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期，重慶兵工廠生産的部分火炮（翻拍自重慶建川博物館）。本報記者黃偉攝

　　自全面抗戰爆發，全國兵工廠西遷以來，重慶一時成為大後方最大的“武器彈藥庫”。八年間，供應了抗日軍隊所需三分之二的槍械、彈藥

　　為打敗日本侵略者，山城近十萬兵工人，在物料、裝備短缺，生活清苦、頭頂轟炸的艱險環境中，滿腔熱忱，爭分奪秒“創造犀利的武器”

　　“戰以止戰，兵以弭兵，正義的劍是為保衛和平。創造犀利的武器，爭取國防的安寧……同志們，猛進！猛進！”

　　1939年，隨著華中重鎮武漢失守，侵華日軍南犯長沙，西窺宜昌，並頻繁派出轟炸機群，空襲重慶等後方城市。中國抗日戰爭，進入更加艱難時刻。然而，在敵人的狂轟濫炸下，一首激昂的歌曲在重慶嘉陵江畔傳唱開來。

　　與這歌聲相伴的，是長江、嘉陵江兩岸越來越多的廠房裏、岩洞中，轟鳴不息的機器、日夜苦幹的工人，和源源不斷生産出來的槍炮。

　　“盧溝橋事變”後，不到兩年時間，華北、華東大片國土淪喪于日寇之手。地處長江上游，據夔巫之險，乘舟楫之便，有川滇黔廣袤土地作腹地的重慶，成為中國戰時首都和戰略大後方。

　　在擔當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同時，重慶還肩負起為前線數百萬抗日將士提供武器彈藥的重任。自全面抗戰爆發，全國兵工廠西遷以來，重慶一時成為大後方最大的“武器彈藥庫”。八年間，供應了抗日軍隊所需三分之二的槍械、彈藥。

　　為打敗日本侵略者，山城近十萬兵工人，在物料、裝備短缺，生活清苦、頭頂轟炸的艱險環境中，滿腔熱忱，爭分奪秒“創造犀利的武器”。

　　炮火下搬來的兵工中心

　　重慶主城九龍坡區鵝公岩大橋頭，一尊手握鋼槍怒吼射擊的抗日軍人雕像，跨立石碑之上，面朝東方，日夜守望著奔流不息的長江。雕像下方的岩壁裏，隱藏著百余個縱橫交錯的人工岩洞。

　　這裏是國民政府兵工署第一兵工廠舊址。而它的前身，則是創建于晚清，以“漢陽造”步槍顯赫于近代中國的漢陽兵工廠。80多年前，在不斷進逼的日軍炮火下，這座當時的“兵工砥柱”幾經遷徙，于1940年春定址山城。在此之前，當時我國最主要的兵工企業大多已在重慶落戶復産。

　　“西遷運動，造就了重慶抗戰兵工中心的地位。”中國抗戰史學會副會長周勇介紹，全面抗戰爆發前，我國兵器工業不僅力量薄弱，布局也極不合理，幾個大廠，如漢陽兵工廠、上海兵工廠、金陵兵工廠、濟南兵工廠、鞏縣兵工廠等，均在中東部且以沿海為主。隨著戰事惡化，這些工廠很快面臨淪入敵手的危險。搬遷到以戰時首都重慶為中心的大後方，就成了必然選擇。

　　盡管國民政府兵工署早在“盧溝橋事變”前，就開始計劃兵工企業內遷事宜，但由于對戰局發展態勢估計不足，加之顧慮遷移過程影響前線彈械供應，各兵工廠直到1937年9月至11月，才陸續動遷，多數兵工廠是在臨近淪陷時才倉促撤出。

　　專事機槍、步槍制造的金陵兵工廠接到遷廠令後，職工們夜以繼日將4300噸機器設備和材料拆卸裝箱，于1937年11月底緊急撤離南京。因時局緊迫、運輸工具奇缺，有一批物資實在沒法運走。無奈之下，廠長李承幹只好委託姚志良等三位工友和士兵留守照看，尋機搶運。雖然做了這樣的安排，但並未抱太大希望。

