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黨的十九大擘畫了黨和國家事業發展藍圖，目標催人奮進，使命呼喚擔當。450多萬個基層黨組織、8900多萬名黨員，這是確保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和決策部署貫徹落實的基礎。

　　黨的力量來自組織，組織能使力量倍增。黨的十九大報告強調，要以提升組織力為重點，突出政治功能，把基層黨組織建設成為堅強戰鬥堡壘。

　　圍繞這一基層組織建設的新目標、新定位、新要求，半月談組織記者對農村基層組織建設進行了深入調研。

　　記者調研發現，十八大以來，黨中央推出了一係列管黨、治黨重大舉措，全面從嚴治黨不斷向基層延伸，農村基層黨建工作不斷夯實，基層組織的活力與戰鬥力不斷增強，尤其是在脫貧攻堅工作中，黨員幹部的模范帶頭作用更加顯現，得到了廣大基層群眾的認可和信任，基層黨員的自豪感不斷提升。

　　“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在具體調研中，我們也發現了一些不容回避的問題。特別是在農村基層發展黨員問題上，個別農村支部出現的現象令人擔憂，有些問題甚至具有一些普遍性。

　　在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在鄉村振興戰略的啟動之際，這些問題如不加以重視，可能會損害百姓的切身利益，啃食群眾的獲得感，掣肘鄉村發展的進程，阻礙基層組織力的提升。

　　缺合格黨員，缺優秀人才，缺好帶頭人

　　十八大以來，隨著全面從嚴治黨深入黨心民心、不斷落地生根，各地基層黨組織堅持按照控制總量、優化結構、提高品質、發揮作用的總要求，嚴把黨員入口關，新發展黨員的品質得到顯著提升。

　　與此同時，記者在調研中也發現，在一些地方的農村，發展黨員優親厚友，優秀人才被拒之門外，先鋒模范作用難以發揮，老弱病殘嚴重，組織生活有名無實，甚至被黑惡勢力把控，農村基層組織建設仍有不少隱患。

　　而根源還在于大量農村青壯年外出、優秀人才外流，以至于農村黨支部建設中缺合格黨員、缺優秀人才、缺好帶頭人。

　　入黨門檻低，黨員素質堪憂

　　有一些黨員文化水準非常低，入黨申請書都不會寫，上臺去讀都讀不通順，字都能認錯。有的抄網上的入黨申請，甚至把名字地址都抄上去了。

　　“關係好”能入黨。西部某省一個村的第一書記介紹，因區劃調整，2016年7月，另一個行政村被並進本村。據他了解，在被並入的村中有一名黨員，既不識字、又不講理，喜歡惹是生非，群眾基礎很差，但當初因為他與村支書關係較好，就順利入了黨。

　　西部某省份駐村扶貧隊一名隊員對記者説：很多時候，支部書記和誰關係好，就讓誰先入黨；如果支書跟你玩得不好，他就會説今年名額不夠，讓你明年再寫申請。

　　在這種情況下，基層黨組織就出現了很多素質不過關的黨員。

　　我們幫扶的村寨有一名黨員扎某（化名），今年30歲了，屬于文盲，沒讀過書，在村子裏也很懶散，不愛幹活，在這個深度貧困村寨裏都算是比較後進的年輕人。

　　黨支部找他去帶頭參加勞動，他就直接提出：“我不當黨員了，你們拿給某某某去當。”

　　“夠蠻橫”成優勢。西部某縣一名有7年黨齡的農村黨員邵某説，農村黨員總體來説是好的，但林子大了什麼鳥都有，我們村有的黨員就吃喝嫖賭，有的還是村裏的地痞流氓。

　　這些人説不定在鄉上説話比支書還管用，他想要入黨，村支書都要給他點面子，沒準還會給他弄個什麼職務。

　　一些品質不好的人，有些村支書也願意他們入黨，因為他夠蠻橫，一些工作推動得起來。比如村裏修路要佔誰家的田，這家如果不願意，他沒準就會動手威脅，用比較野蠻粗暴的方式去開展工作。

　　“拉人頭”湊任務。秦巴山區一個貧困村的駐村第一書記説，由于村裏大多是文化程度偏低的留守老人，沒有合適的培養對象，他們村已經5年沒有發展黨員了。按照鎮黨委要求，去年需要發展一名年輕黨員，恰好該村一名在外打工的大學畢業生暫時回村休整一段時間，村幹部就立刻到府做工作，很快將之發展為預備黨員。

　　“按照正常程式，應當是本人先寫入黨申請書，之後再確定為入黨積極分子和發展對象。但為了完成上級交辦的任務，這些環節的時間只能壓縮，連入黨申請書的時間都是往前填的。”這位第一書記坦承，這類情況在一些地方的農村並非個例。

