酷女子自由式項目金牌。她在讀大學期間接觸到了跑酷運動。起初，儘管面臨經濟壓力，她還是在俱樂部報名一對一課程，通過兼職供養自己和這項愛好。不過，隨着在國內外賽事中獲獎，如今已不存在訓練場地和經費困難。

  都是搞體育，但練體操和玩跑酷大相徑庭。一個有完善的國家體系保障，一個則什麼都要自己操心。

  從“奧運”到“非奧”的轉身，讓商春松體會到了專業競技的“象牙塔”與民間小眾運動的“溫差”。但她收穫同樣巨大：“跑酷更強調風格和自由創意，而且讓我認識了各行各業的朋友，有做IT的，有地鐵司機。跑酷讓我接觸到了以前沒有接觸到的世界。”

  自嘲是“野生派炭係女孩”的馮浩霖是中國腰旗橄欖球隊的四分衛。2021年，因同事介紹而接觸到橄欖球的她逐漸成為北京Avengers（復仇者）腰旗橄欖球俱樂部的四分衛，並最終入選國家隊。

  馮浩霖説，俱樂部就是圍繞腰旗橄欖球的培訓和參賽來運營，等同於一支隊伍，“大家都在‘為愛發電’。發現身邊永遠有一幫目標一致的人在一起，感覺很安心”。

  對於許多像馮浩霖這樣的“兼職”運動員，如何保證日常訓練與參賽？社會俱樂部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橋梁作用。

  團隊飛盤賽場上的李雪與周安琪，既是國家隊隊友也是上海同一家飛盤俱樂部的成員。每週，俱樂部會進行2-3次訓練，周中一次周末一次。兩人基本沒有休閒時間，除了工作，就是在訓練比賽。她們所屬的滬蛙俱樂部是中國最早一批飛盤俱樂部之一。

  李雪對於“俱樂部+聯賽”的體系有着自己的觀察：“美國飛盤發展比較好，學校有社團，社會有俱樂部，還有職業聯賽，形成相對健全的體系，中國也在往這個方向走。高水平聯賽確保了比賽強度，提升了競技水平。”

  活躍在賽場上的不僅僅有俱樂部成員，許多俱樂部運營者，也深度參與着本屆世運會。

  32歲的岳翰此次參加了男子尾波滑水項目。他在美國加州大學攻讀法律專業博士學位期間接觸了尾波滑水，練習約半年就在全美大學生聯賽上拿到新人組第二名。2019年回國後，他與好友在杭州創辦了一家尾波俱樂部並擔任教練。如今，俱樂部有50名穩定會員，並通過進校園、訓練營等方式發展青少年愛好者。

  他注意到，國內滑水俱樂部數量越來越多，且更多青少年群體加入其中，並在訓練後積極參加國內外的業餘賽事，不斷提升這項運動的覆蓋面和專業性。“俱樂部會像星星之火一樣，輻射到更多人群。”

  出沒在自由潛賽場的趙磊是中國第一位AIDA自由潛教練，隨後建立了中國第一家自由潛俱樂部。目前，該俱樂部已培養出上萬名潛水員，其中包括200多名自由潛教練。

  “自由潛的運動員沒有體制內的保障，他們都是靠熱愛在堅持。”趙磊説。他如今仍需在經營俱樂部與培訓國家隊選手之間尋找平衡。

  北京體育大學教授鮑明曉預測道：“未來我國體育發展的趨勢可能要更多地從‘爭光體育’轉型到‘民生體育’，把體育融入到經濟、社會發展，融入老百姓對健康生活、美好生活的追求中去。”

  而俱樂部，正是其中一種“軸承”。

  國家體育總局小球中心運動一部部長王鼎在談及我國壁球發展時&&：“在社會俱樂部層面，經過二十餘年的發展，國內已有超過100傢具備一定規模的壁球俱樂部，他們在商業運營、人才培養等方面積累了較為豐富的經驗，也為當地經濟發展、促進就業等方面做出了積極貢獻。”

  傳統舉國體制聚焦“奧運爭光”目標；而在小眾、新興項目的賽道，社會俱樂部則從興趣愛好和群眾需求入手，以市場化和社會化機制，構建起了從“全民健身”上升到“競技體育”的另一條路徑。

  國家體育總局水上運動管理中心運動四部主任劉青説：“尾波沖浪項目在2020-2022年期間得到大力發展，全國開展滑水運動的俱樂部數量激增，巔峰時期超300傢俱樂部。借助此風潮，滑水項目在國內重新回到大眾視野，吸引了一批群眾參與滑水項目。與此同時，國內市場對‘造浪機’等體育設施的需求也明顯提升，帶動了體育産業的發展。”

  從商春松的跑酷轉型到馮浩霖的腰旗橄欖球之路，從團隊飛盤的國家隊選拔到尾波滑水創業者岳翰走上世運會，“兼職”運動員們用自己的方式注解着“運動無限，氣象萬千”；而他們背後的俱樂部，不僅為愛好者提供了專業訓練&&，也通過社群運營、賽事孵化、人才輸送，構建起可持續發展的體育生態。

  中國體育的多元發展格局正在這些毛細血管般的組織中被重新塑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