　　12月6日，日軍攻城部隊兵臨城下。聽聞炮聲的姚志良和留守同仁，找來群眾協助，將剩余物資裝上兩條民船，在炮火硝煙中離開南京。隨後一路頂風冒雪，水陸兼程，在工廠駐武漢辦事處幫助下，終于在1938年2月將物資運抵重慶江北簸箕石碼頭。廠長李承幹深為感動，讚嘆道：“三君于國難極端嚴重時期，為國為廠，竟能不顧一己之安危，不獨為國家保存數十噸物資，其艱苦卓絕之行為更堪資一般人所矜式。”

　　鋼鐵乃武器之母。隨著上海、南京相繼淪陷，日軍兵鋒直指武漢，當時中國最主要的鋼鐵資源——包括漢陽鐵廠、鋼廠、大冶鐵廠、六河溝鐵廠等在內的聯合鋼鐵廠遷建委員會，不得不于1938年6月自武漢遷往重慶。

　　天上飛機轟炸、腳下激流險灘，西遷之路，艱險異常。原鋼遷會員工、已去世的王遴元老人，曾這樣回憶：“走到湖北枝江，説完了，船快翻了。很多人就哭，小孩、婦女們都哭了。後來船主找我説，把這些（煉鋼廠的）機器都丟到河裏邊吧，救人吧。我説，這決不可能！”“結果這個船傾斜到35度，好在下面是泥沙，沒有碰到石頭，如果碰到暗礁的話，那所有的設備、所有的人全部完蛋。”

　　歷史檔案顯示，至1940年，我國兵工內遷完成時，兵工署直屬17家兵工企業中，有11家駐扎重慶，約佔總數的三分之二。除當時尚不能自制的坦克、重型火炮外，這些兵工廠的産品涵蓋了鋼鐵、火藥、子彈、手榴彈、炮彈、甲雷、步槍、輕重機槍、迫擊炮、戰防炮等當時我國軍隊實際投入使用的幾乎所有槍械彈品種，成為當之無愧的抗戰兵器工業中心。

　　頭頂轟炸創造犀利的武器

　　如今，“兵工署第一工廠”舊址經過保護性修復，成為以抗戰歷史為主題的“重慶建川博物館”。依托當年開鑿的生産洞體，展覽著大量抗戰時期的實物、影像資料等。

　　在兵工史展覽區，一支支烏黑發亮的步槍、機槍，一款款軍綠色擲彈筒、迫擊炮，靜靜陳列著。“這些都是抗日的武器！像這款二七式擲彈筒，是當時重慶兵工企業自行創制的優秀兵器，性能遠優于日軍同類裝備，在戰場上有力殺傷了敵人。”博物館講解員介紹説。

　　自淞滬會戰以來，抗戰前線日漸激烈的戰況，造成槍械、彈藥大量損耗。歷史檔案記載：全面抗戰爆發的最初半年，“由軍政部及後方勤務部先後分別經發彈藥，概計數量，步機彈藥在二萬萬發以上。”使國民政府在戰前積存的械彈幾乎用盡。1937年11月，軍政部報告“庫存彈藥只夠20個師作戰三個月”。

　　“抗戰之初，我國基本是在孤立無援的情況下獨立對日作戰。後來蘇聯空軍曾援華作戰，蘇德戰爭爆發後便停止了。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美國才開始援華，但由于我國的出海口已經全部陷入敵手，援華物資只能靠滇緬公路，和飛越‘駝峰’的有限空運，數量也是極有限的。”重慶市檔案館研究員唐潤明告訴記者。

　　一面是抗日前線對武器、彈藥需求之急迫，一面是外國援助之稀缺，為前方將士補充足夠彈械的重任，就落到了大後方兵工廠頭上。

　　然而，西遷以後，雖免除了受日軍攻擊佔領的威脅，但各兵工廠機器設備有限，原材料缺乏等難題又接踵而至。危難時刻，各廠均千方百計克服困難，力求迅速重建，早日開工，盡最大努力維持前線武器供應不輟。

