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説達·芬奇是“西方的蘇頌”，那麼蘇頌又是誰？

放置於同安區科技館的假天儀的籠象內部，其主要用來演示我們所看到的星空。

矗立於廈門市同安區蘇頌公園的水運儀象&的 1:1 復刻品。均為夏海濱攝

水運儀象&&層的密室渾象，用於實時演示天體運動。

  新華每日電訊記者易艷剛 顏之宏

  漫漫歷史長河中，有一位博學多才的“觀星宰相”。他既是朝中重臣，又是科研先鋒；他領導研發的水運儀象&，被認為是“現代鐘錶鼻祖”；他組織編纂的《新儀象法要》，被稱為世界上最早、最完整的機械圖紙；他編校完成的21卷《本草圖經》，則是世界上最早的附有植物標本圖的版刻本草圖譜……

  他就是北宋天文學家、藥物學家、政治家和詩人蘇頌。

  英國廣播公司（BBC）的紀錄片説：“有人認為蘇頌是‘中國的達·芬奇’，但更準確的説法是，達·芬奇是‘西方的蘇頌’。”但在當代，很多人並不知道蘇頌的名字和事跡。

“現代鐘錶鼻祖”

  福建廈門市同安區的蘇頌公園內，一座三層紅色木閣樓因為造型獨特，格外引人注目。這是根據蘇頌領導研發的水運儀象&1：1復刻還原的。

  進入這座復刻的水運儀象&內部，精巧的設計讓人嘖嘖稱奇。這&“天文鐘”由水驅動，但並非簡單地用水沖擊水輪，而是通過精巧的機械設計確保水流量恒定，再通過樞輪及控制機構實現精度極高的回轉運動，從而實現精準報時。

  更令人讚嘆的是，水運儀象&的頂層是一台渾儀。它起源於西漢，是古代的“天文觀測&”，可以通過觀測星辰變化，調整“天文鐘”的“日出”和“日落”報時準確度，還讓古人早早地區分了“冬令時”和“夏令時”；儀象&的中層是用於展示天象變化的渾象；底層則是動力裝置及計時、報時機構，通過齒輪傳動系統與渾儀、渾象相聯。這座巨大的“天文鐘”各部件環環相扣、緊密相連，實現了天文觀測和報時的“渾然一體”。

  當年，作為“專家型官員”的蘇頌接到任務後，四處網羅人才，發現了韓公廉、王沇之等有技術專長的骨幹，組成了研製水運儀象&的“課題組”。經過3年多的研發和製造，世界上第一台兼具天文觀測和精準報時功能的水運儀象&橫空出世。

  然而，天有不測風雲，水運儀象&在金兵南下後，被人從汴京（今河南開封）轉移至燕京（今北京地區）。此後因經緯度發生變化，且金人不懂如何調整，它無法實現精準報時和相應的天文觀測，遂被遺棄，後來原件也被毀壞。進入南宋時期，宋高宗曾試圖組織人手重建水運儀象&，但因為種種原因，重建計劃無疾而終。

  蘇頌的頭銜有不少，他既是元祐七年（公元1092年）的宰相，又是當時紅極一時的天文學家、天文機械製造家、藥物學家和著名詩人。集諸多頭銜於一身，這與蘇頌的成長環境不無關係。

  北宋天禧四年（公元1020年），蘇頌出生於福建同安縣蘆山堂（今福建省廈門市同安區城關）。“蘇頌的父親蘇紳是翰林院學士，母親陳氏也來自大戶人家。陳氏在嫁給蘇家時，嫁粧裏就有一些天文儀器。”據蘇頌後人、廈門市同安蘆山堂蘇頌研究會創會會長蘇清祥介紹，幼時的蘇頌經常拿着這套天文儀器仰望星空。來自父親的口傳心授，讓天文的種子在蘇頌心中生了根。

  在廈門市同安區科技館，還陳列着蘇頌的另一項天文儀器——假天儀的復刻模型。它形如球狀竹籠，外層糊紙，再按天上星宿的位置在紙上開孔。當人懸坐球內，扳動樞軸使球體轉動，星光自孔透入，就能全面地看到星宿的出沒運行。“可以説，假天儀是古時候人們觀測星空的‘AR（增強現實）設備’，借助這個儀器，即使不懂天文的人也能輕易掌握二十八星宿的位置。”同安區科技館館長高水滿説。

  不論是水運儀象&還是假天儀，都是北宋時期科技水平高度發達的體現。更重要的是，蘇頌還將精密儀器的研發和製造工序詳實記錄下來，形成了《新儀象法要》。

  “這就好比我把東西做出來，還管‘售後’。《新儀象法要》被認為是世界上最早的‘機械使用説明書’。”高水滿介紹，該書圖文並茂介紹了水運儀象&的設計、建造和使用方法，其中有關“擒縱器”（近現代鐘錶上的關鍵機械結構）的描述，證實了擒縱器最早由中國人發明。

  英國著名科技史研究學者李約瑟在《中國科技史》一書中寫道：蘇頌把時鐘機械和觀察用渾儀結合起來，在原理上已經完全成功。因此可以説，他比羅伯特·胡克先行了六個世紀，比方和斐先行了七個半世紀。

生逢其時的“六邊形戰士”

  古代官員中能成為“一代名相”的人並不多，做名垂後世的天文學家、藥學家或詩人也非易事，但蘇頌卻是同時擁有這些身份的“六邊形戰士”。

  有的人天資聰穎，出生時的“技能點”都“點”在了天賦上；有的人後天發力，在成長過程中把“技能點”都“加”在了勤奮上。但對蘇頌而言，他在幼年時期就愛觀星望月，在成長過程中也有足夠的時間和精力通讀史書典籍，又有機會將愛好與實踐結合，最終成為一代大家。

