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陶行知:我與米賽跑(中)
育才學校舊址古聖寺。聶作平攝
作者:聶作平
創辦育才
重慶多山,位於重慶主城以北40公里的北碚尤多。畢竟,這裡地處華鎣山余脈。
北碚公園就建在一座山上,這山有一個奇怪的名字:火焰山。
站在火焰山上,可以清晰地眺望到山下的嘉陵江,以及江對岸的夏壩、東陽、黃桷,還有後峰岩那邊黛色的群山。
我順着山路,找到了山間一座一樓一底的倣古建築。它叫清涼亭,原名慈壽閣。1935年,盧作孚的母親60大壽,親友們湊錢建了這座房子,把它送給盧作孚,以作其奉養老母之地。
盧作孚沒同意。親友們的好意他心領了,以他的自律,如何肯收這筆厚禮呢?於是,他將樓房捐獻給公園——其時,火焰山公園已更名為北碚公園,並請蒞臨北碚視察的國民政府主席林森題寫了名字:清涼亭。
剛到北碚時,陶行知住在霞光樓。在會見盧作孚的胞弟盧子英時,介紹了他想在北碚尋一處校舍辦育才學校的計劃。盧子英不僅承諾將幫忙尋址,還主動把清涼亭清理出來,讓給陶行知居住。陶行知和吳樹琴搬進清涼亭,育才學校籌備處和曉莊研究所也在此掛牌。
會見盧子英前幾天,陶行知察看了三個可以選擇為校址的地方:一是東洋鎮的龍鳳崗,二是草街子的古聖寺,三是北碚龍居寺。三地各有短長,陶行知一時舉棋不定。
那麼,育才究竟是一所什麼性質的學校?陶行知為什麼要苦心孤詣地去辦?
在北碚尋找校址期間,陶行知給宋美齡寫了一封言辭懇切的信,希望得到她的幫助。信中,他對上述兩個問題均有所闡釋。
他説:“去年秋間,有保育院、教養院及其他收容難童機關之主持人談及,有人在難童中挑選養子,純以面貌美醜為取捨,對於害癩疾、缺嘴唇、臉上生麻子的孩子,不但不要,而且措辭中不免含有當面侮辱之意,這給了我一個很深刻的刺激。”
難童失去親人,孤獨在世,已屬人生大不幸,如能被收為養子,亦不失為一條出路,奈何其中面貌不佳或是有殘疾的,則不僅無人收養,反而要遭到當面羞辱,這讓總是懷着一顆推己及人之心的陶行知受到很深的刺激。
復次,陶行知説他之前在長沙和武漢時,和一位音樂家住在一起——這位音樂家,陶行知沒説姓名,據推測,很可能是與他關係密切的賀綠汀。他們一連發現了好幾個有音樂天才的小孩子:一個只教了他三個鐘頭,便能帶着100多個小孩唱歌;一個只受了三天訓練,便能用音符把一首首從沒聽過的歌曲寫出來;一個也只受了三天訓練,便能自己作曲。三個孩子中,有一個就害有癩疾。這是陶行知受到的第二個刺激。
陶行知在信中自陳:“這兩個刺激,獨立的、各不相謀的存在我的腦海裏,足足有兩個月之久。忽然一天,它們兩個就合攏起來了。我自己問:‘你為什麼不也選擇一些天才兒童來培養他們?’”