　　已改稱兵工署第二十一廠的金陵兵工廠，在廠長李承幹組織下，自南京搬遷之始，即派人赴香港採購生産物資，並預先在重慶啟動新廠建設。“各員皆分負責任，修建房屋與安裝機器，同時並進，不使分寸光陰稍有浪費；各項機器，隨到隨裝。各人員夙夜勤勞，盡忠不倦。”三個多月就完成了主要工程。1938年3月1日，二十一廠率先復工，當月就趕制出40挺馬克沁重機槍等武器送往前線。

　　戰時的重慶，缺電、缺燃料的情況時有發生。生産輕機槍的銅罐驛分廠，位于城區外的江邊小鎮上，由于這裏未通電，只能靠自發電，兵工署配給了一臺破爛不堪的445馬力柴油發電機，卻又無柴油可用。生産工作只能從“煉油”開始。化學專業的技術員李大聲在一處山坡上搭起棚子，找來幾個舊油桶，自己動手鍛打鐵器，又買來當地常見的桐油，經過一番摸索，竟然煉出了柴油，終于讓機器轟鳴起來。

　　除物料匱乏外，各工廠還不得不應付日益頻繁的敵機轟炸。1938年10月之後，日軍幾乎每周出動飛機，轟炸重慶市區。沿江布局以圖運輸、水電供應便利的各個兵工廠，成為重點轟炸對象。

　　為防空襲，第一工廠邊生産，邊在長江邊岩壁上開鑿出116個岩洞，建成22000多平方米的地下廠房。各岩洞分工制造零件，通過腰洞相互傳遞，最終組裝成武器。這種洞內串聯生産方式，不僅躲開了轟炸，還提高了效率，為不少兵工企業效倣。

　　二十一廠則調整工廠布局，堅持在地面生産。銑工胡學佑曾回憶，重要的設備都是獨立放置，間隔很遠，每間廠房外還堆著木材和各類工具，“轟炸一完，我們就可以馬上搭建臨時廠房復工生産。”

　　盡管困難重重，各工廠在開足馬力生産原有制式武器的同時，還不斷改進、倣制新式武器，為前線千千萬萬正以“血肉之軀”與日寇作戰的將士們，增添了不少攻防利器。

　　據不完全統計，抗戰期間，重慶各兵工廠改倣制武器達數十種之多。以二十一廠為例，在老式“漢陽造”基礎上，結合德國八九式步槍，于1943年創制出一種新型步槍，比上述兩型步槍更靈便、更安全，殺傷力也更大；改良升級捷克式輕機槍，能立射、跪射、臥射，還可以高射低飛的飛機，每分鐘射速達250發至300發；新制一二〇迫擊炮，最大射程5000米，較法國同類産品減輕一半，且操作靈便，發火精準。

　　擲彈筒是侵華日軍頻繁使用的步兵武器，抗戰初期，曾給我國軍隊造成重大傷亡。1938年底，三十工廠試造成功二七式擲彈筒，裝拆簡單，調整射程需時極短，每分鐘可發射20發，批量投入戰場後，大大削弱了日軍近戰火力優勢。五十工廠還于1941年成功試制出三七戰防炮（步兵平射炮），用以對付日軍坦克、裝甲車。

　　“眾多工廠互相配合，使效率不斷提高，品質日益改進。1938年到1945年，重慶主要兵工廠共生産各種槍彈8.5億發，炮彈近600萬顆，步槍近30萬支，輕重機槍3萬余挺，火炮1.4萬門，擲彈筒6.8萬具，甲雷42萬多顆。”唐潤明介紹説，當時抗日戰場所需的常規武器，諸如重機槍、迫擊炮、擲彈筒、手榴彈等大都能充足供應且有盈余，輕機槍、迫擊炮彈、步槍及槍彈，也基本能滿足需要，重慶各廠對此起到了主要支柱作用。

　　同志們，猛進！猛進！

　　“舉目四矚，漫山烽火，遍地腥氛。而抗戰情緒，上下一心，堅逾金石。前方寸土必爭，堅強抵抗……本廠為制造槍彈工廠，任務極為艱巨……唯有殫精竭慮，宵旰從公……迄至勝利。”

