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我與米賽跑（下）

▲陶行知多次下榻的北溫泉農莊。聶作平攝

  聶作平

糧食危機

  1941年4月23日，陶行知前往重慶嘉陵賓館。今天的重慶雙碑街道有一家酒店，就叫嘉陵賓館。不過，它不是陶行知去的那個。陶行知時代的嘉陵賓館在李子壩，位於史迪威紀念館附近。從照片上看，它是一座呈L形的三層青瓦樓房。這座建於1939年的洋樓，曾是戰時中國的“國賓館”。當時，不少國家的使館和軍事代表團就設在館內。著名作家海明威訪問中國時也下榻於此。

  陶行知去嘉陵賓館，是為了拜會司徒雷登和孟?。司徒雷登因幾年後那篇影響巨大的《別了，司徒雷登》而廣為人知。知道孟祿的人卻極少。孟祿即保羅·孟祿，美國著名教育家，陶行知留學時的老師。孟祿先後10余次到中國講學或是調查教育，還擔任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副董事長。孟祿即將回國，陶行知前往送行，當晚也住在嘉陵賓館。

  他們不知道的是，當天下午，當他們在賓館裏相談甚歡時，就在幾裏外的地方，發生了一起駭人聽聞的慘案。

  慘案的誘因，就是那兩三年裏，陶行知一直為之苦惱不已的東西：米。

  1941年開年以來，從周邊運往重慶的米越來越少，到4月，終至絕跡，市區米店幾乎全部停業。黑市上，一斗米漲到了120元的天價。除了達官顯貴，整座城市人心惶惶。23日，一部分餓民聚集搶米，警察開槍制止，無數人倒在血泊中——這是繼上一年成都搶米風潮後，在大後方發生的又一起因米而導致的流血事件。

  民以食為天，無論什麼樣的社會形態，無糧則不穩。全面抗戰後，受諸多因素影響——最重要者乃是戰爭破壞、旱澇天災、商人囤積、糧食走私、運輸不便，國統區一再面臨糧食危機，而陪都重慶尤其嚴重。

  1944年出版的《糧食問題》説，“在二十六年(1937年)內，因為秋成多已收穫，運輸方面亦無重大阻礙，各地糧價均極平穩，幾乎沒有變動”，“到了二十七年(1938年)，情形就不同，直至二十九年(1940年)六月可算是糧價逐步高漲時期，在這期間因為戰事範圍已趨擴大，糧價受其影響也就逐漸高漲”。

  自1940年始，國統區糧價暴漲。“在西南各地因接近戰區，受戰事影響較深，高漲程度亦較烈，川南方面因中央政府遷駐，各地人口密集，亦漸高漲。”

  四川本是物産豐饒的天府之國，其成都平原地區，有着發達的精耕細作傳統農業。但即使是兩千年來水旱從人、不知饑饉的成都，也自1940年起發生了糧荒。相較於1937年，1940年成都的大米、小麥和稻穀價格分別增長了6倍、10倍和5倍。尤其進入1940年後，7月8日，成都每石米售100元，9日108元，10日115元，10月1日，200元。年底，為了糧食而焦頭爛額的蔣介石，盛怒之下，將勾結商人囤積居奇的成都市市長楊全宇槍斃。

  和成都比，重慶的糧食問題更加嚴重。

  首先，縱使在戰前，重慶的糧食就不能自給，必須依靠外運。

  重慶多山，地形崎嶇起伏，少有宜於農耕的沃野。糧食，尤其是稻米産量較低。以1926年為例，重慶市區人口208297人，年消費糧食20萬石，即4萬多噸，折合每人年均195公斤。

  這些糧食，重慶本地所産，主要出自江北和巴縣。不足部分，通過長江和嘉陵江運入。人們把長江稱為大河，嘉陵江稱為小河。從長江運來的米稱為大河米，從嘉陵江運來的米稱為小河米。大河米佔外來米的絕大部分。如1934年，大河米運入重慶13萬噸，瀘州一地即有8萬多噸。小河米的來源以嘉陵江中游為主，約有8.8萬噸。

  民國初年以來，重慶一直是西南重鎮，航運業和工商業都發展迅猛，人口增長很快。肇自全面抗戰，國民政府遷都重慶，大量政府部門、機關單位、工廠學校以及淪陷區普通民眾涌入，重慶人口激增。1929年，重慶建市時，城市人口僅20萬，1936年47萬，到1944年，突破100萬。