及後,在給朋友何從則的信中,陶行知又一次坦陳他辦育才的初衷及方法:“為有特殊才能之難童而設,所有學生,均由各地保育院選來,年齡在十五歲以下,程度相當於初中一年級或高小第五、第六學期。因係為難童教育機關,故學生皆免費,亦不招收其他自費學生。”
陶行知是執行力強大的行動派,有了想法,立即動手。第二天,他就擬定了章程和計劃,並積極籌措費用。
一言以蔽之,育才學校想招收一批失去家庭的難童,不論其外貌如何,身體是否殘疾,只要求在藝術方面或其他方面有天賦。
從北碚城區出發,過嘉陵江大橋,沿江畔公路北上,只需二十來分鐘,便到了一個叫草街子的小鎮。如今,草街子隸屬與北碚接壤的合川。幾十年前的峽防局時代,草街子屬峽防局地盤。
草街子原名安吉場,清乾隆年間形成聚落。光緒時,這座號稱合川門戶的古鎮,被嘉陵江的一場特大洪水摧毀。洪水退去,劫後余生的人們在廢墟上搭起一座座簡陋的草房,連綴成街市,遂易名草街、草街子。
草街子襟江枕山,扼合川與北碚之要衝。清末民初,天下動蕩,這裡是令人聞之色變的土匪窩。匪徒們攔劫江上船隻,搶奪山間行人,直到盧作孚出任峽防局局長後,匪患才算大體解決。
1939年3月18日,北碚已是春意盎然。這一天,陶行知從北碚出發,步行幾個小時後,來到一座古廟:古聖寺。
古聖寺坐落在草街子鎮外的鳳凰山上,原名虎聲寺,始建於明代。大概忌諱老虎,清朝時據虎聲寺之諧音,更名為古聖寺。
我看到的古聖寺是原野上一片幾經修復的老建築。高聳的山門,飛檐翹角,幾株高大的黃桷樹,枝丫高過圍墻,在墻外投下一方綠蔭——圍墻裏,嵌着一塊黑色的碑:育才學校舊址。
80多年前,庭院清幽的古聖寺,一部分房屋充當了古聖寺初級小學校址;另外,還設有一家善堂——所謂善堂,是舊時在寺廟中設立的、開展慈善活動、宣傳宗教教義的組織。其管理人員,由寺廟的僧人、居士以及當地有名望的熱心人組成,負責善堂的日常運作。
當天,陶行知和古聖寺方丈、古聖寺小學校長,以及善堂管理人員一一見面,初步決定把育才開辦在此。幾天后,陶行知再次來到古聖寺仔細查勘,並就租用寺廟辦學一事,拜訪了合川縣縣長袁雪崖。
創辦古聖寺育才學校,陶行知是從一口水井開始的。
古聖寺僧人和居士都不多,只有一口出水量很少且距離頗遠的井。陶行知計劃中的育才學校,將有數百名師生,這口井的水肯定不夠飲用。於是,他向兼善中學借用了地理教師黃開富,托他前往古聖寺打井。黃開富精明盡職,頗有辦事能力。他不僅順利地打了水井,還幫陶行知協調了和地方上的關係,與寺廟方達成了租房協議。
租借協議達成後,陶行知雇請工人,買來各種材料,對已經破敗的古聖寺進行大修。大修所用木頭,來自幾&&外大巴山中的巴中。
1939年5月8日,育才學校在古聖寺掛牌。
在當地朋友帶領下,我穿過公路邊的田間小路向古聖寺走去。古聖寺所在的鳳凰山,西北是陡峭的崖谷,東北是起伏的小丘。寺南,也就是山門前則是梯田,有水田,有旱地,還有池塘。邊角坡地上,桑樹亭亭如華蓋。這些地,都是當年的寺産,也是育才學校租下古聖寺後,由師生耕種的校田。坐北朝南的寺廟,八字形山門南向洞開,兩側石墻上,並列刻着四個五尺見方的大字:壇林忠孝。
入寺,夕陽西下,緋紅的殘陽穿過樹椏,滴落滿地零亂的光斑。一間間大小佛堂,順着山勢,一進高過一進。高大的建築幽深昏暗,有一種讓人悚然一驚的寒涼。
昔年,大雄寶殿上方,懸挂着陶行知的題字:愛滿天下。正殿,充當了育才學校的會客廳。正殿左邊小屋是戲劇組教室,右邊是總務主任的辦公室兼宿舍。觀音殿是小禮堂及教師辦公室。
天井裏,一株羅漢松已有400年以上歷史,它是育才辦學的見證者。只是,這位見證者不能言語,無法説出它看到過的一切。
從開辦之初的40余名學生,到1942年前後,學生增長到200多人。學生們按各自特長和愛好,最初分為6個組,即文學、戲劇、自然科學、社會科學、音樂和繪畫,後來又增加農藝和工藝兩個組。
按陶行知的教育理念設計的育才學校,在中國教育史上,是一所沒有先例的特殊學校。它和一般學校的最大不同,在於它依據兒童的特殊才能和興趣,把他們分成不同的專業組,實行分組教學。