　　這是抗戰勝利後，兵工署第二十工廠廠長陳哲生的一段記敘。和陳哲生一樣，當時身處艱險中的山城兵工人，面對破碎的山河、囂張的敵焰，無不“拼命流汗犧牲，競圖趕造”。

　　生于南京，在抗戰烽火中隨遷重慶的二十一工廠子弟鄭洪泉，今年已90歲高齡。他至今記得80余年前父輩們夜以繼日勞作的場景，“剛搬到重慶時，工人們都自覺每天工作12到14個小時。可以説上至將軍廠長、下到普通工人，都在默默地拼命。其中最可敬的，是我們的老廠長李承幹！”

　　畢業于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的李承幹，1919年進入漢陽兵工廠，1931年任金陵兵工廠廠長。全面抗戰爆發後，在他的帶領下創造了三個月西遷重慶並復工的奇跡，此後的二十一工廠不斷擴産壯大。

　　“李承幹一直單身，到重慶後完全以廠為家。14平方米的辦公室，他和主任秘書、工務處長三人辦公，背後靠墻一張單人床就是他的臥室。不管多晚睡，有事隨時要叫醒他。”從大學教授崗位退休後專心研究李承幹的鄭洪泉，對“老廠長”的抗戰往事如數家珍：預料到戰事日緊，設備、物資肯定會短缺，他就派出得力人員常年到外採辦；他親自主持設計新式步槍，改進機槍、迫擊炮；他非常關心職工生活，但生産上要求極嚴格……

　　讓不少工人記憶深刻的是，面對日軍飛機頻繁空襲，李承幹最關心機器分散開保護好沒，工人們是不是都進了防空洞。而他往往是最後一個進洞。有時甚至喃喃自語：“炸我們吧，炸我們好。炸了我們馬上能復工，總比炸那些沒有能力恢復的工廠好。”

　　為激勵職工鬥志，鼓舞大家戰勝困難。李承幹還邀請留日時就已熟識的著名詩人、學者郭沫若為工廠創作廠歌。素來欽佩李承幹為人的郭沫若不僅慨然應允，還請著名作曲家賀綠汀為之譜曲：

　　“戰以止戰，兵以弭兵，正義的劍是為保衛和平。創造犀利的武器，爭取國防的安寧，光榮的歷史肇自金陵。勤儉求知，廉潔公正，迎頭趕上，盡我智能，工作是不斷的競爭。我們有骨肉般的友愛，我們有金石般的至誠。我們有熔爐般的熱烈，我們有鋼鐵般的堅韌。量欲其富，質欲其精。同志們，猛進！猛進！同志們，猛進！猛進！”從此，這首歌就唱響在長江、嘉陵江畔。

　　在李承幹帶領下，二十一工廠先後接管了漢陽兵工廠步槍廠、二十工廠輕機關槍廠、重慶武器修理所、十一工廠部分、四十工廠，並在雲南安寧建立分廠，最終成為大後方規模最大的兵工廠。到抗戰末期，其武器産量已達“全國輕武器的一半左右”。

　　同樣頭頂轟炸“猛進”的，還有鋼遷會的員工們。抗戰期間，僅鋼遷會記錄在案的較大規模日軍空襲至少有三次，死傷員工約200人。但面對敵人的殘酷轟炸，1940年至1945年，鋼遷會鋼鐵廠共生産生鐵96057噸、鋼28657噸、鋼材15456噸，分別佔抗戰時期大後方鋼鐵總産量鐵的90％、鋼的65％、鋼材的40％。

　　“我們當時一邊安裝設備，一邊生産，一邊還得躲避轟炸，每天都要注意高處挂出紅氣球沒有，如果挂了，就預示著日軍很快就要丟炸彈了。”老工人鄒宗友回憶説，盡管如此，我們仍希望多煉一些鋼鐵出來支援兄弟兵工廠，多出産一些子彈、槍炮，好狠狠地回擊日本侵略者。

　　一位鋼遷會工作人員當年曾這樣寫道：“抗戰是這樣緊急，人們的生活是這樣煎迫。我們並不覺得難過，因為我們早已了解了現實，我們的生活目標不是為了錢，也不是為了利，我們只有一個願望，一個思想，一個期待，那就是努力造械，爭取抗建大業早日完成，以及和平的早臨。”（記者 張桂林、劉恩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