  人口暴增而糧食供應不能相應增加，甚至還因天災而減産，導致輸入糧食不夠，發生糧食危機便成為必然。如1937年，受旱災影響，往年運往重慶的大米銳減，“渝市各小巷餓殍橫臥”。重慶警察局統計，僅該年前兩月，重慶街頭因凍餓而死的災民即多達2870人。

  1939年7月育才學校初創時，每鬥米的價錢是2元2角，兩年後的1941年5月，漲到80元，差不多是之前的40倍——用今天的價格來對比，相當於每斤5元的大米，兩年後漲到每斤400元。

  國民政府在糧價上漲時也&&了一系列平抑糧價政策，如“平價政策”“派售余糧”“取締囤積”“田賦徵實”“控量限價”等。這些措施對抑制糧價上漲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由於戰爭的長期持續以及國民黨的腐敗，這些政策的效果並不明顯，糧價越漲越高。

  1942年，文化人，或者説知識分子的生活，相互間或許會有小的差異，但大體來説，都差不多。北碚圖書館館長張從吾，早年，朱德在滇軍任旅長時，他是該旅編修，與朱德關係密切。後來，他任職於民生公司，創辦了民生圖書館。之後，又力主將民生圖書館與北碚圖書館合併。

  抗戰期間，張從吾率北碚圖書館遷至鄰近的合川渠河嘴。1941年4月，張從吾隨手記下了他的生活狀況。這種狀況，如果用一個詞概括，那就是——窘迫：“現在因米每鬥要四十八元，月薪所入，不夠吃用，莉莉（姨侄女，因父親去世，母親改嫁，寄養在身邊）、雪兒（即張雪如，獨生女兒）、元柱（內弟，家被日寇飛機炸燒，父母雙亡）皆贊成一天兩頓，每頓吃胡豆而佐以稀飯；每人只吃兩碗，吃至胡豆咬不動時而後已。純以胡豆果腹者多，我不當於下箸時皺眉也。”

  1942年，張從吾和北碚圖書館仍寄身合川。為處理公務，他時常往返於合川、北碚、重慶城區之間。一天，張從吾進城拜訪某官員，儘管他和該官員非常熟悉，卻被門衛攔住，聲稱主人不在。張從吾不以為意，留下名片後離去。及後，該官員打來電話致歉。原來，他就在室內。那天，張從吾和往常一樣，身着民生公司從盧作孚到實習生都一樣的麻布制服，加之下雨，頭戴一頂破草帽，腳蹬一雙破草鞋，看人下菜的門衛便不準他進去。

  1942年前後，陶行知的日常生活，與張從吾相差無幾。如果説有不同的話，張從吾只需為一家人的生計考慮，陶行知卻不得不為育才上下幾百號人的吃飯而操心。

  多年積勞成疾，陶行知的身體出了問題。1940年下半年，他兩次患瘧疾，每次均折騰一個月以上。1941年初，早年畢業於南京曉莊師範的方與嚴去重慶看望3年未見的陶行知時，陶行知的病還未痊癒。“他獨自一人仰睡在床上，他聽到了我的聲音，即刻坐了起來。我從旁看去，他那向來豐潤而笑容滿面的面孔，已清癯瘦削了許多，並且時時咳嗽得不歇。他下床後，喝了一點開水，服下少許止咳藥粉，止住咳嗽。”

  這次見面，陶行知向他這位昔年的學生和部下，“談了許多學校的人事上和經濟上的困難問題”，“他最感到困難的問題，便是兩百人吃飯，天天在‘與米賽跑’着”。

與米賽跑

  北碚東北100多公里外，是大竹縣。大竹多丘陵和山地，丘山之間，稻田密布，是傳統的精耕細作農業區。當陪都重慶糧價暴漲時，大竹米價低廉。得知這一情況後，陶行知致信馬侶賢，和他商議派人去大竹購米：“我來渝後，已經與盧作孚先生商妥，學校在大竹購米，彼願盡力協助，並致函大竹縣長，請其幫忙。現聞已有其他機關知道大竹米價低廉，派人前往大竹採辦大批谷米。我們購米事應從速進行，請力行同志即日動身前往，肩負起這一重大而勞苦的工作……”

  由此可知，到大竹購米，實賴盧作孚相助。為了購米以及其他開銷，致信馬侶賢次日，陶行知請求實業家李組紳和吳涵真作擔保，向新華銀行貸款3萬元。

  一個多月後，派去大竹購米的人回來告訴陶行知：大竹米價確實要比重慶便宜許多。如果將大米批量運到北碚，扣去運費，還有盈餘。

  這讓一直為米發愁的陶行知長長地吁了一口氣，他當即提出，“賣米賺米吃，賣炭賺炭燒，這恐怕是解決育才難童經濟難關之兩條路”。故此，1941年初，育才學校“多方了解各地米谷和炭價，盡可能以最小的代價購得米和炭，以維持學校的運轉”。