  在古代歷史上，中醫中藥一直被視為珍貴的資源，但直至北宋，我們一直沒有一本涵蓋全國各地草藥名錄且圖文並茂的參考書。於是，宋仁宗將“全國中草藥普查”的任務交予了蘇頌。

  北宋嘉祐年間，蘇頌在全國範圍內召集了一批有經驗的儒臣，一同審定出版了《神農本草》《急備千金方》《外&秘要》等醫學書籍，並與掌禹錫、林億等人聯合完成了《補注神農本草》20卷。

  編審這些書目時，蘇頌發現前人編纂的藥典有一些謬誤。為了勘誤，他建議各路州縣派人將當地産的藥仔細辨認根、莖、苗、葉、花、實、形色和大小，並將蟲、魚、鳥、獸、玉石等能入藥的材料一一畫圖，説明成長過程、收採時間及相應功效。同時，他們還對海外來的藥物進行取樣分析，並送京城繪成本草圖，最終形成了世界上最早的附有植物標本圖的版刻本草圖譜。後世認為，《本草圖經》給李時珍編纂《本草綱目》提供了直接靈感。

  經過4年的集納和修訂，蘇頌編撰完成了共計21卷的《本草圖經》。全書收集藥物780種，新增全國民間藥物103種，在635種藥名下繪圖933幅，內容廣泛而充實。

  “北宋蘇頌《本草圖經》達到了世界（藥學）的最高水平。”國際科學史研究院院士、日本關西大學教授宮下三郎這樣稱讚蘇頌。而日本科學史家藪內清認為，蘇頌的著作遠遠超越了為《補注神農本草》加附圖這種做法本身的價值，他創作了具有全新意義的科學本草書。日本本草學史家岡西為人則認為，蘇頌根據天下各郡縣所送來的許多標本和資料，編寫了充滿淵博學識的著作，是有關宋代藥物的重要資料，其藥圖對後世的本草研究産生了重要影響。

  “來無源委逢秋盛，信有盈虧應月生。”這是蘇頌名篇《觀潮三首》中的詩句，反映了他對潮汐漲落的觀察——潮水在秋天時變大，且往往伴隨着月相的盈虧變化。作為一名功勳卓著的科學家，蘇頌將自己的科研所得傾注在詩句中，被後人稱為“科學詩”。

  “唐宋的名家大作實在太多，蘇頌在其中就顯得‘名不見經傳’，但他的詩確實給後世很多啟迪。”高水滿説，後人將蘇頌的詩篇集納成冊，編修為《蘇魏公文集》，在600多首詩篇中有30余首為“科學詩”，為後人進行相關的科研工作提供了重要參考。

對現代科學發展的啟迪

  從某種意義上説，北宋時期的中國，可謂是“世界科研的中心”。海外各邦紛紛遣使來宋，試圖將先進的科技帶回併發揚光大。但宋之後的一段時間，我國的科技實力卻日漸衰退，甚至明後期的天文學家“觀星”時，都要借助歐洲發明的望遠鏡。

  有一種聲音認為，我國古代天文觀測主要為鞏固皇權服務，這讓蘇頌等一批科學家能夠調動大量資源。“古時候的皇帝被稱為天子，‘應天承運’是其統治合法性的重要基礎，這也就是為什麼古代要設置專門的部門和官吏來觀測天象。”蘇清祥認為，包括水運儀象&在內的諸多精巧“觀星工具”，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誕生的。

  然而，正因為天文儀器主要服務於當時的極少數人，客觀上讓普通人與“觀星”無緣。“歐洲中世紀文藝復興後，科研工作對普通人開放，平民能接觸到最新的天文儀器，這為歐洲趕超中國提供了豐沃的土壤。”廈門市同安區閩南文化研究會會長林永富説，相較於歐洲天文研究在文藝復興後的“平民化”，中國古代的天文研究卻始終未向普通人開放，我國在這場天文觀測競賽中逐漸落於下風。這也是明朝後期中國人“觀星”需要借助伽利略製造的天文望遠鏡的直接原因。

  閉關鎖國政策的實施，也客觀上拉大了中外科研水平的差距。明朝時期，為防範倭寇滋擾沿海，統治者推行了“海禁”政策，斷絕了東西方自海路的民間交往。尤其是進入清朝後，閉關鎖國的實行和“天朝上國”的自大，讓中外交流尤其是科技交流幾乎陷入停滯。高水滿説，西方在第一次工業革命後，迅速邁入“蒸汽時代”，生産力和生産關係發生重大變革，加速拉開了中國與西方的科技差距。

  新中國成立後，我國在天文探索領域再次發力：1970年，我國成為世界上第五個向外太空發射人造衛星的國家；2003年，隨着神舟五號載人飛船的發射，我國成為全球第三個掌握載人航天技術的國家……

  近年來，“天宮”空間站實現航天員長期駐留，“嫦娥六號”在月球背面“尋寶”，“天問一號”對火星進行細緻的“凝視”……這些偉大的天文探索成就，既有中國人自古以來對浪漫星空的追尋情結，更是對蘇頌等前人“觀星”的繼承。

  “倚蓋星河檐際直，玉晨鐘磬枕邊聽。”蘇頌對星空的追尋，如今也已成為後人奮鬥的目標。