這種分科教育,並不是急於把兒童培養成特殊的專門人才,而是及早發現和給予具有特殊才能的兒童特殊營養,使其特殊才能不至因成長而萎縮。所有學生都必須上兩種課,即普通課——相當於公共課,特修課——相當於專業課。
曾在育才服務多年的孫銘勳,在1950年發表的一篇文章中總結説:“育才學校,不是一個容易辦的學校。以陶行知先生的雄才大略,他所辦的學校,都是他的獨特的創造。從曉莊、工學團到育才,都是沒有先例可循的。尤其是育才,性質特殊,內容複雜,規模龐大,一切工作的部署,都需要自己來設計,都需要自己在實踐中來摸索。”
在育才任教的,不乏各個領域的頂尖級人才。比如,文學組主任艾青,音樂組主任賀綠汀,戲劇組主任章泯,繪畫組主任陳煙橋。此外,像任光、馬思聰、戴愛蓮、莊言、力揚、姚牧等文化界知名人士都曾在育才任過教。至於應邀到校講座的知名人士,就不勝枚舉了:周恩來、馮玉祥、郭沫若、梁漱溟、盧作孚、翦伯讚、胡風、何其芳、曹靖華、劉白羽、周而復、邵荃麟、戈寶權、豐子愷、葉淺予、華君武、田漢……
1940年2月初,農曆新年快到了,胡風從重慶回到北碚與家人團聚。3天后,應陶行知的邀請,他前往育才參觀並講演。多年後,他在回憶錄中回顧了育才學校和陶行知給他留下的深刻印象:
“第二天上午參觀學校各部分,還對文學組兒童講了話。這個學校是陶行知這位生活教育倡導者的實驗園地。他和某些民主人士不同,是身體力行的學者,在文化界享有很高的聲譽。我對他很敬佩,對他的事業我一直是&&支持的。他主張教育從生活出發,勞動與教育合一,對兒童教育全面發展,以使學生的個性特徵得到最高的發展。學校設有藝術各科的初學課,想從小培養學生們的藝術才能,請的教師也都是在這些方面有特殊才能的人,我想是會有成績的。”
史學家翦伯讚對育才學校的孩子們讚不絕口,他説:“十幾歲的孩子能夠在座談會上面談時局,從國內到國外,從政治到軍事,瞭如指掌;能夠寫出作品、自編劇本,自己作曲、作歌;能夠寫生,能畫出星宿的圖譜,這是抗戰中的中國的奇蹟。”
募捐辦學
要辦一所招收難童的特殊學校,陶行知不僅要考慮教室、宿舍、飯廳、操場、圖書館,還要考慮製作棉被、衣服、鞋襪,甚至連辦公用品,哪怕信箋信封,他也事必躬親。這倒不是他不信任別人,而是他歷來有親力親為的習慣。再者,也是為了盡最大努力降低成本,減少支出。
辦育才的每一分錢,都來自陶行知的四處化緣。
育才籌備期間,張治中允諾長期贊助兩名學生,其費用由他承擔,並再捐給曉莊研究所400元;馮玉祥捐給學校500元,捐給曉莊研究所400元;陳銘樞捐贈了一批圖書……
育才學校創辦後的幾年間,社會動蕩,物力維艱。為了不讓這所特殊學校倒閉,陶行知可謂嘔心瀝血。不僅他本人經常拜訪各界大佬,不厭其煩地宣講育才學校的意義,以便他們解囊相助;甚至,他還專門委託一個他信得過的人,以他的名義到社會上四處活動,募集資金。
1942年,陶行知有時住在北溫泉。北溫泉路邊有一家小吃店,賣麵條、包子、饅頭、稀飯。小食店老闆是一個斷了一條腿的殘疾人,叫陳根度。陳根度係江蘇人,12歲到上海做學徒,參加過抗日民眾團體。“八一三”戰火中,他被炸斷一條腿,後來輾轉流落北碚。為了謀生,他和幾個同樣有殘疾的軍人一起,合夥開了這家小店。
那年冬天,陳根度注意到一個有幾分特別的老先生。有一段時間,老先生幾乎天天都來,每次都要一碗陽春面,外加兩個包子。“他身穿老布中山裝,一雙鞋子也補丁多次,中等身材,戴着黑色近視眼鏡。”店子很小,有時客人多,他就端着碗走到店門外,那裏有一塊石頭,他就坐在石頭上吃。吃完,主動把碗筷拿回來。然後,走到旁邊的茶棚裏,坐到躺椅上喝茶看報。“給他泡茶時,他總是厚道地笑笑,他喝茶也特別,一碗濃茶總要喝成白開水才罷休。”
其時,小食店的麵粉全靠配給,但配給數量少,小食店難以維持。有一天,這位老先生偶然得知後,告訴陳根度,他有辦法解決,“你們寫個申請,蓋個店章,寫明每月需要的數量即可”。