  孰料好景不長，就在陶行知以為吃飯問題得到大體解決的時候，1941年5月27日，噩耗傳來：大竹縣糧管局不再允許當地所産大米出口他縣。儘管陶行知致函大竹縣糧管局，請求准許育才學校購糧，但從隨後幾天育才學校就差點揭不開鍋來看，他的請求似乎沒起作用。

  6月4日，育才的存米只夠三天了。陶行知決定，從本日起，一日三餐，所有人都吃稀飯。同時，又到處借米，以解燃眉之急。

  大竹購米之路已斷，陶行知復又將希望寄託於平價米。由政府配給的平價米，價格低於市價，但需要一系列複雜的審批手續，還不一定批得下來。到了10月，育才不僅隔三岔五就有斷炊之虞，而且天氣漸冷，全校上下的寒衣也需製作。這又是一大筆開支。

  10月17日，陶行知派人給馮玉祥送了一部他在舊書攤上淘到的外文版《水滸傳》。馮玉祥雖然酷愛寫詩題詞，據説也曾學過外語，事實上並不算文化人。對他而言，中文《水滸傳》或許能讀，外文恐怕就是“天書”了。把這樣一部“天書”送給馮玉祥，其實，陶行知是醉翁之意——他要送給馮玉祥的，是隨書奉上的一首詩：

  將軍老亦壯，還學外國語。

  戴上萬哩鏡，認識更清楚。

  我與米賽跑，久亦忘其苦。

  去來舊書攤，偶得洋水滸。

  持此以相贈，念茲如湯煮。

  自古農人心，好比如湯煮。

  顯然，他希望馮玉祥這位高官，繼續對育才學校施以援手。

  他太需要幫助了。

  他可以過苦日子，但育才不能關閉。

  一面是普通民眾揭不開鍋，一面是與權貴勾結的奸商囤積居奇。對此，陶行知憤怒而無奈，有一天，當他又一次聽工作人員匯報説學校的存糧就要見底時，他寫了一首詩，題目是《穀子在倉裏叫》：

  穀子在倉裏叫，日寇在戰場上笑。我們要給兵士吃下去，化為戰鬥的血，把國恥來昭雪。為什麼把我們關在這裡，給老鼠偷竊？

  穀子在倉裏叫，漢奸在沙發上笑。我們要給老百姓吃下去，化為做工的力，為同胞謀福利。為什麼把我們關在這裡，給奸商居奇？

  穀子在倉裏叫，苦孩在肚子裏叫。我們要給難童吃下去，長得又壯又高，化為智慧的笑。為什麼把我們關在這裡，耽誤了年少？

  詩寫好後，育才學校音樂組一個十幾歲的孩子，含着眼淚譜上曲子。以後，這首悲憤的歌就時常迴響在古聖寺校園裏。

  這個作曲的孩子是陶行知在創辦育才學校前，偶然在一家保育院見到的。當時，他看到一個頭上長滿癩瘡的難童正在指揮一群孩子歡快地歌唱。他的樂觀與才華打動了陶行知，陶行知把他選進了育才。後來，馮玉祥請了醫生，為他治好了癩瘡。

  很多年以後，陶行知早已不在人間，這個孩子成長為中央音樂學院教授和著名指揮家。他叫陳貽鑫。

  陶行知和陳貽鑫的故事，讓我想起高爾基寫給他兒子的信中的一句話：你走了，你種的花卻留下來了。

  從1940年到1944年間，與米賽跑是陶行知的常態。

  經過陶行知多方努力，動用種種社會關係，育才學校終於獲准供應平價米。

  這種平價米，不僅是兩三年的陳米，而且還被有意摻進了大量石子、砂粒、稗子——抗戰時期，不僅育才師生吃這種米，其他高校，比如同在北碚的復旦師生，也吃這種米。用它煮出的飯，師生們戲稱為“八寶飯”。