　　“我在調研中也了解到，在個別地方，為了完成上級要求的發展年輕黨員的任務，有村幹部主動到府勸説年輕人入黨，甚至給予其一定承諾和好處。”一位黨建研究專家告訴記者。

　　“一言堂”先定調。西北某省一位農村黨員透露，前些時候，該村黨支部開會討論接收一名預備黨員，村支書先定下調子，但討論的人選還不是入黨積極分子。在無記名投票環節，有3名黨員甚至沒有領到表決票，“在村支書的堅持下，最終還是通過了。”

　　“現在我們開會討論發展預備黨員，連人都不認識，面都見不到，就是走走形式。”西南某省農村黨員老葉説，“現在基層發展黨員有很多不規范的地方。我覺得應該規范起來，開會時讓積極分子都互相介紹一下，充分了解下情況。”

　　支部小圈子，戰鬥堡壘變味

　　“自家後院”，發展黨員優親厚友。記者在北方某市城鄉接合部一個村採訪時了解到，該村原支書2014年因妨害公務被公安機關採取強制措施，後被開除黨籍並被判處有期徒刑。

　　該村多位群眾向記者透露，這位村支書在任10年的時間裏，幾乎把黨支部變成了“自家後院”，大多在親戚朋友和“自己人”中發展黨員，儼然成了“黨內個體戶”。

　　如果一些黨員“不聽話”，其組織關係就被強迫轉出該村。久而久之，該村黨員中有超過一半的人是此人的親屬或親信。

　　該村一位曾擔任過村委會副主任的人説，為使一位親信的兒子順利入黨，這位原村支書曾在村裏策劃了一起小小的火情，讓人專門拍下親信之子英勇救火的場景，以此作為“良好表現”，助其順利入黨。還有一個人在外開設賭局，因其父與原村支書關係密切而順利入黨。

　　“雖然原來的支書被判刑了，但當初他發展的黨員都還在村裏，影響還在。有的黨員就沒個黨員的樣子，更別提什麼先鋒模范作用了。我們是看在眼裏、痛在心頭！”有村民無奈表示。

　　西南某省一位農村黨員老葉告訴記者，他們村有10名入黨積極分子，其中一名老師大學畢業比較優秀，但開支部會議發展的是另外一名只有初中文憑、在村子附近當保安的普通年輕人。“他是支書家的侄子。”老葉説，當天晚上，支書召集全村黨員開會，討論選出一名預備黨員，支書明説了就要大家選這個人。

　　“我就覺得很不公平，選上的人普普通通，有好幾個入黨積極分子都比他優秀。這幾年發展黨員要求很嚴格，但我們書記上任這四五年來不光發展了他侄子，還把他兒子也發展成了黨員。”老葉説，在他家附近村子的黨支部這種現象並不少見，黨支部發展黨員，書記會提前説讓大家選誰，投票只是走走形式。

　　“武大郎開店”，優秀人才拒之門外。多位受訪基層幹部群眾反映，在一些地方，有村支書為鞏固自己的地位，在發展黨員時將優秀的人才拒之門外，甚至憑個人好惡發展黨員。

　　“有的村支書當得時間久了，眼界受限，産生了錯誤的觀念‘你比我行，我就不發展你’，怕對自己形成挑戰。”西部地區一位鄉鎮幹部説。

　　據他介紹，該鎮有一名群眾日常表現很好，一心為鄉親們服務。在近年當地一起洪災中，該群眾曾跳入水中英勇搶險，在村民中威信很高。盡管這位群眾寫了多年入黨申請書，但因為所在村的支書總是提反對意見，一直未能入黨。

　　農村黨員老葉説，之所以説一些基層黨員素質差，一個原因就是村裏優秀的人反而入黨難。在村裏面當幹部要看家族的，誰家裏人多，誰的票就多。基層黨支部每三年換屆一次，書記把家人拉進來做黨員，投票選支委時候自己就得票多了。

　　部分村幹部“黑惡化”操縱控制村兩委。為保障山東農村“兩委”換屆順利進行，山東省打黑辦依法嚴厲打擊農村地區黑惡霸痞勢力違法犯罪特別是“村霸”和宗族惡勢力犯罪，組織力量對全省8.29萬個行政村和30.37萬名“兩委”成員進行“拉網式”排查，對有違法犯罪前科的4240名村“兩委”成員逐人建立臺賬，偵辦村幹部涉嫌黑惡霸痞犯罪案件57起，打擊處理村幹部47名，其中村書記16名，村主任29名。

　　2017年8月，黑龍江省紀委通報的哈爾濱市南崗區紅旗滿族鄉曙光村原黨總支書記兼村委會主任于福祥案令人反思。

　　于福祥把曙光村當作“自留地”和“獨立王國”，大肆貪佔公款，腐化墮落、極度奢靡，涉案金額達2億多元。于福祥屬于典型的“村霸”，橫行鄉裏、欺壓群眾，2010年7月，糾集社會閒散人員20余人，將哈爾濱市農電局4名工人砍傷。