陳根度和他的夥伴都不太相信,以為老先生在吹牛。畢竟,這在當時,是一件難度很大的麻煩事。沒想到,半信半疑的陳根度寫了申請後第三天就接到糧食部門通知,“你店今後可以不受限制地供應白麵,但不可轉送親友”。
就在陳根度準備了一桌飯菜向老先生&&感謝時,他才得知,這位老先生,竟是大名鼎鼎的陶行知。
陳根度就這樣認識了陶行知,開始了他們的交往。
1942年前後,育才學校學生已擴大到數百人規模。幾百人要吃飯,要穿衣,幾十號員工要發工資,所有費用,沒有一分錢的固定來源,陶行知的壓力可想而知。他多次在給朋友和親人的信中言及其中的困難:“經費已枯,此地只余數千元。”“學校困難已達最高峰,我昨天做了十件事,集中一切母親愛護小孩之力量來保衛他。”
雪上加霜的是,1943年,育才學校重慶辦事處——即前文所説的管家巷28號,先是被小偷光顧,繼而又遭遇火災,多間房屋被燒成廢墟,大批物資化為灰燼,總計損失達10萬元以上。
望著火災後一片狼藉的現場,陶行知感慨萬千,&&“願做一件有意義之事來補償精神上之損失,同時要於國家有益”——他當即決定,從本就不多的積蓄裏取出1萬元,匯給正在鄂西前線作戰的抗日將士。
作為公眾人物,陶行知既要不斷往返於北碚—草街—重慶之間,參加各種社會活動,還要管理育才學校及曉莊研究所。分身乏術,只得雇請多位“育才之友”為學校服務,陳根度即其中之一。陳根度將小食店交由朋友打理,他則受聘為育才職員。陳根度最重要甚至可以説惟一的工作,就是代表陶行知四處募捐。
他募捐的第一個人是杜月笙。
杜月笙是令人談虎色變的幫會首領,與黃金榮、張嘯林並稱青幫三大亨。其實,此人頗有公益心和民族氣節。上海淪陷後,他拒絕與日本人合作,並潛往香港。1941年,香港失守,他帶領中國紅十字總會內遷重慶。在今天的重慶南山植物園一座樓房裏,他居住了6年,直到抗戰勝利次年才返回上海。
陶行知讓陳根度第一個就去找杜月笙,並不是漫無目的之舉。兩人此前就打過交道:1934年,曉莊師範突然收到一筆5萬元的捐款。捐款人沒有留下姓名。
陶行知懷疑係杜月笙所為——作為黑道大哥,杜月笙剛當選上海地方維持會副會長,他想把自己洗白。贊助教育而又故意匿名,可能會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不久,在上海的某次聚會上,陶行知當面詢問杜月笙,杜既未否定,也未肯定。其實相當於默認了。此事在社會上傳開後,不少幫會頭目,都把子弟送到曉莊師範。1935年的曉莊師範校慶時,杜月笙也曾親往祝賀。
陳根度拿着陶行知的介紹信,懷着既忐忑又好奇的心情叩開了杜公館的大門。
陳根度回憶説:“這杜月笙乃海上聞人,未見到他之前,我已有三分畏懼。猶豫再三,到底壯了壯膽,只見他目光如電,虎視眈眈,確有威嚴。我連忙遞上陶先生的介紹信。果然,他見到介紹信後,馬上就舒展濃眉,笑逐顏開了,立刻&&歡迎。他幽默地説:‘老夫子又辦好事,培養難童,功德無量,本施主理當資助,不敢落後。’我原以為他是大老粗,誰知他竟説出令人吃驚的、儒雅的話來,心中不覺對他有了好感。”
經費嚴重不足,陶行知寫信給主持日常工作的副校長馬侶賢——此前,馬侶賢幾度因虧空超出預算而提出辭職,陶行知均溫言挽留。他告訴馬侶賢,要他建立一個完整的預算,這個預算最好有兩套方案。“一個是量入為出,作為較緊的預算;一個是量出為入,作為較寬之預算。較緊預算為艱苦維持現實支出之根據,較寬預算作為開源籌款、改善生活之根據。這樣則學校生存、師生生活都可兩全,並且可以逐步改善以求發展。”
從預算做兩套方案這個細節可以判斷,即便在經濟最困難,外部條件最艱巨的時期,陶行知仍然雄心勃勃,不僅要讓育才生存下去,更要讓它發展起來——事實上,就是在借賃古聖寺期間,他還在北碚等地購買土地,以期擴大學校規模,吸收更多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