  並且，這種“八寶飯”，也不是想吃多少就能吃多少，大多時候，只能半饑不飽。

  為保證師生健康，陶行知規定，每天早晨，全校師生必上20分鐘的選米課，即把米中的雜質挑揀出來。

  有一天，師生們在飯廳裏吃完飯走了，陶行知讓食堂師傅晚些收拾桌子。他一張張飯桌巡視，並把每張桌上散落的飯粒，一顆顆地數清楚，分別包成小包，並寫上數字帶走。

  第二天晨會，陶行知把包了飯粒的小紙包拿出來放到桌子上，説：“現在時局混亂，抗戰到了最艱苦階段，加上奸商操縱，我們的生活更加困難。我這個校長沒當好，讓大家受苦了。”説到此，他向大家展示了那些小紙包，並告訴大家，小紙包裏的飯粒，少的有90多顆，多的有600顆。如果按每張飯桌浪費300顆計算，那麼，每一餐將會浪費多少糧食，每一月、每一年又將浪費多少糧食。

  這堂生動的晨會，許多聆聽過的師生，直到晚年還記憶猶新。

  1942年元旦下午，如前所述，陶行知帶着吳樹琴去管家巷28號看房子。這一天，陶行知起得很早。之所以下午才匆匆趕到，是因為上午他先後拜訪了兩個朋友。

  一個是時任國防部最高委員會秘書廳機要秘書的胡秋原，一個是任職於海關的劉全英。

  陶行知拜訪他們，是為了同一件事：推銷營餐券。

  為解決育才學生吃不起飯的問題，陶行知最初寄希望於大竹購米，大竹購米不成後，又想方設法搞到平價米。但平價米不僅質量差，數量也有限。迫不得已，他轉而又寄希望於賑濟委員會，希望從這個官辦慈善機構得到幫助。

  元旦前，他專程造訪賑濟委員會。有關官員明確&&：可以撥發給育才一批棉布製作冬衣。至於糧食，愛莫能助。隨即，陶行知又造訪教育部，一個叫吳俊升的司長接待了他，連連擺手稱沒辦法。還是不死心的陶行知再去糧食部，糧食部劉秘書&&可以代向部長徐堪請示，求他供給育才一批官價糧食，及後卻不了了之。

  元旦前夕，陶行知左思右想——或許，他又一次想起了他的偶像武訓。因為，他決定用武訓行乞的方式繼續辦學。當然，他不會真的像武訓那樣捧着一個碗四處轉悠。畢竟，他是名人，是公眾人物，在社會上廣有影響，在各界都有一大批朋友。

  他製作了一種稱為營餐券的憑條，印製了很多份。然後，他帶着營餐券登門拜訪朋友們，請他們認購營餐券。認購之後，認購者並不是真的要到育才去吃飯，而是讓給學生吃。

  第一天效果不錯，胡秋原和劉全英不僅各自買了一些營餐券，還承諾在各自單位向同仁推銷。

  僅靠捐助還遠遠不夠，或者説，即便夠，也不能讓育才的孩子坐享其成。育才學校的學生不是有繪畫、戲劇和音樂方面的天賦嗎？陶行知決定，通過定期舉辦畫展、話劇公演及音樂演出的方式，將票房收入作為辦學補貼。以後幾年間，重慶市民漸漸認識了一批來自育才的小畫家、小演員、小音樂家。

  1942年1月5日的《新華日報》專門刊發了一篇報道——《育才學校籌募經費，定期在渝舉行戲劇音樂公演》：北碚育才學校為籌募經費，定日內在渝分別舉行繪畫展覽、話劇公演和音樂演奏。預其圖畫展覽為十日至十五日，話劇公演為廿日至廿五日，音樂演奏為卅一日至二月一日，地點暫定中蘇文化協會及新運動服務所二處。該校主持人陶行知，頃已來渝籌備。據稱該校學生什九來自戰區，盡係難童，年來試行天才幼苗教育，頗具成績……

  1942年，無論對整個國家還是對陶行知及其育才學校來説，都是艱難的一年。這年12月5日，武訓誕辰104周年。照例，育才學校要舉行小型紀念會。會上，陶行知介紹了武訓生平，並朗誦了武訓的幾首詩。這些詩，質木無文，如同打油詩，卻是武訓這個聖人內心世界的真情流露——這份真情，就是寧肯自己受窮、受累，也要辦學、興學。武訓用自我的犧牲，換來窮人也有讀書識字的權利，從而不再像他早年那樣受人欺壓。這份真情，長久地感動了陶行知。

  當年11月28日，陶行知寫了一首四言詩，題為《長青不老歌》。這一年，陶行知52歲，體弱多病，卻天天奔波操勞。他相信他將長青不老，因為他有一份大愛：

  博愛存心，和光映面。

  不惑不憂，不懼不戀。

  偶萌煩惱，念梅百遍。

  不急不息，法天行健。

  學而不厭，誨人不倦。

  服務最樂，手不釋卷。

  思想青春，何可不變。

  願師少年，立在前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