　　于福祥被審查期間，對抗組織審查，並恐嚇威脅執紀審查人員。2017年6月，于福祥被開除黨籍；其涉嫌犯罪問題及線索被移送司法機關依法處理。

　　一位熟悉情況的工作人員介紹説，于福祥集人財物三權于一身，拉攏自己的親朋好友入黨，打擊持不同意見者，組織生活形同虛設，民主決策也成了“一言堂”。

　　記者從山東省政府新聞辦2017年11月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獲悉，農村地區黑惡霸痞勢力違法犯罪活動出現一些新的趨勢和特點，嚴重影響人民群眾安全感，危害基層組織建設。

　　有的農村黑惡霸痞勢力借助家族、宗派勢力，操縱、控制農村“兩委”換屆選舉，把持基層政權，侵吞集體財産，強佔集體資源，為個人、家族牟取非法利益，有的橫行鄉裏，欺壓、迫害百姓，人民群眾深惡痛絕。

　　黨員老弱殘，先鋒模范難當

　　調研中記者發現，在一些地方特別是偏遠貧困地區的農村，黨員年齡老化後繼無人、文化程度偏低、帶動能力不強的情況依然普遍存在。

　　“有能力的人都在外面”。在北方某省一個鄉鎮，全鎮28名村支書中50歲以上的就有24人，沒有一名40歲以下的村支書。該鎮一位村支書説，他們村29名黨員中有13名流動黨員，在村裏的16名黨員，老弱病殘、行動不便者就有6人，平時能正常參加組織生活、集體學習的不足10人。黨員文化程度大多在初中以下，還有個別文盲。

　　“在家的黨員裏，絕大多數都不會上網，也不會用智能手機。村裏只有我一個人能寫材料。每次組織黨員學習，大家都很認真，但畢竟大多數都是老齡黨員，學完之後的帶動效果比較有限。”這名村支書説，該村近兩年來沒有收到1份入黨申請書，因為“有能力的人都在外面”。

　　“更多的是無人可發展”。多位從事組織工作的基層幹部分析説，一些地方農村黨支部出現的老化、邊緣化、後繼無人問題，與農村整體人口結構密切相關。

　　在不少偏遠山區和貧困地區，農村空殼化現象普遍，集體經濟不振，對年輕人難有吸引力，留守在村裏的普遍是“386199部隊”（婦女、兒童、老人）。

　　如此一來，黨支部很難有發展對象，即使有優秀的人才向組織靠攏，因大多流動在外，黨組織也難于考察。

　　“確實有個別村幹部出于私心，擔心權力和地位受到挑戰，不願意發展黨員。但實事求是地説，農村基層組織老化、弱化，更多的是無人可發展。”西部一位鄉鎮幹部這樣認為。

　　西北某國貧縣縣委組織部幹部介紹説，去年該縣發展農村黨員的工作重點是向3年以上沒有發展過黨員的村子傾斜，但全縣還是有17個村發展不出黨員，“因為確實沒有合適的苗子。發展黨員不能在矮子裏拔將軍，寧缺毋濫。”

　　記者調研發現，農村人才外流、村組幹部年齡老化、年輕幹部跟不上等問題，在一些落後地區更為明顯，給農村可持續發展帶來影響。

　　東北的一位鄉鎮幹部説，農村基層黨建普遍面臨老齡化，尤其是農村“兩委”班子面臨接班問題。選好村黨組織帶頭人，是擺在縣鄉兩級黨委面前的突出問題。

　　開會人難齊，組織生活隨意

　　記者在基層調查發現，有的地方過半黨員不在縣域境內，很難召開一次全體支部大會。

　　在北方的一個農業大縣，一位村主任告訴記者，全村16名黨員，居住在村裏的有7名，其中還有2名不常住。一位鎮黨委書記説，鎮內一個合並村，黨員相對較多，現有黨員74名，如今在縣域境內的有36名，其他的都在外地，有的好幾年不回來一次。

　　這些村的基層幹部表示，過半黨員在外地，很難組織召開一次支部大會，有的村相對好點還能召開支部大會，有的地方支部大會開不起來，組織生活會也不按時召開。

　　北方一農業縣組織部幹部介紹説，隨著城鄉一體化進程加快，農村人口減少，目前，全縣農村黨員1392人，常年在村裏居住一半左右，不少在縣域外，黨員居住分散，導致農村黨員組織生活難開展。

　　“開會都找不全人，這會咋開？”一位基層黨員説。（半月談記者：陳晨 龐明廣 王建 蔡馨逸 葉婧 來源：《半月談內部版》2018年第2期 ，原標題：《有“形”無力的農村黨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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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馮文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